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良，莫荣妹

区域差异、竞争优势与“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路径

李 良，莫荣妹

“互联网+农业”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趋势，在我国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必须根据区域资源禀赋来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不同发展路径。中西部地区可以采取低成本战略来启动“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电商模式；东部地区则可采取差异化战略来推动“互联网+农业”快速发展，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模式。

“互联网+农业”；区域差异；竞争优势

一、问题与框架

“互联网+农业”主要是指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计划、劳动过程、农产品销售等，以改造传统农业生产和销售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标准化生产、形象品牌化、科学化管理、创新化销售等几个方面的特点使其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随着“互联网+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及应用，如何创新“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路径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目前，“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尚在培育与探索阶段，多数研究还处在对其定义、特征、模式及对策等方面。李敏（2015）认为“互联网+农业”是指发挥互联网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使互联网技术与农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的方式，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蒋融（2015）认为我国“互联网+农业”处于摸索的时期，其在农业生产各环节、领域的应用还相对有限，但它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夏青（2014）提出发展“互联网+农业”的几种发展模式，如智能农业模式、电商模式、产业链模式，通过融入互联网技术，从生产、营销、融资等环节优化农业生产，创新产业链，成为克服传统农业弊端的新型经营方式。刘玉忠（2015）根据我国“互联网+农业”的现状，提出依据国情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战略规划、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服务管理水平等多项对策。梳理相关的“互联网+农业”文献，发现学者们基本上认同“互联网+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提供良好的契机。对于“互联网+农业”的定义、特征等问题阐述得比较多，多为定性分析，实证和案例分析较少。“互联网+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从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加快资本投入、创新监管方式等方面入手推动“互联网+农业”发展。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不是农业的灵丹妙药，要对“互联网+农业”冷思考。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首次提出竞争优势理论，其认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基本竞争优势，一种是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另一种是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如果企业参与所有市场活动的累计成本低于其竞争对手的成本，那么它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低成本优势；如果企业能够提供给客户有别于竞争对手的具有独特性的产品，那么它就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差异化的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是指以特殊资源为基础的资源经济优势（如特殊的物产资源、较低的原料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等），可以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竞争优势。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主要是通过创造更契合客户需要的差异型产品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由于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更难以模仿，可以将竞争优势较长期的保持下去，可以将其视为较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波特将获取不同层次竞争优势的方法总结为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互联网+农业”，既符合规模化的农业经营发展路线，又融合了新兴的互联网科技技术，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经营形式。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可以将不同区域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不同的层次上。采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必须发现和开发具有成本优势的资源，着重降低成本的运行空间。因此，可以选择以电商模式为基础的发展路径，利用互联网优势将农贸市场向电子商务平台转型，培育新型的互联网技术人才，使农民参与进来。“互联网+农业”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就是要实现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使其区别于其他的农业经营发展方式，独具匠心的营造高技术含量的农业发展潮流，以自身的竞争优势发展智能农业模式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二、“互联网+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原因分析

目前，“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在农村地区生产建设中的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开发以“互联网+农业”为核心的特色产业。截至2013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已经达到了1.77亿人，同比增长了近2000万人，增长率为13.5%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大规模的农村网民增长以及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给“互联网+农业”的农业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相关的涉农网站也在不断增加，并发布农业市场的供求信息、更新农业优惠政策、提供各类农业资讯服务及建立农产品贸易电商平台等，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寻求更大的突破。

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互联网+农业”的发展状况。2013年东部地区GDP总量为32.2万亿、中部地区12.7万亿、西部地区12.6万亿，东部分别是中、西部的2.5倍；人均GDP东部地区为6.24万元、中部为3.54万元、西部为3.45万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西部的2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1万元，较中部地区0.84万元、西部地区0.68万元有明显优势②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东部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动区域内科技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使农民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增加、成本降低，冲击农民保守的观念，推动农民创新“互联网+农业”的建设渠道和积极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互联网+农业”的培育度和成熟度低，相关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降低农户发展“互联网+农业”的意愿，造成“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规模小、速度慢。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了发展“互联网+农业”的规模和速度，信息、技术等应用水平也制约“互联网+农业”的培育和发展。

其次，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也是影响“互联网+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整理《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可以得出2012年各地区农民的文化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大部分的农民处于初中文化水平，西部地区三分之一的农民文化水平是小学程度。就各地区的差距来看，东部地区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远远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各地区遥遥领先，东部地区农民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西部地区大部分的农民教育水平处于小学和初中程度，高中以上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0个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1.52人，远低于东部地区的21.89人；中部地区比重与整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当。总的来说，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更容易接受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因此，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发展“互联网+农业”更具优势。

