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季·巴布琴科（一九七七— ）是第一位以车臣战争为创作素材的俄罗斯作家，他以充满人文情怀的笔法，将自己亲历的战壕生活展现给读者，其创作风格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在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领域，继老一辈作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之后，出现了“战壕真实派”。该派作家大多是在前线打过仗的年轻军官，他们结合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一批堪称经典的战争文学作品，包括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战壕真实派”的创作出发点有别于此前的苏联战争文学，没有将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最高统帅的英明指挥，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官兵，突出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无可替代的贡献。相对于此，车臣战争作为一场现代局部战争，缺少那种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昂情绪，战争似乎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参战士兵也将前线作战理解为一项职业任务，很少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或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巴布琴科的车臣战争小说虽然同样力求表现“战壕真实”，但他笔下呈现出来的战争已是另一种样子。

巴布琴科创作的初衷首先在于揭示车臣战争的真相，对“战壕真实”的再现达到了新闻报道那样的准确程度。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他宣称自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战壕真实”，要将“亲眼看到的那种战争呈现出来，不会是那种被宣传加工过的样子”（二○○八年四月七日接受BBC采访）。评论家普斯特瓦娅曾撰文，专门谈到了巴布琴科小说的这种真实感：“巴布琴科被战争的真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像一面镜子的碎片，穿行在战场上，并将战场映射出来。”（《新世界》二○○五年第五期）为了强调这种“战壕真实”的价值意义，巴布琴科曾与老一辈作家马卡宁（一九三七— ）展开论战。马卡宁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文学创作，数十年来笔耕不辍，代表作品有《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一九九三年获俄语布克文学奖）、《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一九九八）等。一九九九年，马卡宁推出了以车臣战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在马卡宁看来，即便是对于战场上经受生死考验的人，美仍然是一种拯救力量，它可以让人保持自己的本性。巴布琴科则认为这种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为此他不无针对地指出：“没有打过仗的人不能讲述战争，这不是说他笨或迟钝，而是因为他没有能用来理解战争的感官。这和男人不能怀孕、生孩子是一个道理。”（《战争艺术》二○○六年第一期）二○○八年，马卡宁以车臣战争为题材，创作出长篇小说《阿桑》，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巨著奖。《阿桑》中的主人公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齐林，曾在车臣地区从事军火库和燃料仓库的建筑工作，在车臣战争之后成为俄军敬仰的汽油大王、车臣人敬畏的“阿桑”。就马卡宁的这部新作，巴布琴科在《新报》上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马卡宁对战争的描写纯属杜撰，根本没有真实性可言，称这部小说是“借车臣题材对战争的胡编乱造”（《新报》，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饥寒交迫、惊恐不安才是士兵每天面对的生存状态，危机四伏的环境要求战士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而美的东西背后往往暗藏着危险：“是很好，好看。但那儿会有车独分子藏身。那儿会有一场战斗，死神就在那儿。狗东西，潜伏在那儿，躲在太阳底下。等待，在等着我们。等我们懈怠了，就会跳出来。”（《阿尔罕-尤尔特》）

巴布琴科在小说中体现的“战壕真实”，摆脱了正义战胜邪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的诱惑，“活命”被视作战场上的最高法则。战争怎样让一个人变成一名战士，这才是他要表现和思考的主题。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巴布琴科将战场上的“活命”与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等量齐观，战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街区，在战区里生活着一种从事特殊职业的群体。二○○五年在接受《新报》采访时，巴布琴科说过：“有两个俄罗斯，正在打仗的俄罗斯和另一个俄罗斯，它们存在于平行的两个世界。”在小说《阿尔罕-尤尔特》（《新世界》二○○二年第二期）中，通过主人公阿尔乔姆，巴布琴科讲出了战区“居民”最关心的事—“在极端情况下，所有机体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活命。”在生死瞬间，阿尔乔姆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他最为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活命”：“重要的是活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至于将来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阿尔乔姆将打仗等同于职业行为，杀人不过是这种职业要求完成的任务而已：“对车独分子，他没有丝毫同情或良心不安。我们是敌人。应该杀死他们，就该这样。采取一切手段。办起来速度越快、手法越简单越好。”我们还记得，在当年的“战壕真实派”作品中，颂扬英雄主义，捍卫正义与真理，是巴克兰诺夫等一代作家始终坚持的创作宗旨。无论是在《最后的炮轰》，还是在《一寸土》中，尽管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画面充满了血腥，但经常让老兵们陷入噩梦的那些残酷经历让他们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成为捍卫和平与真理的高尚之人。在《一寸土》中，巴克兰诺夫借中尉莫托维洛夫之口，道出了苏联官兵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忘我战斗的意义：“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所有的卑鄙行径，是为了战后能过上充满人性、诚实而正当的生活。”不难看出，在“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中，消灭敌人而让自己活下来并不是最终目的，这显然与巴布琴科的“战壕真实”所体现的“活命”原则不能同日而语。

