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丽，杨 巧

微博传播、公众参与和电子政务——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侯俊丽，杨 巧

以2011年温州发生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探讨了微博对公众参与、社会融入和市民性的培育和影响。以微博为主要信息获取平台，公众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关注与参与；与此同时，事件发生后也同样以微博为载体，积极搭建与市民的信息沟通渠道与反馈平台。7.23温州动车事件为微博传播、公众参与和电子政务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对公众而言，以微博为媒介的传播扩散，为公众参与并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对政府而言，新媒体传播的普遍性、及时性等优势，有助于形成并规范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吸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监督过程，提高政务微博的能力与水平。

微博传播；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突发事件

一、引言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技术更加发达，新的传播媒介也随之孕育而生，这样不仅加强了公民之间的交流，而且增强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微博用户数已达到2.12亿。新的信息技术对公民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公民的沟通方式与社交方式。需要重视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新媒体在社会融入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道路与角色，发挥着巨大的潜在能力与功能。一方面，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公众作为媒体终端的使用者，不仅积极参与这场革命，而且积极推广发展新技术。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公众利益表达的新型方式与重要方式，并逐渐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本文重点研究微博传播对公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影响过程，同时探究民众如何使用微博这一新媒体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本研究首先回顾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的整体发生过程，着重分析此类“由新媒体推动的突发公共事务活动”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微博在此类政府决策事件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突发事件以后，微博能够迅速成为公众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平台，并且能够将民意传达给政府，聚集民意，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到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这些与微博的天然优势紧密相关，微博传播具有简易性、及时性，受地点时间控制程度较低、发布门槛低，并能为大多数微博用户接受信息等。在发生事件过程中，每个微博用户使用者，都具备及时发布信息的能力，都有及时报道的条件，可以迅速传播信息，扮演着市民记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传播的速度甚至比政府迅速，并且使政府了解民意，应对事故危机，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对民众的质疑进行解答，正面回应公众，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最后，总结微博传播对公众参与、构建电子政府新平台的影响作用，并进行归纳和预测。

二、7.23温州动车事件的微博传播和公众参与

本文选择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为案例分析，研究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的关联性。本文选取7.23温州动车事故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事件整体持续时间长、民众参与程度与关注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另一方面，温州动车事故事件是较早实现政府、新媒体传播媒介、公众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打破了原有的互动关系模式。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微博成为公众获取事故具体消息的第一信息源与主要信息源，并且汇聚了各个阶级层面不同的意见与公众关于事故不同的态度，使政府与公众进行良好的互动，避免了“民意暴力”等现象，推动事件得到良好的解决。

（一）7.23温州动车事故起因

在动车初建时，其安全性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且在修建时期，就有事故发生，这在公众面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一阶段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属于事故的潜伏期。自从2007年以来，我国开始运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王勇平为当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他向记者和公众介绍动车大提速，当时有些铁路干线时速调到200公里及其以上。这一举动顿时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公众担心是否将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还是片面地追求速度，牺牲以出行安全性为代价。铁道部其他相关负责人张曙光面对公众质疑时，提出此次列车提速并非只考虑速度，也将安全因素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并声称提速是建立在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的。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4分，发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遇难与身亡。获取该信息的第一来源为新浪微博，所以，微博成为舆论聚集与公众表达意见利益的主要平台。

（二）微博传播：公众参与与事件扩散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经过：

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Smm_苗①注：@Smm_苗：网名，以下带“@”均为微博用户名。发布第一条现场微博，这标志着事故的发生：“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在较短时间内就被评论了7600多条，转发多达2.4万次。

7月23日20时33分，@羊圈圈羊发布第一条现场求救微博，内容：“求救！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这条微博被转发10万余次。

7月23日22时30分，发布救援以及鲜血微博，有记者报道，“事故发生以后，市民积极展开救援，其中有一位市民开了一辆面包车，来回开了四趟，救出许多人”，众多网友积极为遇难者献血。这一阶段微博上关于献血的转发量高达十万。

7月24日凌晨，微博网友热议：“掩埋尸体、活化尸体、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人。”这一时期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并开始处理现场。

7月24日上午8时微博寻人在微博上寻人的信息被转发了50万次。

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小伊伊的获救：小伊伊获救后，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发布微博，内容如下：“本人承诺：凡本微博被转发一次，就捐献一元给小伊伊！”据新浪微博统计，微博发布时间是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这则微博在24小时内就被转发90多万次。关于小伊伊的讨论新浪微博有2439174次相关微博（截止2013年1月9日24：00）。

2013年1月9日，微博话题：#动车遇难者一路走好#，以它为话题共产生有14832条祈祷祝福的微博；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纪念在事故中遇难的大学生，其微博评论量约为1.2万，转发量也高达7万多次。

（三）政府行为：事件的转折与参政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

政府有效运用微博平台进行危机事件处理，已经是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应对危机的重要方面。在7.23动车事件过程中，一部分地方官员在微博上也拥有众多听众，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关注，如浙江省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拥有443万腾讯微博听众，在事故五个小时内，就发布微博36条，密切关注事故进展与救援情况，赞扬温州“的哥的姐”免费送志愿者到医院义务献血。

