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远

区域金融研究须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吴志远

引入“空间”因素已构成对传统金融研究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区域金融研究引起了各国学界的广泛兴趣。从国内区域金融研究情况看，金融地理取向的研究局面还未全面形成，区域金融研究的“浅化”状态仍较明显，表现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简单粗糙的横向比较、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与“差异”缺乏足够辨析、区域金融比较分析中“区域”边界范围合理确认的缺失、区域金融治理框架设计的缺失以及金融专项研究问题区域的缺失等方面。为此，有必要对目前区域金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并提出区域金融研究的基本方向。

区域金融；金融地理；金融治理

吴志远（1972-），江西九江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金融学博士，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学。（江西南昌 330003）

一、文献分析

从国家这个视角看金融已开始逐渐从区域这个次空间视角看金融转变，这个转变是基于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判断而普遍存在且日渐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差异，更基于我国发展转型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由此，区域金融与经济的空间相关性得到普遍关注并引发了区域金融研究热潮。追溯学说史，上世纪50年代缪尔达尔在其累积不均衡区域发展理论中便关注了地区资金、国家银行系统与外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吉恩·拉贝斯（1995）指出的“把银行家日常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地理的分类”以及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首提金融地理学共同开启了有关金融与经济之间空间联系的研究进程。目前，国内研究也明显成熟起来，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此方向上结合实际开展了大量具体研究，邓淇中等（2012）探讨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认真等（2012）考察了金融资源与GDP的空间相关性，并提出应加强相邻省份间的区域金融合作；李殊琦（2014）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空间不均衡下的企业跨区域转移问题；孙刚（2015）分析了区域金融空间集聚尤其是股权市场空间集聚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显著影响；而蒋三庚等（2014）则明确提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应在区域视角下进行。

在上述背景下，区域金融发展差距问题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且在近年来形成了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基本趋势，而且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计量确认上，其中，关于“金融发展”的衡量指向也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且在对所关注的区域选择上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考虑。陆远权等（2012）重点比较了区域金融效率，马正兵（2015）分析了东、中及西部的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异特征；朱尔茜（2013）则运用因子分析法比较了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杨德勇等（2013）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性；蒲勇健等（2013）研究了我国省域金融成熟度的空间相关性和区域收敛性，向琳（2015）对八大综合经济区的金融发展质量进行了对比分析；部慧等（2014）认为我国金融业空间聚集性仍不显著，郑少智等（2015）却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集聚性差异，周迪（2014）也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的“量”比“质”更为突出；而豆晓利（2013）则较为全面地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集聚等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河南与粤、浙、苏、鲁四省的金融差异，周再清等（2013）也较为全面地比较了我国农村区域金融差距。

随着区域金融研究工作的推进，区域金融（含区域金融风险）的各类包括非经济的影响因素也即区域金融的地理属性自然逐渐成为研究的落脚点并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新经济地理学向区域金融研究领域的渗透，金融地理学由此开始突破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并全面发展起来，此类研究具有直接的政策指导价值。吕嘉林（2009）较详细地介绍了货币与金融地理理论的历史嬗变；王朝阳（2013）认为地理是金融发展中不可回避的因素，金融系统的地理特征与生俱来并日益突出，金融地理研究还任重道远；彭宝玉等（2016）全面介绍了国外金融地理研究的动态，并认为新出现的金融化经济体系或金融主导的增长体系迫切需要经济地理学开展研究。学界基于这些总体判断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富有区域个性化特征的研究观点与结论，如张玉喜（2008）认为应结合各地区的金融特点如经济、文化、历史和制度差异进行区域金融创新；马琳（2012）认为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的适当干预将有助于区域金融发展；朱尔茜（2013）提出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政治、地理的位置特点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对策；崔巍（2013）认为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的差异性；周再清等（2013）认为必须统筹各金融地理因素，尤其应注重农村科技、经济和文化对金融的提升作用；蒋岳祥等（2013）研究了经济基础、政府贷款干预及金融市场等因素对区域金融创新的影响；杨德勇等（2013）分析了文盲率、女性人数、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居民消费水平、金融机构数量、政府支持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在各区域金融排斥中的影响程度与机理；孙晓羽等（2013）认为不能单纯追求区域金融同质化发展；任碧云等（2014）认为交易成本是潜在进入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邓薇（2015）分析了区域经济基础、进出口水平、人力资本及政府支持等对区域金融集聚的显著影响；郑少智等（2015）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关系；安康（2016）分析了非易变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点、文化差异、自然禀赋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对广东各地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周治富（2015）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有价值的案例，也即永嘉文化及民间参与的制度生成模式在温州金融制度结构形成中的独特作用。