在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中，作者从全新的角度开启了当代人对生命的意义、对战争的另一种理解。参与战争的人遵循着冷酷而僵硬的“活命”原则，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名战士，完成这种蜕变的代价是人性的丧失，这与战士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冲突。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交战双方或阵地已不复存在，交战经常发生在人们仍在正常生活的街区或巷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穿行在和平生活的空间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就变得格外强烈。此外，现实中车臣战争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不高，新闻媒体对战事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退伍后的战士也感受不到社会的关心，体验不到参战本应带来的自豪感，由此产生的落差让参战者更看重普通人所过的安宁生活。巴布琴科在描写令人胆战心寒、噩梦萦绕的战斗场景之际，始终未忘展示主人公内心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与渴望。战争残酷之“冷”与向往和平生活之“热”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冲突中，主人公一方面要捍卫“职业”操守，去完成作为战士所肩负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像普通人那样，时刻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为此，巴布琴科所要表现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和敌人的冲突，而是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不关心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战争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在巴布琴科的作品中，普通人经受战争的考验，成为一名战士，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人格上的升华，也不能证明他在价值观或人生观方面变得更崇高。相反，人之蜕变为战士，往往意味着心灵活动的结束：“这片战场他不会忘记，他是在这儿死去的，他身体里的人跟在纳兹兰时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一个战士诞生了。一个好战士—空虚、没有思想，带着冰冷、仇恨的心看待整个世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阿尔罕-尤尔特》）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按“活命”原则，将个人的生存放在首位。阿尔乔姆是小说《阿尔罕-尤尔特》中的主人公，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由于他的误判，导致一名车臣老人及其八岁的孙女遭到枪击，女孩当场死亡。这件事让阿尔乔姆追悔莫及，几近疯狂，差点儿吞枪自尽。为了证明“活命”的合理性，他反过来想，被枪击的目标如果真是车臣匪徒呢，那样的话，命运就换过来了，死的就不是对方，而是自己了。最后，阿尔乔姆认识到，开枪是必需的，由此也完成了由普通人到一名战士的蜕变。在这个蜕变过程中，将个人放在首位的“活命”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与以往的战争文学大相径庭。人们在谈论“战壕真实派”的起源时，常常追溯到维克多·涅克拉索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七）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一九四六）。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克尔任采夫中尉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及其成长过程。在反击德军的战斗中，人之成为战士，意味着这个人经受住了考验，其人性得到了升华，进而变成英雄。对于涅克拉索夫来说，战争是验证和提升人格境界的手段。对于巴布琴科而言，战争中的人也是普通人，而战区不过是另一种生存区域而已，争取活下来才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这成为其作品中缺少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因之一。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主人公“平民化”是巴布琴科战争小说的一大亮点，这有别于以往带有“英雄化”“妖魔化”倾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文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大多表现出主人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存在着英雄化的倾向。在八九十年代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作品中，不仅见不到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而且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存在着“妖魔化”倾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奥列格·叶尔马科夫（一九六一— ）曾在苏联驻阿富汗的炮兵部队服役。一九八九年，叶尔马科夫开始根据亲身经历，创作出系列小说《阿富汗故事》。在叶尔马科夫的代表作《野兽的标记》（原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由刘宪平、王加兴完成的中文译本已于二○一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主人公切列帕哈是苏军的一名校炮手，小说重点讲述的不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其所在的军营生活。借助“妖魔化”手法，切列帕哈被塑造成一个与“野兽”无异的军人形象，他不仅欺负新兵，吸食大麻，还恫吓平民，枪杀俘虏。而在阅读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中文译本见《世界文学》二○一○年第三期，胡学星译）等小说时，我们能从主人公平淡无奇的言谈举止中，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珍惜，这都要归功于作者将主人公“平民化”的处理方法。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军人没有被塑造成“高大上”或“高大全”的形象，不过，他们还是会让自己适应残酷的战场生活，以尽职尽责的敬业态度，去履行军人的天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战士们在险象环生的战争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体验和平生活，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山地步兵旅》讲述了俄罗斯士兵与车独分子作战的种种经历，同时还不吝笔墨，描写了战士们在战斗间隙或休整期间的“闲情逸致”—到河里洗澡，收养小狗，救护濒死奶牛等故事。有一次，战斗刚告一段落，两名战士去车独分子把守的楼内侦察，发现“一个很像样的炉子”，便想带回去取暖用，这时候被对方的狙击手发现：“我们朝己方的楼房飞奔，像高鼻羚羊那样，两跳就跨过了五十米的距离，但还是没扔下炉子。我俩刚跑进楼门，就开始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为了弄到取暖用的炉子，两名战士差点儿丢掉自己的性命。这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了解战士们所过的那种非人生活：“一个星期没洗的双手布满裂纹，经常出血，因为寒冷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湿疹。我们不再洗脸，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们已经一星期没烤过火了—湿漉漉的芦苇点不着，而在草原上又没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们开始变得像野兽一样。寒冷、潮湿和泥泞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感觉都剥蚀掉了，只剩下仇恨，我们仇视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正是为了避免变成“野兽”，需要用炉子来取暖，让自己保持正常人的状态，两名战士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将炉子带回去。

