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彦忠

(许昌学院 商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质量供给目标下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策略分析

漆彦忠

(许昌学院 商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质量供给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供给质量。农业供给质量主要体现为生产产品质量，而生产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组织密切相关。现阶段，完善各项农业政策措施、积极促进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建立健全产权市场、培育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途径。

质量供给；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现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其中增加产能与提升品质的矛盾表现突出，亟需破解。农业质量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提升农业生产质量，能有效解决“三量齐增”怪相以及产能相对过剩与质量型需求不满之间的新矛盾。不仅如此，质量供给的要求必然倒逼农业产品供给端生产方式与生产效率的改进，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因此，在现有供给侧存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当中，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和产能增加与品质提升的矛盾最为突出，前者关系到生产端产能与效率的有效调整，后者则与质量供给密切相关。探讨从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入手的供给侧改革路径，对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激发农业内在发展动能有十分必要的意义。

一、质量供给侧改革及其目标设计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本质内容：前提是保证总需求的增长，重点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核心是提升生产力水平。相关研究者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与目标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许经勇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李国祥则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主攻农业供给质量。[2]这两个观点分别提出了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和质量供给侧改革的重心，与习近平提出的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思想不谋而合。

另有研究者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思考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问题：孔祥智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重点，分别为土地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粮食价格体制改革；[3]姜长云等认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六个方面的重点，其中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是必然的过程。[4]这些研究给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维度，即深化农地产权、农产品结构、各种农业制度措施等的改革，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社会化和品牌化效应。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证质量供给无疑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农业供给的质量方面牵涉到农业生产过程的全局和各个生产要素的结构与品质改善，对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农业领域内的“三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持续经营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是当下新型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拦路虎，质量供给构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提升供给质量必然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而调整供给侧的各种结构，尤其是在生产要素领域内的结构优化，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农业供给的质量。

农业质量供给直接表现在供给产品的质量方面，在现代农业体系下，与农业服务质量、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的目标，构成现代农业质量供给三大目标。就农产品供给质量而言，尽管是针对农业生产最终产品提出的质量要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以及所介入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产品质量供给的目标体系包括生产要素供给质量和各个环节生产质量两个子目标。农业服务供给方面，有研究者认为至少包含公共性服务、市场服务和第三方服务三个范畴，农业服务供给质量也应当包括这三个层面的供给质量子目标[5]。在生活质量供给方面，现代农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型产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种植在获得人所需要的农产品的同时，也同时参与了生态环境的循环体系，并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农业质量供给体系包括农业经营方式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以及生活体验质量等目标。

二、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质量供给意义分析

2016年10月，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时指出，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决定了今天和未来能否更好地保障老百姓吃饭，决定了我们能否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也决定了广大农民能不能够同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6]这一回答说明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意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粮食安全、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品质等方面均有影响，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领域内“三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持续经营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快速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找准突破口，其中，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生产要素理论是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建立了经济运行和价值创造的基本模式。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要素理论形态有着重大差异，进而形成多元的生产要素结构。威廉·配第最早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由此形成土地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率先提出生产要素三元论，即土地、劳动和资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同样认为生产要素三元构成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再次扩充了生产要素的结构，在原有土地、劳动和资本基础之上，从资本中分离出了组织这一因素，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由于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区别的日益重要，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7]。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徐寿波提出了劳动力、投资、物资和资源四个生产要素，80年代又提出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的六个条件，即劳动人员、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环境、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随后这六个条件被逐渐演化为六个力，即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构成了生产要素的六元理论，是较为全面的关于生产要素结构的解释[8]。另外还有关于知识、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的观点，构成了生产要素庞杂的体系。生产要素结构的演变由简单到复杂，表明了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日益丰富化的过程。

生产要素对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但何种生产要素在何种条件下对生产过程产生最大限度的影响值得深究。生产要素的不同构成因素，其性质与作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既存在物质性的要素，如土地、自然力等，也存在能动性的要素，如劳动力、知识、技术等要素。此外还有一些生产要素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其作用能力主要由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所决定，如资金、运力等。还有一些要素，其本身并不作用于生产产品，而是依靠其对各种要素的调配、组合以及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凸显其生产能力，如组织方式、管理能力等。由此，可以将生产要素至少分为物质性生产要素、可变性生产要素、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等四个类型，其中能动性生产要素最为活跃，在生产要素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王树祥等人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复合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及其边际效益所产生出的“二次价值”问题，[9]说明了知识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结合所产生出的新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一种“组合性生产要素”的典型代表。

