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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语》:叙事的意象化与碎片化

2017-01-12乔德敏

中州大学学报 2017年3期
关键词:梦境意象身体

乔德敏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寐语》:叙事的意象化与碎片化

乔德敏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河南作家张鲜明的小说新作《寐语》,以梦境叙事为基本结构框架,在小说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叙事和线性叙事。小说通过意象化的空间营造以及碎片化的叙事,传达了知识分子个体在都市生存的认知焦虑及身份危机。而意象化的空间营造多由身体意象所搭建,一些反复出现的身体意象具备了符号化的观照意义。诸多意象的非理性、荒诞性特征对应了现代人丰富驳杂的心理流动。

意象;身体;碎片化;身份焦虑

一、 叙事的碎片化与个体的内心世界

2016年,生活在中原多年的诗人张鲜明,开始了跨界写作,他的小说《寐语》在《大家》2016年第4期小说栏目头条刊出后,引发了不少反响。

对于成熟的作家而言,由一种文体转向另一种文体,不仅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对艺术传统的超越,包含着表达个人意识的诉求。既成的语言秩序与身份标识对作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及作品本身的生成性都易构成遮蔽,使其陶醉其中,难以自拔。而对自觉性与现代性有着特殊诉求的作家,会努力挣脱传统与定势,直面创造与更新,“跨界”无疑成为他们抗争“宿命之路”的艺术抉择。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广为影响,个人无意识与创作活动在现代文学谱系中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人无意识是沉淀在个体内心最深处的经验,在日常现实中被意识和理性所压制,而梦境恰是个人无意识获得释放的出口。在意识流小说家的笔下,跳跃性的意识流动成了作家们努力捕捉和呈现的内容,而在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文本中,作家往往以梦境的楔入作为勘察个人无意识的路径。

在《寐语》中,梦境内容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框架,梦境的片断性、非逻辑性、去情节化,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比如,小说开篇写卖器官一事:“灯,依次亮起来,我看见两边的墙壁上钉着一个一个的人体。”“一个大胖子迎面走来,他顺手在墙上一个人的胸口处抓了一把,是一块血。他捧着颤动的血块,像吃巧克力那样吃起来。”[1]

这种非现实的场景描写透出非理性和荒诞的色彩,类似这样的场景细节,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这场景虽然令人惊悚,但却符合梦境叙事的逻辑,非日常经验击碎理性链条,恰恰符合个人无意识流动的特性。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梦境,看似两个世界,却有一个媒介,那就是人的内心。日常状态下,人的思维从未停止流动,人的梦境属于潜意识层面,潜意识蕴含着内心的隐秘性真实,它的活跃度不亚于理智活动。如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无意识构成了“精神活动的真正实际”。不论是医学、生物学还是心理学,对于梦的探索和解释都层出不穷,梦作为人睡眠中大脑活动的印记也好,入睡前的情绪也罢,其实我们记录、分析梦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人自身的关注。

《寐语》中,尽管存在着个别意象的重复出现,但更多的则是梦境之间的陌生化。张鲜明以实录的方式记录了这些梦境内容,如同在一个平面上立起的形状各不相同的实体。每一个梦境对应了一个叙事的碎片,连缀这些碎片的则是个人无意识的隐秘逻辑。碎片化叙事的推进方式,将一个个梦境的棱角准确地呈现出来。诸多梦境内容对应着人性中难以用道德意识加以命名的内容,它们触及到人性的黑暗区域,攻击性、占有欲、破坏欲、本能性恐惧等等个人无意识中的深层内容得以传达。如同斑驳的镜面,一方面照射出人性深处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将现代个体的认知焦虑和身份危机感充分表现出来。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现代性中,主体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这种焦虑感会影响自我的认知。

二、身体意象的符号化

进入消费文化的语境之后,身体文化和身体研究成为文学书写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作为体验这个世界的敏感主体,其身体被赋予更多的含义。被道德意识遮蔽的身体开始在小说世界里充分苏醒,身体不仅是肉体,它更是有灵魂和尊严的主客体的统一。

最初发端于《周易》的身体符号系统,无疑是区别于意识哲学的,具体地连结着人的生命。中国哲学中,用“身”“体”“形”等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身体——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积极活跃并且富有意图的身体。[2]10“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基本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身体哲学,融身心于一体,人与文于一体。在哲学家看来,身体作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与灵魂独立并列;文学家眼中的身体是一种符号的表达;在社会学家那里,身体蕴含了更多身份、秩序、伦理和精神……由此打开了从身体的缺席到身体全面觉醒的时代。文学中对于身体意象的书写,不仅仅是身体的复归,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