在巴布琴科讲述的车臣战争中，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短篇小说《一套住房》讲的是俄军士兵入住攻占区无人留守的民宅时发生的故事。主人公发现一处住宅的房门上挂着钥匙，室内陈设简朴但很温馨：“在一号小区，在一座黄色的五层高的楼里，我发现了这套住房。房门上包饰着便宜的人造革，门锁上插着一串钥匙，主人没打算把门锁上：在这里住吧，别破门而入就行。房子并不豪华，但很齐全。很有生活气息，看来主人刚刚离开，就在突袭之前。不像是在战争时期，这里很温馨、安静。简陋的家具、书籍、陈旧的壁纸、毛织无绒头的双面地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规规矩矩，没有遭到洗劫。甚至连玻璃都没被打碎。”房子的主人非但没有将家中的物品带走，还把钥匙也留了下来，这让见惯了人去楼空的主人公产生好感，唤起了他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于是，他将这一处住宅“藏匿”起来，经常到此待一会儿，将房主想象成自己的妻子，与之一起享受片刻的安宁生活：“这里是一个小世界，是我极其渴望的安宁生活的一片小天地，我渴望从前没有战争时的那种安宁生活，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守着心爱的妻子，晚饭时边吃边谈，畅想着未来。”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再次来到那处由于他的努力而保持完好的住宅：“我们要继续向前开拔时，我最后一次去那儿看了一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门锁上。我把钥匙留在了锁上。”

从这类故事中，我们看不到战士们追求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也看不到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也无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作者对战士的污蔑或贬损。换言之，巴布琴科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既不热衷于“英雄化”，也不喜欢“妖魔化”。巴布琴科描写的战士活跃在战场之上，辗转于生死之间，但仍渴望能像和平环境中的人们那样过正常生活，做个正常人。可见，“平民化”才是巴布琴科塑造军人形象的手段，这让他笔下的战士更真实，更接地气。

