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厉辞

物质经济与精神财富
——钱穆的经济史思想

◎陈厉辞1,2

钱穆的经济史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家观点，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其客观、理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治史原则对于当今史学研究与国家经济理论探索有重要意义。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著作既包括《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也包含根据其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等通俗史学读物。这些经典被广大民众喜爱或熟知。钱穆治学门类颇广，仅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共54册，多达80余种著作。就经济史而言，除贯彻于其他著作中的经济史学观点，钱穆先生也曾于五十年，于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后经其弟子叶龙先生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中国经济史》一书，使公众能够一窥钱穆先生经济史研究之一斑。本文将就其著作中所体现的经济学思想进行总结、探析。

重视文化传统的一体性，是其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原则

重视文化传统的一体性，不但是钱穆先生经济史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宏观上治史的方向。他认为：“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经济史而言，钱穆认为：“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可以说，钱穆先生的经济史思想是由文化传统萌芽而生，因此，传统文化是钱穆先生经济史思想的理论基石与来源。这与其同时期的史学大家多借鉴西方史学观的治史方法有极大的不同。

“经济人生”相对“政治人生”、“精神人生”处于最底层

钱穆先生认为，人生具有三个层次，即“经济人生”、“政治人生”、“精神人生”。“经济”人生是人类生活最先经过的阶段，之后就是以“安居乐业”为目的的政治人生，以及第三阶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的精神人生。“没有第一阶层，不可能有第二第三阶层，但有了第一阶层，不一定有二、三阶层。但有了第二阶层，一定会有第一阶层…这是人类文化阶层递进提高的一条规律，可衡量批评一些人类文化意义的标准。”第一层文化是外倾的，向外斗争的；第二层则是内倾的，向内团结的；第三层是“内外一体”“物我交融”的。古今时间性的隔阂融合了，自然界和人文界的隔阂也融合了。这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同样也是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规律。

“低水准的必须经济”的重要意义

经济的人生是最底层的人生，而经济又分为“高水准的不必须经济”与“低水准的必须经济”。“低水准的必须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十分新颖。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经济重农抑商是有缘由的，中国人历来认为，物质经济对人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就人生对经济的需求而言，也会有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就属于超水准不必须的经济。就经济社会而言，什么是低水准的必须经济呢？中国以农业立国，因此，农业是最根本的低水准必须经济。工商业则容易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趋向“高水准的不必须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紧握以人生为主，经济为副的价值观诞生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史学观甚至是思维方式是有区别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或是马克思，西方经济学家都注重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并未看到农业，也没有将农业在其理想社会中作出安排。这符合西方学者对社会、经济的论调，即重视工商业，忽视农业。根据钱穆的理论，并不是证明西方学者短见或错误，而是认为西方学术观点诞生于西方学者对欧洲经济社会的思考。我们有自己的社会，自己独特的情况，不能将西方的学术理论照搬照抄。

“道德性”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意义

根据钱穆先生的理论，中国人自古认为“高水准的不必须经济”提高了人的欲望，而非人生，是无作用，无价值的。而且引导人生向上的，应非经济，而实有别的东西。那么，引导人生向上的动力或是本源是什么呢？中国人认为是“道德性”。换句话说，“道德性”超出了贫富的意义，是中国社会的终极标准。中国人说“贫而乐，富而好礼”又说“天下太平”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古代封建制度崩溃后，社会上的三种势力，即太史公《史记》中的《儒林》、《货殖》、《游侠》，最终只有半耕半读，安分守己的儒生，不失平民身份，没有遭到禁止。中国古代典籍有很多“道德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作用的描述，如《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此语虽说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并非在经济上。钱穆推及20世纪，认为：“20世纪世界并不贫穷，人口生殖律也不弱，所患指示不均与不安。”中国古代认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才有用"。近代西方帝国殖民政策与此相反，因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这就是本末倒置。

钱穆概括数千年中国历史，“自秦至清，直到道光年间，向来佳于西方。经济落后，是近百年的事。”认为，我们应该引进西方新科学，而保持中国经济的旧传统，即“人文本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使新学科兴起后的经济发展不至于“超水准”走到“不需要经济”上去。此外，钱穆经济学思想展现了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的自信与另一种可能，弥足珍贵。就是经济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并有待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督导，来创造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的信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但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失去此种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

钱穆的经济史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家观点，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其客观、理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治史原则对于当今史学研究依旧可贵。五四以来，文学、医学、史学、经济学等学科提倡“西学中用”甚至“全盘西化”。中国近现代多个历史时期将传统文化视为糟粕，众多中国优秀文化精华没有得到传承。更可怕的是社会舆论氛围将传统文化与封建残余混为一谈。坚持立足传统社会基础，不盲目借鉴西方史学观点，独辟蹊径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史学家凤毛麟角。一个人的思想对错需要时间验证，但没有敢于质疑、敢于挑战的精神，一个民族的史学理论怎么能够有质的飞跃。因此，钱穆先生的治史精神又高于其治史思想，应成为新的时代各行业研究者研习标杆。

（作者单位：1.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2.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