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新余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区域供给侧改革与金融发展协调问题研究：以江西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新余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上升动力和下行压力交织，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动能迭代更替的经济规律，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中央提出要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重组，提升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要加大生产要素的供给，提升其有效利用率，其中金融改革创新具有先导作用，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基于此，本文以江西为例，对区域供给侧改革与金融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金融要素；协调发展；江西实证

中国人民银行新余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成员：黄成莲，黄晖，温智良，刘辛欣，肖青云。（江西新余 338000）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上升动力和下行压力交织，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动能迭代更替的经济规律，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下简称“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重组，提升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①http：//www.xinhuanet.com/新华社发表经济形势系列述评之三：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2016-07-2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要加大生产要素的供给，提升其有效利用率，其中金融改革创新具有先导作用，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面对“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问题，金融业如何深化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在防化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同样也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区域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配合，而且探究在新常态下两者协调发展的诸多问题，对于区域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检索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型，将会构筑起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型动力。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点部署，尤其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对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大意义。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①资料来源http：//www.gov.cn/。。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行业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机制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

（二）相关理论基础

1.国外“供给侧”学派源流。就理论的发展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一是供给思想荫芽阶段。“供给侧”学派的开端，可认为是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和发展，受1776年《国富论》影响的萨伊，认为“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产品开辟销路”。受萨伊定律影响，李嘉图提出“生产—消费—购买—生产”连环的供给思想。二是凯恩斯主义。19世纪初的英法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有效需求理念，实际上构成对萨伊注重供给思想的异议。基于此，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倡导了经济学革命，认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危机，并导致高失业率，提出应当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来刺激需求、解决失业、振兴经济。但是，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中也有所保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三是供给学派与里根-撒切尔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提出“拉弗曲线”的拉弗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提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逻辑线索是“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在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有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度过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后期占据了主动，但由于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减税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也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四是凯恩斯主义复辟与供给管理。20世纪80年代末，“新经济”危机引发了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保罗·萨缪尔森是最典型代表，他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到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进行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

2.国内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兴起。早在2011年初，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七位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即现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2年底“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被正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有贾康、滕泰等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新供给思路，强调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供给侧改革》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新供给学派认为，从供给端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革。

3.基于供给视角的金融发展相关文献。谢平（2001年）提出农村金融抑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认为某些金融服务只有在提供过程中才能激活潜在需求。林毅夫、章奇（2004年）指出制度供给不足或者说市场竞争主体的缺位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出现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戴祁临（2014年）认为，与传统供给经济学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政府提供的财政、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直接影响经济体产品供给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周小川（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用一般均衡理论解释，就是价格均衡，即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应的理顺要素价格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贾康（2015年）在《积极解除金融抑制》一文提出优化供给侧环境和机制，建议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吴志远（2016）认为，普惠金融制度构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多元的内在关联，两者既相互支持又互为因果，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两者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普惠金融制度创新提供指引。

基于以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和供给学派的理论与相关文献分析，不难发现，新的供给管理方式和宏观政策变化，将给区域经济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研究讨论区域供给侧改革与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是非常少见，即便有一些也是定性讨论的居多、计量实证分析的较少。因此本课题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江西及其所辖11个设区市2002～2015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进行比较、实证计量，来分析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发展协调问题，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三、区域供给侧改革与金融发展的实践效应分析

近年来，江西省通过系列改革措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节主要从江西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与金融发展的实践效应进行评估分析。

（一）过剩产业去产能难度较大。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过剩产业去产能以钢铁与煤炭行业为例。据统计，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近12亿吨，而市场需求量仅为7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7%；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产能利用率约为78.8%。江西粗钢产能达3240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2.78%；煤炭产能约3326万吨，产能利用率仅41.2%。中央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①http：//www.gov.cn/.《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的去产能目标；江西提出2016年压减粗钢产能433万吨，涉及7家钢铁冶炼企业，占全省钢铁冶炼企业总数的37%。同时，“十三五”期间，全省关闭退出煤矿283处以上，退出产能1868万吨以上②http：//www.jiangxi.gov.cn/《江西省去产能工作总体方案》、《江西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