在巴布琴科尝试战争文学创作之时，苏联解体后一度受追捧的后现代主义已风光不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回归。在这种文学背景下，巴布琴科追求“战壕真实”的小说一经问世，便被评论家贴上了“新现实主义”的标签，并得到涅姆佐尔、斯拉夫尼科娃等文坛大腕的一致力捧。近年来，巴布琴科受聘为《新报》等媒体的战地记者，多次到南奥塞梯、乌克兰前线采访，这无疑会为他今后的战争文学创作提供帮助，我们期待着他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问世。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张载

正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一般是从一八四○年开始，但这种书写带有浓厚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痕迹。如果从“中国中心观”来看，在长时段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发生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从明到清前期就已埋下变因；而在短时段的意义上，中国社会巨变的来临又比一八四○年要晚得多。孔飞力的经典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衰落是自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一八六四年才开始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敌人及其叛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如果说一八六四年构成了中国近代巨变的第一个历史界点，那么，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五年的废除科举就构成这场巨变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界点。这些界点的确定与构成中国社会结构重心的士绅阶层的演化息息相关。一八九五年前，科场是帝制后期的社会支配关系赖以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场域，支撑着科场场域的是所谓的“士绅惯习”。但自一八九五年后，“士绅惯习”开始不断遭到严重的冲击，并由此影响到了原本以科场为中心的教育场域。这个影响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五年，在此期间，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展开竞争，由此导致了士绅惯习的衰变，并最终造成了科场场域的终结。其标志性事件是一九○二年《壬寅学制》、一九○四年《癸卯学制》的先后颁布和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停废。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在此期间，科举被废、书院改制、学堂遍立，新文化资本占据了教育场域的主阵地。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权力的重组，但并没有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如果说科场场域实现的是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内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整合，那么，新式学堂崛起导致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化与瓦解，而传统的“士绅惯习”则突变为新式学生的“反体制冲动”。这种反体制冲动虽然瓦解了科场场域的存在基础，却只是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去合法化的惯习，因而，取代科场场域的并非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场域的学校场域，而是一个与权力、政治、革命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后科场场域”。“反”字当头的惯习不足以建立起新的道统，终究也难免被政统所裹挟；而缺乏道统支撑的政统在近代中国不断上演着的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

可以说，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虽然展开了教育制度的巨变，但并没有随之完成教育理念的真正更新。所谓“新教育理念”之“新”究竟在什么地方？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新教育是从精英主义、道德化的传统教育走向了实用化、科技化、大众化的现代化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新教育场域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场所，既是新式学生通向现代世界和民族—国家的桥梁，也是国家对乡土社会进行渗透整合的通道。这两种观点显然是现代化理论以及国家—社会理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中的移植，并没有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贴切地理解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本身的内涵来说，其基本精神是德行教育；而如果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谓“场域”（field）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教育场域的基本特点是“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读书人通过“修身”“齐家”，希望最后能够通向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传统教育的重心放在为统治者提供优秀人才上。士阶层不仅以文化主体自居，更发展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识，造成了学与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密不可分。因此，当严复一八九八年提出治学与治事不能相兼，“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当梁启超一九○二年道出“天地间独立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所谓“新教育”的实质在于政与学的关系重构。不过，这些在当时甚为微弱的呼声为革命的浪潮所淹没，更何况这两位过渡时代最著名的代言人自己也没能真正做到治学的独立。

真正为新教育场域的兴起揭开大幕的是蔡元培，他一九一七年开始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为宗旨，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手段，努力使北大广泛接纳学有专长的人才、全面打造学术研究的体制、深入塑造学术所谓“科学的精神特质”，从而使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学术社会”逐渐得以孕育、催生和成熟。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如果借用牟宗三的术语，那就是说，蔡元培试图在政统与道统之间增添一个新的东西：“学统”（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所谓“政统”是指政治权力系统，所谓“道统”是指道德人心世界，所谓“学统”是指科学话语世界。蔡元培试图通过北大的整顿实践，在教育场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这个“学统”以西方的经验科学为基础，以“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以“兼容并包”为手段，一方面以相对独立自主的精神构筑起与政统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在美育的辅佐下统摄对道统的重塑。也就是说，蔡元培希望通过“政统—道统—学统”的三角平衡关系的建立，使新教育场域得以真正成型。如果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时期也正是从《壬子癸丑学制》过渡到《壬戌学制》（一九二二）的时期。