总的来看，区域金融研究已逐步呈现良好势头，表现为对区域金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议题的挖掘以及围绕这些研究开发并应用了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研究结论的政策价值不断提升。但该领域研究毕竟仍处在发展阶段，研究的成熟度仍亟待提高，比如，区域金融发展之间“差异”与“差距”的辨析、进入比较视野“区域”的范围界定与选择、区域金融治理体制机制乃至微观主体的内部治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下文将对这些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帮助。

二、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之间的“差距”与“差异”

基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区域金融必将成为一个极富价值的研究领域，该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及研究议题是值得认真梳理、创新并系统规划的。基于已有研究，我们认为首先须明确的是金融现象或问题在区域之间主要表现为“差距”还是“差异”？

很显然，已有大多数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准确计量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这种努力下，不少计量方法应运而生并被采用，提升了我国金融计量学水平，但这些实证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较为显著的，尤其体现在指标选取上，这充分体现了实证研究前的定性分析的不足。一方面，不少研究选择运用单项金融指标来进行区域间比较，如针对金融聚集进行的区域空间分析等，这一做法在计量上尽管可行，也可清晰地反映金融的某个侧面在区域间的“差距”，但其政策意义却显得不足，这种静态横截面的、单一指标的分析或许仅能体现在计量能力的训练上；另一方面，不少比较是针对区域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分析，如对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成熟度进行的空间分析，又如将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及金融环境等因素整合起来构建综合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再如将经济发展基础、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及重点金融行业发展情况综合起来比较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等等。从理论上看，区域金融综合比较是趋向科学的有益尝试，但从研究情况看，这仅仅是理想的看法，不少研究文献中使用了多元化指标来评价区域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但因缺乏必要的确认程序而导致指标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往往使这种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些研究借用综合分析的名义而使用单一的所谓含义容量很大的单一指标却因缺乏结构性信息而显得意义贫乏，如采用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的比例、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例、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业增加值、FIR指标等；再一方面，已有的区域金融比较紧贴时代要求显然不够及时，比如缺乏金融在五大发展理念要求下的具体评价指标与分析；最后，已有研究仅仅简单运用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应通过协调或合作手段消除区域间金融发展差距，而并没有科学评价这种差距或差异的原因、合理性及趋势。

我们的判断是，一方面，基于区域金融差异而导致的经济社会某领域问题而进行的计量分析较直接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更具实际意义；另一方面，对区域金融“差异”而非“差距”的判断更富政策价值。“差距”源于可比性，单项指标的差距较易计量和判断，但综合指标的量化比较却并不容易，而“差异”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差异”并不局限于确认并比较“量”，而是在强调经济事物之间不完全可比前提下对其进行“质”的对比与辨析，“不同类型区域的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多维空间”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模式凭借其更加现实的优势将有望成为区域金融研究的主导模式，这个研究模式特别强调区域金融之间的“差异”性质而非进行简单数量比较。“差异”角度的研究更加尊重区域金融在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与个性化路径，更关注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结构与机制，而这也恰恰是区域金融研究的短板，显然有助于促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前景，由此所引致的政策也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以避免区域间盲目效仿或赶超。