辖内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从加强奖补支持、完善税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江西在钢铁与煤炭去产能的同时需关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替代产业缺乏。江西经济以工业为主，2015年全省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50.8%，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其中传统高耗能、低能效产业居多，而服务业、新兴产业占比较弱，培育较慢，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2）转型融资难。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企业重组都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但受产能过剩行业形势严峻、企业经营效益欠佳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对该类企业授信十分谨慎，并且多是短期授信、中长期授信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至2016年6月末，江西“两高一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15.59亿元，同比下降9.45%，降幅较3月末扩大3.62个百分点。（3）产能过剩行业不良贷款上升凸显。随着化解过剩产能的推进，金融机构信贷风险也随之暴露。2015年末，江西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455.4亿元，同比增长54%，不良贷款率2.45%，同比上升0.57个百分点，高出全国水平0.78个百分点。以新余市为例，2015年该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7.96亿元，不良贷款率11.6%，同比上升10.6个百分点；其中钢铁、煤炭行业不良贷款占比分别为26.94%、9.68%，同比上升17.2个、6.3个百分点。

（二）房地产去库存结构性压力较大。据统计，至2015年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18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6%③http：//www.stats.gov.cn/201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2016-01-19）。；江西商品房销售面积3478.2万平方米，增长13.4%，销售额增长14.9%，分别较2014年同期提高了16.6个、16.7个百分点；而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1496.1万平方米，增长26.8%，高出全国增速11.2个百分点、高出销售面积增速13.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待售面积1032万平方米，增长19.9%。

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江西出台了“去库存20条”等系列措施，包括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大力释放住房公积金、加大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等。化解房地产库存的金融举措主要表现为“一控一增”。“控”就是适当控制房地产开发贷款。2015年末，江西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397亿元，较年初增加304.3亿元，增长27.8%，较2014年末回落18个百分点；“增”就是有效增加房地产消费贷款。在“商贷首付比下调”、公积金异地贷款联动等系列利好政策下，信贷政策面持续宽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创新低，刺激了楼市的刚需及改善性需求。2015年末，全省购房贷款余额3374亿元，较年初增长22.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070亿元，较年初增加554亿元，增幅22%（详见图1）。

图1　江西房地产库存与银行贷款运行状态

在多项宽松政策的作用下，2015年江西房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增长14.9%，同比上升了2.3个百分点。尽管房地产市场总体回暖，江西金融支持房地产去库存仍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省内设区市去库存明显分化。主要表现为南昌、赣州、九江等一些中心城市房地产销售形势明显好转，而其他城市库存压力依然较大；市区成交量上扬高攀而县域房产销售低迷下行。其主因有：（1）随着城镇化率提高，中心城市及市区外来人口较大，利好政策较大地释放出刚性需求；（2）部分设区市及县域受开发成本、居民购买力等制约，开发商响应不积极；（3）南昌、赣州等地较大面积的棚户区改造及货币化安置等政策的实行，加大了旧改居民商品房购买需求。二是个人住房按揭潜在金融风险上升。为大力去库存，各设区市纷纷出台“首付贷”等刺激政策，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住房消费，但使得个人还贷风险和银行坏账风险上升，潜在的房地产信贷风险不容忽视。

（三）实体经济去杠杆仍需强化。据中国社科院测算，2015年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39.8%，其中大部分表现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156%，不断增加的企业债务使得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2015年江西省银行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110%，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较2008年上升了44个百分点；如果将直接债务融资考虑进去，全省非金融企业累计发行各类债券902.2亿元，贷款加直接债务融资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115%。其中：全省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52%，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

