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为留守儿童及其父母说几句话

首先，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先要从政策和制度的背景来理清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每一个家庭做出选择，都是在各种利弊权衡之下的结果，但是每一个家庭的选择也都必然是在既定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做出的。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不是农民工比别人更不爱子女，而是因为人口流入地既需要农民工来提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一次，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第五条里说道，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首先是“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各地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符合落户条件的要有序推进其本人及家属落户。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要纳入保障范围，通过实物配租公共租赁住房或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满足其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要在生活居住、日间照料、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提供帮助。倡导用工单位、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为其照料未成年子女提供便利条件和更多帮助。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我认为，这一条虽然在文字上是第五条，但在逻辑上应该是第一条，体现政府的担当。放在第五条讲这些道理，容易让人们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农民工家庭自身的责任。

全世界的普遍做法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覆盖到常住人口，这本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道理非常简单，常住就业人口是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那就应该对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而最为重要的基本服务，就是子女教育。即便是对于外国移民，如果你不需要他，可以不给他发工作签证，如果你给他发了工作签证，就说明你需要他，那么，即便对于合法的外国移民，都需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自然也包括子女教育。

换句话说，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先不要说父母的选择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而应该先讨论父母的选择是在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做出的。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先从构建制度和完善政策角度入手。先看看如果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问题能解决多少，然后再来讨论其他问题，不能本末倒置。

从尊重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规律来说，人口的城市化和向大城市的集中，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因为经济发展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本身就是有规模经济的。因此，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让他们在父母就业地生活，并且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其他的政策，包括鼓励农民工返乡、农村对留守儿童的监测、托底、关爱，这些都对，但是这些都仅仅是在现有留守儿童问题难以在一夜之间立即解决的背景之下的救急政策，而不是根本出路。即使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真正在农村既无父母照看，又无亲友托管的独居儿童数量仅仅是全部留守儿童的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留守儿童独居，就可以取消其父母的监护权，寄希望以此来解决问题是舍本逐末。

（来源：2016年3月1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