三、区域金融比较中“区域”范围的选择与界定

区域金融比较分析中的“区域”范围选择弹性较大，有涉及多国及国家层面，国内区域金融研究涉及东中西区域到省乃至市县等各层面，应该看到，比较的空间选择不同，其结果也自然相异，进而影响政策选择。“区域”范围选择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失当，则一方面导致因“区域”间缺乏明显的、稳定的地理差异而使分析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已有研究大多以行政辖区为单位而可能导致“区域”比较分析结果的失真，“辖区”金融的地理因素主要是行政因素，这很可能导致对策设计侧重于公共政策与行为而非市场机制。不仅如此，“区域”金融研究中的辖区思维而非经济区思维经常导致将所比较研究的辖区区域任意缩小，甚至进行市县层面的比较，而这类研究所显现的差距或差异或许反而是正常并合理的。

在我国较长期金融管制的演变历程中，金融发展的强制性变迁色彩异常浓厚，金融公共行政成为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因变量，尤其是在公共金融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时期，区域金融及其差异并无实际研究价值，此阶段的区域金融研究不可能具有政策意义。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带有地域特征的非行政因素的逐渐多元化和强化使得区域金融现象日益突出，进而促成“地理学的金融地理研究很具前瞻性，总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综合系统思维提出时代迫切需要关注的研究问题，发现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描述所展望的研究格局与前景，而就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地方金融要素的成长及地方金融事权的确立也使得区域金融研究的政策驱动力逐步增强。

上述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为区域金融比较中“区域”范围的确定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背景，起码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机械的、千篇一律的以省或市场乃至县固定单位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并引申出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其实并无实际意义，由此得出的政策选择也可能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要求。我们的判断是，区域金融比较中“区域”范围的选择应打破行政辖区的思维惯性，还有必要改变虽突破行政辖区但却并不可靠的东、中、西部口径的区域金融比较分析，因为这种划分较为陈旧，并有将东、中、西部内部假设为均质空间的偏误，而应进行以区域金融关键“地理”因素的比较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金融比较，由此便导致区域金融比较中“区域”之间空间范围的不规则性。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的探讨，即区域金融比较分析和因子分析宜采用定量分析还是实证分析？从已有文献看，无论是有关区域金融发展比较的实证分析还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子分析，都表现出定性分析准备严重不足的现象，而根据上述，我们认为，既然区域金融发展比较更多体现在区域金融关键“地理”因素的比较，那么定性分析就应成为区域金融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这方面，近期研究中崔巍（2013）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王俊等（2015）基于地方政府金融竞争视角以及周治富（2015）基于文化视角的区域金融发展研究尤为值得关注。当然，在定性分析不断趋于成熟之后，其对定量分析的支撑作用也将逐步明显，定量分析的针对性及其结论的政策价值也必将会得到相应提升。

四、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治理

现有研究比较测度区域金融较为多见，但有关区域金融治理的研究文献则较为稀缺，这直接源于上述的金融地理方向研究的薄弱，由此导致现有区域金融研究成果缺乏政策价值。由于缺乏金融地理因素的深刻剖析和历史挖掘，区域金融发展对策措施必然显得单薄贫乏，而金融地理分析的深入开展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进行区域金融治理研究，金融地理因素为区域金融治理提供治理主体、机制与环境等要素，金融地理因素的挖掘与确认必将丰富区域金融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就是“应结合各地区的金融地理特点，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政策”。