江西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联动，从发展股权融资、拓宽融资渠道、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等方面入手，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但是在全省实体经济去杠杆中仍需关注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1）江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杠杆率偏高、去杠杆难度较大。尽管近年来江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从2008年的57.94%下降为2015年末的49.5%，但是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的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上，煤炭行业资产负债率甚至一度超过70%。（2）银行蜂拥授信和集中抽贷。在经济发展顺周期时，银行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蜂拥授信；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金融风险的上升，银行又存在集中抽贷现象，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3）企业用信不规范。部分企业通过杠杆过度融资，大多资金“空转”并没有支持实体经济，或者是盲目投资，投向了国家限制性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部分资金链断裂，债务风险骤升，加大了去杠杆的难度。（4）银行不良贷款核销缓慢。省内部分“僵尸企业”去杠杆涉及到不良贷款的核销，但是目前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存在渠道单一、处置成本较高、抵押物执行难度大等问题。

（四）企业降成本亟待持续。2015年，江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542家，主营业务收入3245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主营业务成本28591亿元，同比增长6.42%，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缴纳各项税费（不包括所得税）1415亿元，同比增长7.7%；利润总额2128亿元，同比增长2.4%。也就是说，平均每获得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需耗费主营业务成本8808元，成本率达88.1%，高出全国2.7个百分点，小微企业成本率甚至达到了90%。

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负担，江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提出了“降成本、优环境80条”等措施；从金融方面看，全省金融机构通过系列融资产品创新、落实倒贷制度、实现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双降”等措施，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得到持续缓解。但是，目前全省企业降成本仍有三方面的主要问题需引起关注：（1）用工成本上升，尤其是一线工人成本上升较快。根据全省开展的企业用工调查显示，一线人工成本年均涨幅在10%～15%以上，部分体力劳动者工资水平涨幅在30%以上。（2）企业“五险一金”负担较重。近年来，全省非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直线上升，从2008年的2.1万元增加至2015年的5.1万元，涨幅143%；其中“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占企业工资总额近40%，在当前企业较低利润水平的情形下，必将给企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3）受抵押担保不足、议价能力低等影响，小微企业降融资成本困难较大；同时企业税费负担仍有下降空间。

（五）转型升级补短板势在必行。江西省“补短板”的重点集中在产业转型、扶贫开发、“三农”发展等方面。一是从产业转型看，江西经济以工业为主，尤其是高能耗、低能效产业居多，而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低。2015年，江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8.6%，低于第二产业12.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11.9个百分点；其中电子、机械、纺织、医药和有色等六大重点行业增加值合计2707亿元，仅占GDP比重16.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1%；而同期的江苏、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30%、25.5%，这与经济发达的省份差距较大。二是从精准扶贫看，2015年，江西仍有贫困人口340万人，2900个贫困村，25个贫困县。江西计划2018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由于贫困面积大、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较大。2016年6月末，全省25个贫困县（区）各项贷款余额1968.91亿元，比年初增长12.58%，高于同期全省各项贷款增速1.46个百分点。三是从“三农”发展看，2015年，江西农业增加值1773亿元，占GDP比重为4.2%，低于全国4.8个百分点，多集中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占比微乎其微；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1139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8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8486元，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

江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正在大力补齐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从金融部门看，江西正在通过加快金融创新来推动产业优化转型，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来抓好支农支小金融服务，努力探索有效方式来落实金融精准扶贫要求。但是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补短板”中仍面临着几个共性的问题：一是承贷主体抗风险能力差，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不健全；二是大部分乡（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缺乏，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三是金融扶贫成本较高，相关配套政策对接亟待强化。

四、相关性分析

本节将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探讨江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与金融发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数据说明和指标选择

我们选取了江西省11个地级市2002～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共有154个观测值，所有数据来自于《江西省统计年鉴》、《江西省金融统计年鉴》和《江西省金融专项统计》。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在变量选取上尽量与理论假说相一致，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折衷。在下面的相关性实证分析中，我们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金融发展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详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说明

我们将使用如下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

yit=β0+βxit+εit

来探讨金融发展对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其中yit是因变量，反映江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指标，分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商品房待售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农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it是自变量，代表我们想要考察的一系列影响该地区供给侧改革的金融发展指标，包括金融相关比、贷存比、股票筹资额、保费收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将该地区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生产税净额作为控制变量；εit是误差项。为了增加我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所有回归中，我们将使用稳健性标准差（robust standard errors），以纠正观察值之间的差异性对估计结果的不良影响。

