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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翻废话温水浴

2017-01-12戴潍娜

读书 2017年1期

戴潍娜

无论历史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太过超前的东西都是要上绞架的。

文学世界里不乏这样早到的英雄。天才有时就是怪物,世人一旦中毒,便被迫卷入他们探寻真理的智力角逐。与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位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相比,阿·赫胥黎虽名气稍逊,却是一位天才加通才的学者。

多才多艺是天赋,也是诅咒。正如万邦国中的亥姆霍兹,因此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与孤独”,小说写成预言书的阿·赫胥黎,若身后有知,见到今日之世界,恐怕亦要自嘲:对于真理的过度占用,“这种罪过跟贪婪和酗酒应同样受到责备”。

阿·赫胥黎的哥哥叫朱利安·赫胥黎(他们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德鲁·赫胥黎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同样是生物学家和作家,民国时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著作《奇异的蚂蚁》《生命与科学》等。早年间很多出版物都没有标清是哪位赫胥黎的作品。

出身知识分子精英世家,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阿·赫胥黎,逃避不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不可救药地沾染上精英气质。后人尽可以追慕那些个辉煌又荒唐的往昔—始建于乔治时代的贝里奥尔学院,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仿佛真理在握;听爵士或民谣,以及诵读拜伦、乔叟的滑稽情景,仿佛全世界最聪明最漂亮的人都聚集在这一间华丽的客厅。那种放浪、颓靡又严肃不堪的智力生活,是叫人中毒和上瘾的。

生活中的阿·赫胥黎是个像王尔德和萧伯纳一样的大高个子。他“屡次前往伦敦”,常年混迹于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圈”—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他与劳伦斯、托马斯·曼相交甚笃,几乎不与美国作家来往,却与好莱坞明星打得火热。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赫胥黎在美国度过。他在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把《傲慢与偏见》改编成电影并大获成功,不时会有数千美元进账,他在英国的版税也高达每年四千英镑。然而,他本人坚称“看不出物质进步有什么必要,除非它能推动思想前进”,逐渐沉湎于印度教、神秘主义,参加灵修会、降神会,并持续嗑药到死。

英国学者默里曾经这样概括赫胥黎的哲学:“可以使世界变得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们自己变得好一些的前提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赫胥黎会渐渐潜入通灵会、神秘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迷雾,并成为一位深度的瘾君子。人类求道,无外乎两条路—向外求和向内求。赫胥黎里里外外修炼自我,意欲打破天人之际,“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个宇宙的机关”(《水滴的音乐》,花城出版社二○一六年版,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在他看来,致幻剂不仅是药品,更是权力。大概源于亲身体验,在《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出一种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长处的化学药物,这种药品“既能制造奴役,也能推动自由”,药瘾是关键。如今,这番噩梦,正在梦想成真的途中。减肥都可以成为宗教的今天,操控者不再“仅仅依靠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他们已然可以通过制造自由的幻觉,令其臣民身心愉悦地被愚弄。

与大多数英国传统文人一样,赫胥黎也十分毒舌,他说:“一切艺术都可以沦为手淫的工具。”(《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版,68页)很少见到像他那般坚硬的文字和凶狠的思想。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笔下不写生活的鸡毛蒜皮,而在做工业文明的反思,用反讽的方式批判科技化、集权化的社会,那种反讽一不小心就成了预言。他时常离经叛道,是一位令人不安的预言家、睿智犀利的讽刺者、百科全书般的学者,以及整个星球的批评家。语言中利刃纷纷,他对人群偶尔发出的赞美,如果不是带有侮辱性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体谅怜悯。

赫胥黎的作品早在民国就有出版,其影响虽赶不上他的祖父老赫胥黎,但很受学者潘光旦的推崇。一九四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两年后,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任道远翻译的《科学、自由与和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赫胥黎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频繁印刷,版本多得惊人,目前尚没有权威译本的定论。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短篇集《神秘的微笑》,长篇《旋律的配合》,并再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等。台湾地区翻译出版了《天才与女神》《众妙之门》等书。然而,这些仅是赫胥黎一生著作的很小一部分。像这种辛辣点戳人类社会要穴的预言家,我国的文学教科书对此人几乎绕道而行。高产的赫胥黎,还著有《铬黄》《男女滑稽圆舞》《光秃秃的树叶》《点对点》《加沙盲人》《几个夏季之后》《时间须静止》《天才与女神》《岛》等诸多小说,同时写作社科文论《猿和本质》,另有游记《跨越墨西哥湾—旅行者日记》《沿路见闻录》等。可惜这些作品鲜有翻译,知音寥寥。写出惊世禁书《劳顿的魔鬼》的赫胥黎,对此冷遇大概不会太吃惊。这部非虚构历史传奇里,他描述了一个十七世纪集体爆发歇斯底里症的法国小镇。故事中,牧师的结局是被当作魔鬼烧死。从中世纪走来,人群对于邪恶的寻找和对疯狂的沦陷从未懈怠。相较于火刑,群氓对布道者表示冷漠,已是莫大的优待。赫胥黎的《水滴的音乐》中文版出版,稍稍弥补了我们长久以来对赫胥黎的蓄意冷淡。