小说《寐语》中,作家将肉身以扭曲变形的方式加以充分地符号化。在梦里,灵魂摆脱了束缚,灵魂赋予身体各个部分以生命。如《跟绳子一起尖叫》中,绳子之所以大声喘息和杀猪般的尖叫,原来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柏格森在他的生命哲学中,把生命冲动看作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抛开《寐语》的具体内容不谈,仅从一个个小题目,如《脑袋压得身体哇哇大哭》《用脑袋照亮世界》《脸的穿越》《灵魂说:我要回家》等,都可以看出:人的器官是作为被肢解和分离的个体独立存在的。《生活在〈红楼梦〉里》中,城是由七个器官组成的,肠子便是街道,它们都具有了自己的行动力和思想,宛如一个个生命体的真实存在。

在20世纪以来的身体美学中,“身心一体观”认为,人的手脚、脾胃、肝脏,四肢和五脏六腑也应有它的灵魂,我们应给予其重视和关注。

“身体意象”这一概念,是1935年澳大利亚神经学者保尔·谢尔德(Paul Schilder)在其著作《人体的意象与外貌》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身体意象是个体对其身体的知觉、观念和感受,是一种受到个人因素、生物特质、过去经验、文化与社会价值的影响而改变的主观经验。[3]在人们无意识的心像来源中,有些很重要的材料来源,就是孩提时期的经验和近期生活事件。

张鲜明在创作谈中说:“在梦中,我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梦中,我总是逃跑,总是那样的惶恐和悲伤,我知道这是我小时候那个被吓掉的魂儿在逃跑、在惶恐、在悲伤。”[4]这应该是对梦的由来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灵魂冲破了理性的束缚,创造和演绎另一种人生。作者也说,《寐语》略等于纪实,梦境乃人生的曲折反映。无须过多揣摩它的内容与真实,也无须划分它的题材和风格,或者探讨它的象征与意味。作为一部记录梦的作品,《寐语》有着独特的形式意味,或者说“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视觉冲击,心灵震撼,作品中大量超乎正常的意象的出现和排列组合,显然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寐语》中,梦的想象力空前张扬,“看到清湛湛的水,我心头一爽,突然冒出一些诗句:我的心是丝线,河流是鱼,我在钓鱼”。这句子让人惊叹,难怪叶芝曾言:“我们似睡似醒的时刻,那是创造的时刻,它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安睡,同时又用变化使我们保持清醒。使我们处于也许是真正入迷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从意志的压力下释放出心灵。”[5]189普列斯纳也说:“人意欲着和期望着,思考着和想象着,感觉着和信仰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着,在这些活动中,他不断认识自身的完美性与达到它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5]189

在作者张鲜明的笔下,小镇、土墙、土坷垃并非是作者全然陌生的事物,对包子店的寻找,对教室的寻找,以及对房间的寻找中,到处弥漫着慌张与无奈,“我”不是一个释梦者,况且梦是属于个人的独特呈现。在《我是如来佛左脚前头排行第二的弟子》中,尽管到处是寒冰、戈壁和高山,“我”就要饿死了、累死了,感到无限恐惧,仍然往前走,去寻找自己的座位。这也是所谓“愿望的达成”。

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象中,物象总是连结着心象的,物不单单是一个物体,它还承担着文化符号表征的功能。《寐语》中出现了一系列高频词汇,如房子、石头、影子、门、灵魂、意志、路、水等,即使是在梦里,它们也绝非是一个词汇、一个意象那么简单;尽管作者笔下的情节是非常态的片段,但仍然可以由这些系列物象的营造来观照作者的内心诉求。比如,山脚下那个没有房顶的石头垒成的房子,乡下遍地的土坷垃,走在镇上的小路上寻找自己要去的地方,要找的东西,所有这些又是那么真实;村里的玩伴、工作中的同事、某处场所,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再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梦到自己考试不及格或者奔赴考场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在张鲜明的《考试》中,“钟表显示,此时离规定的入场时间晚了整整十分钟!”“跑到考场门外,我突然想起来,忘了带考试必备的东西:2B铅笔,还有演草纸等等。天啊,我什么都没有,怎么考试?!”同样是有关迟到的情节也出现在《找不到教室》中,“八点钟上课,现在已经过点了!”“学校就在前头那个山包上……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往上爬”,“这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教室在几楼?是哪个教室?”

