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

我有幸认识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教授是在他去世前半年。

二○一五年秋天，赵一凡先生从北京回到母校，要逗留几周。赵老师说他需要到图书馆查些资料，但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来看望他的导师—三十多年前就从英美文学系荣休的百岁老人丹尼尔·艾伦。我在校的时间不算短了，可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校园里还有一位年过百岁的教授。满怀好奇，翻开旧校报，得知艾伦是哈佛大学唯一的百岁教授，而且他还坚持每天来办公室。

赵老师到了后，来我办公室兴冲冲地说，艾伦教授有两本藏书，钱锺书送他的，有钱先生的签名、题字和印章。老先生有意捐给大学的怀特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但经赵老师劝艾伦说这两本中文书还是送给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Yenching Library）更合适。艾伦听着在理，一口答应。“我去取，给燕京图书馆送去！”想见艾伦之心切，我自告奋勇。于是和赵老师约好时间，到艾伦那儿取书，替他转交哈佛燕京图书馆作为善本馆藏。除了为图书馆的善本部锦上添花外，我更想借机拜访这位百岁学者。

按约定的时间，我兴致勃勃上了巴克中心（Barker Center）的二楼办公室。赵老师已在英美文学系教授办公室的过道等着，昏暗的过道上有一道亮光，从唯一敞开着的房间投射出来。我跟随赵老师穿过昏暗的过道，随着亮光走进艾伦的办公室。

霎时有些恍惚，觉得误入一处世外桃源。办公室内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书桌上散乱着文稿和信笺，只有一台大学通用的老式座机电话，书桌左边角落低处放着一台旧式电动打字机。艾伦瘦削的身子踏踏实实地坐在轮椅上。据赵老师说，艾伦原来人高马大的，天天骑自行车来校园，可现在来回办公室由校车接送。一九九二年的校报就登载他的照片：艾伦轻快地把着自行车，满脸笑意。原来照片是他被窃的自行车失而复得之后拍的。

我说：“艾伦教授，非常高兴认识您。您退休了，还每天坚持来办公室，真是用功！”他有点不好意思：“哎！我来办公室并不是来干活的，其实是来睡觉的。刚准备动手写点东西，就犯困，打了个盹醒来，往往就很难收回精力。费了好大劲才回想起刚要做的事，所以办公室是来了，可做不了什么。”赵老师说：“丹，这就对了。西藏的活佛就这么过日子的，似睡非睡间完成修炼！”（后来细读艾伦教授的自传才明白，他上中学时好猎奇，最向往的是中国西藏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神秘异境。）

哈哈大笑声中，艾伦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两本书交给了我。书放在学校常用的资料袋里，硬皮纸袋完好无损，但一看光泽褪尽的绛红色就知道时日已久。他并不懂中文，但这么多年，他一直珍藏着钱锺书送他的这两本赠书：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围城》，另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旧文四篇》。两本书的扉页都有钱锺书用毛笔写的题词和签名。写的是英文，可是带着中文书法的笔锋。钱先生在《围城》的扉页上写着：

To Professor Daniel Aaron， an abiding Humanist in the Age of “insane specialization in the Inanities”

from Chien Chungshu

Peking Jan. 20， 1981

锺书敬赠

在《旧文四篇》的扉页上写着：

To Professor D. Aaron，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urse of Babel is for m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 shall not be found out！

Chien Chungshu

21/1/1981

书拿在手里，我先想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钱锺书先生曾来访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高峰枫和南京大学的卞东波就此写过文章。当时钱锺书来时见过好几位教授，比如韩南（Patrick Hanan）、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和方志彤（Achilles Fang）。于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两本书肯定时当时钱锺书见艾伦时送的。但是后来仔细看了钱锺书先生落款的日期，才知道那是钱锺书访问哈佛近两年之后的事。谈话间，艾伦提到他当年初次到北京，中国社科院派员接他时惊奇的模样。想来这两本书是艾伦后来走访中国社科院时钱锺书送的。