在回归方法上，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以进一步控制各个地区不依时间变化、比较恒定的特征对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控制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分析

表2至表6列出的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下面我们对这些回归结果做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表2　金融相关比与区域供给侧改革变量的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

表3　贷存比与区域供给侧改革变量的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

表4　股票筹资额与区域供给侧改革变量的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

表5　保费收入与区域供给侧改革变量的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

表6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区域供给侧改革变量的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

表2至表6分别描述了金融相关比、存贷比、股票筹资额、保费收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商品房待售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对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显著性水平和正负相关性也有着不同影响；但我们至少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金融相关比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农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产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影响作用明显，这就意味着区域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与补短板中带来正面的显著性推动作用；二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和贷存比与商品房待售面积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见调控信贷资金成本与银行贷存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对房地产去库存产生促进作用；三是股票筹资额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与农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产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就意味着直接融资在企业去杠杆过程中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四是保费收入与农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回归中显著性较强，而对其他指标不显著，且符号并不固定，这就说明区域保险保障对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能发挥重要作用。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实证评估看，近年来，江西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省“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推进中仍然面临着过剩产业去产能难度大、房地产去库存地区分化、实体经济去杠杆有待加强、企业降成本刻不容缓、转型升级补短板势在必行等特征。

2.从金融支持看，金融对江西“三去一降一补”促进作用较明显，但金融在发挥市场生产要素的先导作用、创新推动效力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去产能与去库存过程中，融资产品创新与防化信贷风险结合不够；在去杠杆过程中，如何做大企业直接融资与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有待深化；在降成本与补短板过程中，发挥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与金融创新在小微企业融资贵、产业转型与精准扶贫等方面有待强化。

3.从相关性分析看，江西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与补短板中带来正面的显著性推动作用；调控银行信贷资金成本与贷存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对房地产去库存产生促进作用；企业直接融资在企业去杠杆过程中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发挥保险保障对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二）政策建议

推进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系统的、长期的工程，需要综合、持续发力。基于上述的实证计量分析结论，我们认为金融应在区域“三去一降一补”中发挥先导性、创新性的重要作用。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在扩大金融有效供给中，注重拓展创新路径。一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加大对农村小微企业、精准扶贫、“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在健全创业板、新三板加大企业直接融资的同时，尽快开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对钢铁、煤炭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三是大力开拓保险在经济发展薄弱环节中的产品创新，更好地发挥其在“补短板”中的保障功能。

2.在措施配套组合中，注重发挥政策合力。一是金融支持房地产去库存须因城施策，注重发挥银行贷款利率与“首付比”的引导作用；同时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注重去库存和补短板与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协同性；二是要继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和企业经营性成本，在国家统一框架下，适时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与企业税负。三是金融要用法制化、市场化思维，着力支持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做好自身基础改革，既缓解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难题，又促进金融业的转型发展。

3.在优化信贷配置中，注重防化金融风险。一是继续加大信贷资金对全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新消费、新产品、新服务业等新经济增长动能；继续采取差异化信贷政策，稳妥推动“去产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金融支持去产能既要注重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更要关注去产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挤出效应”。相关部门应设立“僵尸企业”破产处置绿色通道，在推动“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的同时，加大对银行不良贷款优先核销处置支持，缓解信贷风险压力；三是鼓励银行通过并购贷款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同时要带动社会资本参与过剩产业企业并购与重组。

［1］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滕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M］.东方出版社，2016.

［3］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

［4］戴祁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基于新供给经济学视角［J］.金融经济，2014，（10）.

［5］周小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R］.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演讲，2015.

［6］贾康.积极解除金融抑制［J］.社会科学报，2015，（3）.

［7］吴志远.普惠金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辨析［J］.经济论坛，2016，（4）.

F830

A

1006-169X（2016）08-002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