世界银行首次运用“治理”这个范畴表达政治经济制度运转的健全程度，“治理”特别强调市场化与透明化前提下各类主体相互合作与协调，进而追求这种合作与协调的效率与弹性。金融治理包括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甚至由于金融问题的国际间迅速便捷传导而产生全球金融治理的迫切要求。区域金融治理属中观层次的治理，包含了大量金融交易主体在接受各类诸如政策、获利机会及风险损失概率等信息后所采取的决策及其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治理网络体系。区域金融这个中观金融治理体系以各自独有的方式适应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并向宏观决策层传递区域中观金融的反馈信息，以可能促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化方案的形成。基于显著特性而划分形成的区域金融这个中观金融治理体系自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模式，这些模式的主导力量无一例外都是基于各自地域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司法与行政等决定性因素而渐进形成的多元化投融主体以及区域内包括金融公共部门在内的行政规制机构。这是一个复杂的有待梳理的治理框架，它内在于该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这个总框架之内，须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总规划相匹配、相适应，尤其要明确经济新常态对该区域金融治理提出的要求，并基于对现有区域金融治理特点的分析以寻找有效的内生或外生变量以及相关对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及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应该具有重要的区域属性，也就是说，各区域在遵循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突出区域特征与要求，更加注重与区域发展阶段性结合起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也就是要将五大发展理念与区域实际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实践。作为经济发展新理念，其对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金融自然提出了直接的要求与约束。对现有区域金融治理体系的模式及其特征的分析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是确保政策可行性的必要程序，是需要审慎缜密思考的问题，而这显然是当前区域金融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区域金融治理体系与地方财税规模、结构及其质量的激励相容状况；区域普惠金融框架在具有特定文化、经济技术基础等因素区域的具体实现形式与运行效率；地方金融机构与全国性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异同与变化；金融行业组织运行特征与效率；区位的包括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广义“地理”因素对金融业态的影响机制；“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及进出口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及其份额；区域直接与间接融资结构；地方金融监管政策工具及其激励约束相容度；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传导途径与效率；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创新效率的机制与效率，等等，这些丰富的内容都内含于区域金融治理体系，是谋划区域金融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新金融地理学研究框架显得十分迫切。

五、重点或问题区域的金融研究成果仍较匮乏

无论比较评价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还是进行金融地理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寻找并诊断“问题区域”金融，“问题区域”金融是影响我国金融整体效率的瓶颈和短板，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梗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是降低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效率的根源。重点或问题区域的金融研究有着极大的空间和价值，但也需要构建十分缜密的问题区域金融地理分析框架。比如已有研究中不少都谈到了中西部地区问题，如杨德勇等（2013）所指出的西部地区金融排斥最为严重，孙晓羽等（2013）所指出的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马正兵（2015）所指出的中部地区金融技术效率下滑现象，郑建锋等（2016）所指出的中部地区金融效率集体塌陷等状况，但却并没有对此展开针对性、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其结论和政策建议往往过于简单粗糙，如有研究强调了区域金融联系合作在协调区域金融发展上的重要价值，但却并没有分析如何协调，且没有具体论证为什么是省域以及哪些省域之间的协调。

当然，重点或问题区域的金融研究也包括对金融发展状况良好地区的研究，更包括对显著差异地区区域金融的对比研究。显然，这是对上述区域金融治理问题的进一步延伸，也就是说，要在重点或问题区域金融研究中具体运用基于金融地理学的区域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这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基于上述有关区域金融比较中“区域”范围选择与界定的要求，具体可采取案例分析方法，这个研究过程其实就是对金融地理系统的深度揭示与剖析，需要以“精耕细作”的做法逐步改变目前区域金融研究中存在的“对于地理的理解和度量过于简单，模型设置和经验验证不够严谨，不易得出广泛认可的理论和观点”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区域金融的比较研究并不必然要求相互间的直接借鉴，而是通过细致比较来梳理金融发展的各种可能模式与路径，而是在充分尊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为适当借鉴提供足够的、有弹性的选择空间。

上文以文献分析为基础，以逻辑推进的方式对我国近年来区域金融研究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为主线，提出了区域金融研究应把握的新趋势、应关注的新问题，呼吁构建系统完备的金融地理分析框架，以整合跨学科理论的研究模式、以重点或问题区域金融为研究重点、以定性分析及对比分析方法为主全面重构区域金融研究格局，以期为区域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以及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提供更为丰富有力的理论支撑。

［1］吕嘉林.货币与金融地理理论的历史嬗变［J］.山东社会科学，2009，（7）：108.

［2］彭宝玉等.国外金融地理：地理学和经济学研究对比［J］.人文地理，2016，（2）：22.

［3］张玉喜.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金融创新需求与供给研究［J］.学术交流，2008，（10）：59.

［4］杨德勇等.区域差异视角下我国金融排斥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1.

［5］孙晓羽等.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及收敛趋势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5.

［6］马正兵.区域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其效率提升策略［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62.

［7］郑建锋等.新常态下金融效率对区域经济敛散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6，（5）：138.

F830

A

1006-169X（2016）08-0079-05

本文系2015年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项目编号：15ZX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