查尔斯·M. 赫尔墨斯曾评价说:“他清晰描绘了二十世纪人类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赫胥黎的时代,经历了从机械化的鼎盛到电子化的发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来说话,似乎是以人文主义的代表莎士比亚,来对抗工业化时代的代表“福特”。如果说赫胥黎的预言小说像望远镜,他的随笔则如高倍放大镜,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进而放大升华到旁观人类的指点与希腊式的哲思。

正如戴奥克利欣皇帝浴室里的一间,足以改造出一座大教堂,赫胥黎众多著作中的小小一本,就足以叫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忧虑深渊,迫使我们去思考所处世界的荒谬。因为“如果没有反省与思考,任邪恶恐怖的罪行降临到别人身上”,终有一天,未来会报复我们,让我们亲自温习这苦难。

如果说“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向世界亮出的是手术刀,赫胥黎则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虚构了一个可怕世界—福特纪元六三二年的万邦国。在那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信仰将不是上帝,而是以汽车大王福特寓意的“福帝”。人天生被分为五个等级。人工授精生产成为主流文明,婚姻家庭是野蛮的,性是随意的。低等级的人,从胚胎阶段即开始培养他们从事底层艰苦的劳作,并依靠一种叫“索玛”的药品来保持精神愉悦。他们将一生如此,永无改变。一切以往的文明都被否定,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禁书。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十七年后,赫胥黎在伊顿公学的弟子奥威尔写出了《一九八四》,该书中流行的是惩罚性的统治术,《美丽新世界》则是永不停歇的消遣—“直升机交通,电磁高尔夫球,真空震动按摩机,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状态消失,芳香乐器,感观电影。”(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9,p.3)在这些幸福的教唆下,逐步形成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通过填鸭式说教泯灭自由意志,进而达到奴役的合法化。万邦国,一种曼妙的死亡之景。所谓和谐,就是惩罚。在赫胥黎描绘的可怕未来,自由成为幸福的最大敌人,人们将自动自发走向奴役之路。

在这些“有组织的疯狂”和“被批准的犯罪”中,赫胥黎最不肯放过的,是庸俗的文化娱乐。“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5页)赫胥黎在《水滴的音乐》中的尖锐批判,给《娱乐至死》等书开了先河,文化快餐能让人像吸烟喝酒一样成瘾,民众一天不欣赏肥皂剧、不听大众广播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10页)而这些只会造成一种“丧智状态”,以及道德上的低能。不但不能启发民智,反而形成一种统治。

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道德家喜欢吹嘘他那一代人是自该隐以来道德最败坏的一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还是会感慨“从未有过比他们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辈人”。怀疑论者,号称“达尔文的猎犬”的阿·赫胥黎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经历了“一战”“二战”的阿·赫胥黎说:“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如今知识分子多在反思老赫胥黎的口号,此话打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潘多拉魔盒。面对着《水滴的音乐》一书,只想我们误读了爷爷,但愿能放过孙子。

然而,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大众精神基本无能,要“向凡人呈现上帝的道路”,这样的努力是注定的失败。赫胥黎也必将迎接属于他的失败—事实上,他一直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着。

按他自己的说法:“将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须相应地有将它们精心合宜地毁灭的办法,要不然世界就将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没……人类会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积累所窒息。”(13—14页)面对无法容纳新书的地下书库,赫胥黎曾放话,希望一九七○年博德莱图书馆的馆员有勇气决定将馆藏“付之一炬”。也许是为了亲测他的理论,也许是为了逃避被他的忧虑所窒息,赫胥黎逝世的前两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的家。他绝大多数的文件档案,连同劳伦斯的手稿、伍尔夫的书信、纪德的签名本以及他祖父的初版书一道化为灰烬,仿佛上帝要把他的一切都从地球上轻轻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