见艾伦后不久，我来到学校珍藏档案的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调出艾伦的材料查看，知道书是艾伦第二次访问中国社科院时钱锺书送给他的。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学者互访的一个黄金时段。钱锺书一九七九年访美（沈从文一九八○年末一九八一年初访美，而一九八一年初其实是在东海岸讲学）。一九八○和一九八一年艾伦相继两次访问中国。一九八○年前往讲学，一九八一年作为美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不仅去了中国社科院，一九八○年六月还去复旦大学外文系讲过课。八十年代从复旦大学前往哈佛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叶扬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一年六十七岁的他，叼着烟斗，侃侃而谈。当日的讲题是美国现代文学……袅袅烟云中，他奕奕的神采，潇洒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艾伦是哈佛大学培养的第一位美国文明专业的博士。他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一个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犹太家庭，儿时从芝加哥搬到好莱坞。十岁时就失去父母双亲，之后又回到芝加哥完成中学。在密西根大学完成本科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那时他和老师是骑着马来校园的。一九三九年，他尚未完成博士学位就开始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 任教。他在史密斯学院一直待到一九七一年才离开，应聘回到哈佛大学，任教于英美文学系。艾伦静观世事兴衰，深谙学界内外，可谓美国近百年史的见证人。从远处说，上研究生院当助教时曾经批改过肯尼迪总统在三十年代末在哈佛上本科时修美国文学课的论文。就近看，二○一○年，他以在美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荣获奥巴马总统授予的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在艾伦的文档中，我还读到了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eler）教授的贺词：“大家都知道你是美国文学和文化史学家，对学术事业锲而不舍，公正无私，总是站在大众的一边，从日记、报纸和趣闻轶事中寻求自己独特的角度来揭示民众对时事的不满和讽喻。”想来是文德勒在艾伦荣获总统人文勋章时的赞美之词。

赵一凡在的那段时间，又给老师做中国菜，又带他上中国餐馆。不久，他回去了，我心里惦记着巴克人文中心的这位百岁老人，午休时抽空跑上巴克中心的二楼，看看过道上是否有从艾伦办公室出来的亮光。只要他在，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的。

深秋又一个大好晴天，我再次来到艾伦的办公室，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到他捐赠的藏书的致谢信交给他。我跟他说，中午我匆匆来过几次，但是碰巧他都不在。他说最近身体时好时坏，并不能天天都来。我看他脸上有些倦意，就说要不要来杯咖啡。他看着我，殷切地说：“那就实在太好了！可我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我赶紧说：“不麻烦，不麻烦。这边过去到星巴克很近的。请稍等，我马上回来。”我跑出巴克中心，急速走过麻省大道。在星巴克前走过，想了想，虽多走上五分钟，还是让艾伦尝尝来自伯克利的比兹咖啡吧！艾伦边喝咖啡边说：“身在校园的中心，去哪儿都方便，可又觉得自己离世事很远很远。”

我跟艾伦提到，钱先生的太太杨绛也健在，和您年纪相仿，同样勤于笔耕。艾伦说：“对啊，不过我比她还小两岁呢！”我们聊着，又进来了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也是抽空来看他的，向他介绍最近学校的新闻。话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风潮行之过甚，再加上近来高校内的种族问题再度敏感，校方正在考虑更改担任本科生宿舍舍监（House Master）的教授的称谓。“Master”的叫法将停止使用，只因这有可能引起与种族歧视相关的误解。艾伦只是静静地听着，似乎在消化这股日渐高涨的风潮。

转年夏天，在外跑了一大圈后刚回到学校就收到赵老师的电邮，才得知艾伦老先生四月底走了。而在五月末，在北京的杨绛老人也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门打开后，艾伦走访北京，认识了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生活在地球两端的几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终于得以走到一起，多么难得！而今，几位老学者相继都走了。

艾伦带走了沉甸甸的学问，也带走了一个世纪的光华和沧桑。我从图书馆借来二○○七年艾伦写的自传《美国学者》（The Americanist），仔仔细细读了两遍。他成年后历经十四任美国总统，书中对他们做了惟妙惟肖的描述和评论。