尽管蔡元培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教育与学术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他所冀望的“政统—道统—学统”的平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平衡，他所追求的“教育超秩于政治”只是一个理想形态。在他治下的北大虽然一直采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但到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兼容的裂变。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大在这次运动中一马当先，一代新青年由此崭露头角。但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也隐微带来了某种挑战。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被免；随后陈独秀就因为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而自动脱离了北大。陈独秀从北大离职固然有众多因素，但追求政治的激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另一方面，一九一九年被蔡元培破格请进北大执教的梁漱溟对北大只重知识而不重人伦和实践的西式教育渐生不满，先后几度请辞而被蔡元培挽留，直到一九二四年最终离开北大，去山东菏泽接办省立第六中学，谋求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新教育实践。陈独秀和梁漱溟从北大的离职，标志着“兼容并包”并不能完全解决新教育场域塑造中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

政与学的张力在面临学生运动时尤显突出。蔡元培对学生运动并非一概采取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学生“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44页）。对蔡元培来说，学生卷入政治，只能是在“一发千钧”这样的非常态情况下。但是，自清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一发千钧”的非常态变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常态。因此，新教育场域的塑造走向，不仅取决于学校里的校长和师生的行动，更取决于政治场域的局势变化。正所谓“这一代的政治培养出这一代的学运，这一代的学运反映出这一代的政治”（杨人

：《从这一代的学运看这一代的政治》）。从“五四”到北伐，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生运动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浓厚，从五四运动的注重外交问题转而注重内政问题，从学生运动独立成潮到与政治反对运动合流，从学生运动到由政党主导的“运动学生”（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四年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为了革命既相互争夺学生运动的主导方向，又在某些情形下共同助力于学生运动的激进化。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高等学府里的学与政已经呈现出此消彼长、相互推拉的局面，那么，在某些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与政治、学生与革命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科举废除后的新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原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又丧失了科举体制所特有的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新式学生群体数量庞大、出路堵塞，加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因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二○一○年版）。尽管蔡元培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但要真正做到读书与救国两不误，既需要学统的坚固，也需要学生个人的涵养。面对风雨如磐的时局，那些从草根社会走入神圣学府的中学生尤其是中等师范生，他们是充满激情、“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中小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对苦难、不公和黑暗的世界有着深切的体会，身负着教化社会、重整河山的重任；而他们的学养又不足以安顿人身、涵养人性与抚慰人心，“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峻急心态常常使他们选择了通过革命去成就道德人生的道路。而二十年代既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从《壬戌学制》（一九二二）演化为《戊辰学制》（一九二八）的时期，也是政治史上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虽然对二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它在初创时仍须找到合法性授予的制度基础。民国时期的新式学校尤其是中等学校就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各地建立组织网络的一个主要依托。一些由国民党员控制的中等学校营造出结社自由和追求进步的浓烈氛围，为中共组织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的不同类型又促生了中共早期不同的组织结构。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六》一书研究的是三个个案：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的湖南士绅的裂变；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江西中等学校与中共组织网络的关系。该书研究的时段也正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五个学制方案（《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和《戊辰学制》）相继出台的时期。尽管该书并非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史或教育思想史的专门研究，但将这三个研究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八九五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教育场域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所伴生的学与政的关系变迁。

当然，所谓“新教育场域”的概念虽然有其整体的意涵，但也因教育层级、地域和世代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具体内涵的差异，需要分别略加讨论。