自动车事故发生至24日22:45分，这一阶段是温州动车事故危机突发期。在此阶段过程中，中央领导与地方领导均快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工作，抢救遇难者，并进行行政问责，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负责任者进行调查处理。除此之外，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向公众介绍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并对公共的质疑进行解答。这些有利于缓解公众对事件的部分质疑，并体现了政府人文关怀的理念。29日新华社公布了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91.5万元，在危机蔓延阶段，政府表现极为活跃，主要表现在：抢修事故路段；总理召开会议听取事故救援进展；陆续公布遇难者名单；向外界公众与新闻媒体公布救援情况；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开展行政问责等。

在危机恢复阶段，公众对事故的讨论逐渐减少，媒体对事故的报道量也减少，各项工作都逐渐恢复到常态。在这一阶段，政府为安抚民情，重塑政府形象也做出了一些工作的改进与努力，如8月16日零时开始，北京到天津以及上海到杭州两条高铁的时速都分别比之前降了50公里。2011年12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布了事故调查结果，铁道部也再次向公众道歉。

三、微博传播的角色和功能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中，民众凭借新媒体自发地参与到与政府的互动博弈过程，而政府也利用新媒体化解危机，搭建起与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渠道，为电子政府模式提供新思路。新媒体传播媒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使用微博条件限制较低，只要是手机终端使用客户，大都具备使用并发布微博的条件与能力。《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在使用微博的人群中，手机客户端的比例高达66%。可见，微博使用具有简易性与移动性，这些特点可使用户养成“随手拍”“随手记录”的习惯。其次，微博发布控制在140字以内，在危机突发时，强调发布的及时性，必然不会编辑过多的文字发布，这与及时发布相吻合。

其次，微博发布无固定时间限制。危机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突发现象，并且发生后变化快、信息量大。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可以真正做到与发生事件同步发布，不延后、不滞后。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以后，仅仅几分钟时间微博就有消息发布事故原因，这正体现了微博传播的同步性，也是事件快速传播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微博传播不仅加速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而且还使分散的民众聚集为群体，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范围与影响规模。

第三，微博终端的最终使用者，即公众变为市民记者，成为发布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力量源。这种新型的传播群体与传播方式较以往传统的大众媒体，具有发布及时、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对传统传播媒体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微博传播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以往传统的传播局势，推动着新的格局兴起。

四、结论

在以往微博传播的研究中，多从通讯技术发展特征角度谈起。而本文则着重研究微博传播与扩散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和公众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上，从而为新型电子政务模式的构建提供思路。

（一）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

从应用技术和传播功能来看，微博的形成与发展以更便利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传播为初衷。与此同时，微博的传播也冲击了传统传播媒体，它使公众表达利益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或者部分群体，而是将个体、群体和组织团体相互连接起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平台。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技术本身不会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也不会自动提升制度的民主化。对于公民参与意识与决策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沟通双方的素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由关注通信技术本身而转向科技所能提供的信息的原因所在。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已经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有所渗透。作为微博使用的载体，手机的普及为微博用户搭载了更便利、更广阔的运行空间。微博发起的动员行为淡化了公众与私人使用通信等媒介的界限。新的科技革命以及通信技术给市民的身份增添了新的含义，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微博传播在扩散信息时，也与政府取得了对话，公众将获取的信息以及利益诉求与政府展开对话。与此同时，从政府层面来说，公众有更多的方式与途径获取信息，其获取手段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微博传播也使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由个体走向群体，具有更强的爆发力与无法预测性。

（二）微博传播：构建政务微博新平台

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来说，微博传播形成的信息传递与公众舆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经济的发展。只要有手机终端，就具备发布微博的条件，就具备传递信息的能力，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数字鸿沟而产生的差距与不平等，有利于带来信息共享，使贫困与基层的人们同样获得丰富的信息，即有利于消除“数字鸿沟”的不良后果。微博传播增加了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与可能性，增加了与政府开展对话的机会，也增加了公众有序参与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聆听来自基层的声音、了解真正的民意，也有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在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微博传播建立起了有效的电子政务平台，将众多微博网友的心声与利益诉求等表达方式传递给政府相关人员，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高效的平台与有利的条件。所以，微博传播等新型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也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增加了公众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有利于新的参与格局的构建。

当前，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要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特点的研究，同时保持前瞻性：新媒体传播既可以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有效平台，但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操控，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首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人员应该提高其媒介素养，积极探究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探究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方式以及其他新型媒体；其次，政府部门与其他有关单位应了解与把握公众舆论的发展方向，并能够正确引导公共舆论朝着良好方向发展，探寻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与规律，加强政府官员对新媒体的掌握程度，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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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丽，女，河南周口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部门与人力资源管理；

杨巧，女，河南南阳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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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28（2016）08-1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