罗斯福当选之前，他一直觉得总统竞选犹如节假日一般稀松平常，周而复始，远不如重量级拳击决赛和一年一度的美国棒球大联盟冠军赛来得精彩。对罗斯福之后的历任总统，他有不少坦率而又精辟的评说。比如，尼克松对他而言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作为一个传统的保守党人物，他的个性错综复杂，因此倒比一般的共和党领袖有趣得多。电视上的和生活中的尼克松形象相左，他缺乏真意而又竭力指望表达其诚恳和清白的言辞，再加上时常有的莫名其妙的谨小慎微的举措，令人纠结、费解。艾伦紧接着写道，尼克松辞职后继任的福特总统虽然说不上有任何伟大之处，但是他至少理顺了前任留下的政界烂摊子，以其简单、坦率、友好和正当的态度重建国民对白宫的信任。在艾伦看来，之后的卡特是美国总统列队中的另类，坚强、睿智，并有信誉，但他觉得卡特的来自乔治亚农村的“木匠”形象对他而言更为亲切。他不得不承认里根以他“山姆大叔”的形象和轻松、热情及亲和的神态赢得了共和党甚至一些民主党的支持，他来自好莱坞的演技无疑帮他在电视屏幕上频频赢得掌声。但是，作为一个倾心左派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里根的走红归根结底只能说明这个国家易于蔓延“流行病”。麻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落选于老布什让艾伦很失望，可如他所料，即便布什能力平平，言行缺乏诚意，但是布什家族拥有的巨资、里根引发的“流行病”依然流行以及选民的物质至上心态再次把一个平庸、缺乏自信、没有想象力，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共和党人推入白宫。

写到比尔·克林顿，他的笔调开始兴奋起来。多年之后，终于有一位年轻、富有活力和能量的民主党人入主白宫，连克林顿的南方口音都足以让他开心。他借用爱默生的话说，克林顿就属于那种人高马大、富有能量的男子，既理解大众，又懂得议政，谈论贸易、法律、战争和宗教信仰，无所不能。他们要的是权力，而不是蜜糖。艾伦总结得极妙：“但是对克林顿来讲，权力和蜜糖两样，他都要。”这当然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同时也把他“漂亮刚强、引人注目而又令人敬而远之”的太太推上了媒体关注的中心。

二○一六年大选之前半年，艾伦先走了。作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没听到那位“坚强而又漂亮的太太”落选的消息可真不是坏事。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选举的结果，难以想象艾伦该有怎样的感叹，不过，他其实在书的结尾处已明确给出了两个美国的图景：“一个是山姆大叔的国度，勇猛无畏、不可调教，蛮横无理而又野心勃勃。外显文明，内藏野蛮；而另一个美国说的就是一个有福的国度，一个英雄和小丑共享的家园，一个乐观、友善、好客的民主之邦。”艾伦心目中认同的当然是第二个美国。二○一六年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今天，面对“勇猛无畏、不可调教，蛮横无理而又野心勃勃”的山姆大叔重又打道回府，我们也不应惊慌失措。

话说回来，《美国学者》一书中最为精彩、读来感同身受的还是艾伦所写的史密斯学院和新英格兰北安普敦小镇（Northampton），怀旧但并不感伤。他对上个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麻省西边北安普敦镇人文学界以及学者之间的亲密交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当然，身为美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资深学者，艾伦教授深谙总统史。他把这和自己在北安普敦的时光糅在一起，栩栩如生地记下了起家于北安普敦镇的柯立芝总统（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漫步小镇街头的场景，也提及南希·戴维斯（即后来的里根太太）和尼克松的大女儿朱丽·尼克松先后入学史密斯学院的经历。二○一六年秋天郊游时，我来到了这座小镇。眼前是层林尽染，落叶开始飘零，新英格兰的郊外风景依旧。史密斯学院内、北安普敦小镇的路上，可有艾伦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