首先，不同教育层级的差别。政学的张力在不同层次的学校表现出来的强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对大学来说，这种张力的强度最大。一方面，大学作为担负着学术创造使命的教育场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问道为学常常形成较强的传统；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使命意识比中学生更强，对政治的敏感度也更高，介入政治的资源更广，从事政治的能力也更强。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学数量还很少的情况下，一所大学里往往既有较强的学术风气，也可能同时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而中学和师范学校则因为各自面临的校园环境的差异，容易在向学与革命上形成一边倒的趋势。比如，同样是二十年代江西省最著名的中学，南昌一中与南昌二中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有着更浓厚的学术风气，而后者则因为与国民党人士的渊源成为江西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学校之一。又如，在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省立中学常常是通向大学的台阶，因此对学生的学业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而师范学校则因为生源多来自贫寒之家的优秀学子，毕业出路大多是回乡当小学教师，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其次，不同地域的差别。就中国晚近士绅群体的分布来说，有三大区域的士绅是最为重要的：湖湘、江浙和岭南（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湖湘知识群体是晚清儒学地域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晚清地方军事化的重要助力。湖南既是晚清绅权扩张最为强盛的地方之一，又是产生诸多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政治、军事人物之重镇。在传统科举考试中，湖南远非称得上文风鼎盛之区。但在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的嬗变中，湖南民风中的蛮勇与新学堂环境中酝酿出的反体制冲动结合在一起，使其近代涌现的政治军事人物在全国高居榜首。这也使我们对湖南清末民初教育场域的个案研究在全国颇具典型性。而在对五四运动学生代的研究中，则需要考虑到另一种典型性。美国学者叶文心在研究杭州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根源时曾指出，以往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北京，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从“五四”开始就存在诸多分支流派。五四运动在杭州，代表了与北京的运动所不同的另一种讯息，即不是来自通都大邑对外开放的口岸的求变，而是来自中国内地乡土社会的求变（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传播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的中心，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位居区域的中心，江西等位居革命思想传播和组织发展较为迟缓的第三类地区。以往对早期中共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前两类地区。而对江西这样的第三类地区的关注，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五四运动学生代在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时从中心扩散到边缘的发展脉络。

再次，不同世代的差别。所谓“世代”（generation）更多是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代。也就是说，“世代”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因个体占据了相似位置而构型成的具体的社会群体，故此，某代人的社会构型可以迁延上百年不变，而另一代人则可能整代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中的关节便在于社会的变迁程度（《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一八九五年前后活跃着的是传统社会最后的两代士绅：此时已进入士绅上层队伍的一代；以及一八九五年仍处在士绅下层地位的一代。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一年，第一代新式学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代人被通称为“辛亥革命一代”。紧随“辛亥革命一代”的是“五四运动一代”。严格来说，五四运动一代又可分为师生两代，其中五四老师一代与辛亥革命一代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是五四运动学生代投入政治的短暂高峰时期，随即学生运动即陷入了消沉的时期。其后新学生与政治及革命的关系已经揭开所谓“后五四时期”的新篇章了。

如果用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来衡量的话，二十年代新教育场域的政学关系似乎是清末民初“后科场场域”的重返：学生与政治、政党与革命又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确，在辛亥一代学生与五四一代学生之间，在国民党老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不仅存在着在“反体制冲动”这样的精神气质上的传承，而且在革命的道路与组织的壮大上也存在着相互的照应。

但是，五四新青年在二十年代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中，与辛亥一代学生投身反清革命仍有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革命理想与组织形态上，而且也表现在场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辛亥一代学生来说，其所置身的教育场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场域的边界非常模糊，他们与科场时代的士绅惯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也充满了疏离感和迷惘感，他们怀疑自己改变现实的能力，对个人前途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而对五四一代学生来说，其所置身的学府开始具有了新生的场域特征，他们彻底远离了士绅惯习，无论是勇敢地投身革命，还是安静地问学，他们对未来的世界和个人的前路都显得比上一代自信、从容，他们在反对所谓“科举教育、奴隶教育、贵族教育、老大教育、部章教育、机械教育”上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尽管在这个场域里，仍然存在着“爱国不忘读书”与“读书不忘爱国”之间的张力，但“为学问而学问”与“为救世而学问”已经成为并置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二十年代的学府尽管充满了各种分岔，但我们仍可以说这是一个新教育场域初步成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