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亭/文



请舍本逐末者戒

■刘 亭/文

越来越喜欢读陆铭老师的博客了。

作为一个城市化研究的爱好者，不但早前读过陆老师的文章，去年还有幸作为他新书《大国大城》推介会的点评嘉宾，和他有过一番当面的交流。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此人之见地好生了得，句句咬木头，一针便见血。

这不，在本月初见诸于财新网的《为留守儿童及其父母说几句话》，就是这样一篇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好文章，实在值得那些舍本逐末的主事者们拿来认真一读。

事情是由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引起的。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政府的好意和善心，也知道这件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这种文件多半是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也只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表态”。但是，如果追溯起来，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民工潮破闸而出，本世纪初国家将城镇化写入“十五”计划，特别是2013年党中央专门召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后，算算都已经有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何以就连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乃至延宕今天，还以如此一份连“亡羊补牢”都够不上的文件招摇过市？

于是，真的要信服春秋时的鲁国乡民曹刿说过一句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至今仍然余音袅袅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关于城市化，总书记曾讲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说它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何谓自然？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逐利使然也；何谓历史？那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循序渐进。本来民工潮蓬勃兴起是一件好事，大可以促成计划经济体制下历来种种反城市化的政策改弦更张。却不料只来了一个“允许进城打工”的态度，也就算完事大吉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个规律的表达，因而需要自觉地去顺应它，努力成其好事；也完全没有把“人的城市化”当作事物的本质，因而要以户籍、土地和社保的相应改革去配套，以求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以后的演变，在实际生活中就完全变成为另外的一回事：农民工是最便宜、最合算的劳动力，不但同工可以不同酬，无需付给城里人相应的工资收入；就连他们的教育、医疗、文化和居住等公共服务的开销，也都是可以大打折扣甚至分文不付。于是，政府相应的一系列“关爱保护”农民工的政策文件出台了，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也传为公众津津乐道的佳话美谈。记得当时我曾撰文发问，如此这般把农民工当回事，难道我们真的要喊出“农民工万岁”？

这一质疑，其实和陆老师文中的观点是相通的：种种有失公平、令人不齿的社会现象，固然需要怜悯和救助，政府对此也无可推脱。但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先要从政策和制度的背景来理清……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若是今天“留守儿童”，明天“空巢老人”，后天“临时夫妻”，每天出个相应加以“关爱保护”的文件，那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仅仅只有一个民政部门、而民政部门只有一个社会救助职能呢？这样一来，干脆将政府改成“慈善总会”岂不是更好？

“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这样的“公器”，毕竟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在我来看，留守儿童不过是整个农民工政策的一个组成。若是能从“政策和制度背景”来消灭“农民工”现象产生的根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留守儿童问题难道还会是一个问题吗？

绕开天底下的常识和经验，总是以所谓的“中国国情”做为挡箭牌，把一件本属“天经地义的事情”变得磨磨唧唧，又唧唧歪歪，这就是我们一些同志的本事。总书记强调“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其实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和规律对着干。明明是大多数农村人口必然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到城里稳定地工作和生活，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农民家庭进城变成一件顺顺当当的好事呢？不是这头土地的权益不能流转、不能变现，逼得农民必须把根留住；就是那头三等公民、门槛高筑，又逼得农民实在难以扎根。无非一个是土地收益的确权和活化，另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和共享，“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真正办成这两件事，其它的事情，我看都好办，亦均可由农民自主选择并经由市场机制来完成。

外推的城市化似乎体现了政府的关爱和保护，但这不过是类似当年政府对国企的“父爱主义”，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既然关于留守儿童的决策，都是每一个农民工家庭，在统一的既定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基于各种利弊得失反复权衡得出的结果，那政府的责任，就是把那种作为“公器”无可推卸、也是无可替代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到位。“人随王法草随风”，随后农民自会作出理性的分散决策。

留守儿童的事是如此，其它有关农民工和城市化的事都是如此，为此请舍本逐末者戒。

（成文于201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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