粗略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中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基本可以看出不同生产要素组合模式下生产能力的改进机理。建国初期，物质产品极为缺乏，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生产能力的改进主要依靠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消耗来换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对物质产品和财富占有的热情被激发，但物质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农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此形成了需求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可变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被极大释放，尤其在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下，带来了较大的生产能力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常规农业的不断成熟，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健康、绿色、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成为新的需求，农业供给领域内的问题日渐凸显，农业经济开始走向供给模式。这一模式下，原有家庭式生产主体较难作出突破性改变，生产者之间的联合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成为必然，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得到表现。目前，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正处在由传统家庭式生产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型，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功能还未彻底发挥，原有生产要素固化的组合结构还未完全打破，需要在能动性要素完全介入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推动供给侧改革。现代农业是品质农业，农业的供给质量必将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质量供给目标下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入可控性生产要素，进行宏观性和总体性的把控，最终推动质量供给的发展。

三、质量供给目标下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

农业生产要素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模式而进行结构性组合的。目前质量供给模式下，必须不断强化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占比，同时继续创造条件释放物质性生产要素和可变性生产要素潜藏的动能，在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一)完善农业配套政策，改革政策调节机制

农业政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从质量供给侧的目标要求和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出发，目前亟需跟进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和现代化转型的配套政策，即积极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产权交易政策、有利于加快新型农民培育的与科技兴农相关的政策、支持新型农业外向化生产和产业联动融通的社会化服务等能够“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10]的政策。配套政策是对农业产业功能的扩展和延伸，配套政策的完善，不仅能够使农业产业自身快速发展，而且也能极大提升农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贡献能力，实现现代农业的真正使命。在各种农业政策完善的基础上，还应当不断改革农业政策调节的机制和作用方式，尤其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有关农业的产业政策处于引导、保障和兜底的地位，而不是处于支配和干预或者是缺位的状态。

(二)积极促进经营方式转型，准确定型可行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供给端，而农业供给的重心在于生产端，农业生产端的改革主要在于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常受制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其中如何选择和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则形成了一定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农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选择和调配。哪些生产要素需要介入生产环节中，哪些要素在整个生产环节中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等等，构成了生产要素的基本结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选择合适的生产要素结构，才能最终积极促进该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处于一种供给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组合模式必须注重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同时要积极渗入可控性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目前最为缺乏的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能动性要素。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过程中，对于一些已经被广泛采用且具有现代农业发展潜力的模式，要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予以维护，加速示范和推广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激发各类要素活力

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持续激发各个要素的活力，增强生产动能。农业生产中，通常要借助土地、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农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现代农业时期，这些要素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始终难以替代。但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这些传统农业中主要生产要素的价值增长能力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现代农业要实现新的农业增长点，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不断加入新的生产要素，如知识、信息、技术等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应用，或者强化管理、组织等可控性生产要素的参与能力；二是不断挖掘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力，激发其最大化生产能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出现正是这两种路径选择的结果，尤其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轴的现代社会中，能动性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性生产要素潜能的开发力度并不充足。因此，开放传统性生产要素的产权，不断拓展能动性要素的产权，将物化形态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转变为土地产权、股权、人力资本定价权、知识产权等产权形式，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必将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带来农业生产新的增长点。

(四)培育各种农民经济组织，促进可控性要素增长

在农业生产要素结构体系中，目前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是组织这一生产要素。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组织主要是指由农民自发形成、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纵向聚合与横向联合的双重作用。[11]从农民内部来看，传统家庭式生产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农户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战，在市场化模式下交易成本不断增大，生产中的“内损”极为严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农民纵向聚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共同面对市场化风险，不仅提高了市场驾驭能力，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内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在不同的产业和各个生产环节中，这种横向联合作用一方面强化了产业的分化，形成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极大地延长了产业链，为各专业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优势，有利于凸显组织的生产要素作用，创设能动性、可变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平台，同时，能够将管理这一潜在的可控性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中。

[1]许经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思考[J].学习论坛，2016(6).

[2] 李国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主攻农业供给质量[J].农经，2017(1).

[3] 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改革，2016(2).

[4] 姜长云，杜志雄.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5] 林小莉，邓雪霜，骆东奇，等.重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2).

[6]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就《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有关情况答记者问[J].农民科技培训，2016(11).

[7] 〔英〕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 徐寿波.技术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9] 王树祥，张明玉，王杰群.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与知识价值链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4).

[10] 陈锡文.牢牢把握当前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方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粮食经济，2017(1).

[11] 马桂萍.农民专业合作社方向论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6(1).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form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Production Factors Under the Supply of Quality Target

QI Yan-zhong

(Business School,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China)

Quality of supply is not only the standpoint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ut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undamental aim of it. Agricultural supply quality mainly reflects in product quality, 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 At present,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measures, efficient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operation mod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and cultivating all kinds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trading organization are the main ways to realize factor structural reforms.

quality of supply； factors of production；structural reforms

2017-05-06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2016B169)

漆彦忠(1979—)，男，甘肃秦安人，硕士，许昌学院商学院讲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6

G642.0

A

1008-3715(2017)03-00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