这些熟悉而又不可思议的事件,该怎样解释呢?这里的意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原型理论的奠基者荣格看来,原型是人们生活的遗迹,是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意象中蕴含着生命事实,可以说它们都像一个个代码一样有着自己远古时代赋予的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高频词汇之一的“门”,《投胎》中的玻璃房子,没有墙壁没有房顶,“我”看见一个门框,门楣上写着庄重的字,含义是“天堂”。《挤压》中,“我”站在门框前,另一扇门扑上来把“我”挤压在两扇门中间。《进不去的门》中,“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生产队那个磨坊的门。没有门扇,只有门框。……我要进去。可是走到门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向外推。……明明是个门洞,怎么就进不去呢?我后退一步,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门里冲”。

而“门”这个简单的语词,作为一个意象,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时间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象要比文明的物象久远得多,但文明物象也同自然物象一样随着人类的历史循环往复,积淀于人类的心灵世界……”[6]226

学者傅道彬在《晚唐钟声》里,有对“门”的探讨,门是家园,是防卫和守护,是一种地位和身份,当然也有拒绝和介入之意。有关“门”的意象,积淀下来的文化母题有:倚门而望——等待的呼唤;长门怨——爱情的呼唤;空门——解脱的呼唤;闭门——逃避世俗与人群、追求诗意的闲适等。

虽然我们无法科学地精确地掌握人类的意识活动足迹,无法解释无意识的内涵,但却必须承认无意识下具有的意识流动。每一个意象都不是天然生成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传达出了人们的意愿和诉求。这种无意识,大量沉淀于意象中,又被意识化作符号来传达某种象征。

三、内在关怀

《寐语》从个体无意识经验出发,通过一系列身体意象的书写,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大关注,彰显了作者的内在关怀。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在日益紧张和快速的节奏下,人们变得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安源自精神家园的丧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的精神无所归依。迷茫和焦虑中的现代人需要寻找自我,以摆脱现代都市生活中个体的身份危机。

张鲜明的小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另一极——梦境,在荒诞的书写中,表现对生命的别一种观照。梦境、荒诞、意识流,恰恰能反映人内心的深层次领域。在《我与“我”》中,“我”站在“我”面前,他们从形象、地位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极为不同,这让梦里的两个不同主体之间产生了差异和疑问。现实中我们是很少审视自己的,也许在梦里才会见到让自己感到陌生的另一个自己。

在人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一种情结,也可看成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的身体与情感、潜意识与行为,有着复杂的关系。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身心都陷入了压抑的状态,一方面人们在公共领域里用理性来规约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冒险来寻找自由和刺激。张鲜明的小说从个体经验出发,表达了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关注。这表现为小说中处处弥漫着生命力的非理性张扬,让读者感到现代人内心的焦灼、分裂和挣扎,及生命强烈的内在冲动。作者在“创作谈”里讲:“在梦里,人性是裸露的,它无遮无拦,坦露无疑。”[4]《寐语》透过荒诞的情节和惊悚的意象,凸显了荒诞的效果,也是对现实压力和束缚的挣脱。

意识流小说家威廉·詹姆斯认为,身体处于人的经验中心,是经验的感受媒介,“身体是集中点,是坐标的原点,是整个经验系列中的重点位置。一切事物都环绕在它周围, 并且从它的观点而被感觉。”[7]130张鲜明的《寐语》以身体意象为载体,在梦境中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对现代个体生命的内在关怀。

[1]张鲜明.寐语[J].大家,2016(4).

[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管健.身体意象的心理学表达与社会表征意蕴[J].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4]张鲜明.创作谈[J]//寐语.大家,2016(4).

[5]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6]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美〕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M].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Zhang Xianming’s NovelnDreamspell

QIAO De-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In Zhang Xianming’s new novel,Dreamspell, he uses the dream as the main frame, and finds a new way to narrative.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worry about living and identity, he uses fragmentation and a series of images. As for the images, some of them are the part of body. These images have the specific meanings and represent the complex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imagination; body; fragmentation;identity-anxiety

2017-02-25

乔德敏(1991—),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4

I206

A

1008-3715(2017)03-0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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