第三，各个地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及通讯设备的建设和配备水平存在差异。发展“互联网+农业”，离不开最基本的网络基础设施和通讯设备。东部地区凭借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完善的网络配套设施，形成了配备较为齐全的农村网络，网络在村的覆盖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时，网络技术应用必需的通讯设备设施也较为齐全，先进的通讯系统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较差，互联网技术并没有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素质高低等因素，一些地区的农民很少涉及“互联网+农业”的知识和应用技术，甚至从未真正了解互联网技术如何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导致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还相对迟缓，导致农业现代化发展也落后于其他地区。

三、竞争优势与“互联网+农业”发展的路径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可以结合差异化的区域资源禀赋，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农业”的低成本发展路径

1.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设施建设与信息技术是制约中西部地区发展“互联网+农业”的难点。“互联网+农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度在农业农村领域大范围扩张这一重要前提。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如电脑、宽带设备等还相对少、普及慢，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相对薄弱。电脑等设备的户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懂上网、熟网络的农民还不多，互联网普及率低于30%，甚至70%以上的农民表示不太会使用网络。因此，国家应该在创新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和在实践引导层面予以支持，通过财政补贴及政策优惠，吸引电商企业或网络代理商扎根农村，推动“互联网+农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推广电商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懂技术、会管理的互联网技术人才投入到农村互联网发展建设中。

2.农贸市场向电子商务平台转型

“买贵卖难”的困境经常出现在以往单一的农产品销售模式中。由于产销信息不对接、流通环节繁冗等问题，新鲜的各类农产品从生产基地出售到市场、市民手中和餐桌上需要多重环节。通过电商平台能有效地共享各类农产品销售供求信息，减少流通和交易成本，减少环节缩短时间，实现农产品与顾客的精准对接。中西部地区结合区域内资源丰富的特点，努力创新区域特色的“互联网+农产品”电商平台，推动农产品电商由简入繁的从小点上到大平台转型，打造一批O2O的直销模式。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打造一批如淘宝、京东等综合类农产品电商平台，构筑区域内农产品的“网上农贸市场”。另一方面努力开创新的提供综合服务的专业电子商务平台，如成都的“菜易通”，实行大宗农产品网络销售与技术推广相结合。

3.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目前，互联网人才短缺是造成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信息化通讯网络较以往也得到不断完善，各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加快，但该地区互联网相关人才匮乏，农民对“互联网+农业”的知识不了解，互联网营销人才严重不足。因此，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与村委会要鼓励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以及下乡干部、大学生村官等新生力量敢为人先投身“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中，开创电商平台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财政拨款和政策优惠，吸引外来资金和互联网人才参与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选择与地方大专院校合作，对农民进行互联网技术培训，教会农民相关电商技术、技能，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鼓励涉农类院校的毕业学生到农村开创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等。面对人才匮乏的现状，有针对性的将思维活跃、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培训成为拥有互联网思维、能掌握信息化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以种养大户、返乡创业农民为主要对象，打造区域内具备竞争优势的互联网电商大军。

（二）东部地区“互联网+农业”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1.运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农业生产各环节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根据农民个人的主观经验进行播种、施肥及灌溉，耗时费力，对土壤、环境造成一定危害。改变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东部地区通过发展“互联网+农业”的途径，采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管理、数字化把控，使农业生产种植变得更加及时、有效、精准。互联网技术进入种苗培育、水利灌溉、机械化收割、后期加工处理等农业生产环节，都受到严格的标准控制，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及精细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了解市场信息，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和水资源，规划农产品培育时间，制定农产品贸易时节等，形成农业数据资源平台，对农业生产各环节进行合理的整合和改善，使农业生产高效、智能、安全。

2.推进物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应用中的深化

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把控制的端点从人延伸至物体上，通过采集信息、传播信息，让人与物、物与物相连，从而实现实时、有效、远程及智能化的操控，即物联网技术。东部地区发展“互联网+农业”，在物联网基础上对传统农业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利用大数据资源，融合为“互联网+农业”的全新路径。东部地区利用经济、科技、人才等先天优势，构建物联网平台，开发出适应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质量检验系统、环境监测系统、土壤质量监测系统等，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农业生产各环节实时监控，收集信息并分析处理，将智能化理念应用于农业发展中，加快智能农业发展的实现。将收集的数据信息与政府相关部门、农科站等采集中心实现共享，有利于指导农业进行农业生产，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智能化，这也是未来东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互联网+农业”融入农户和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

3.利用互利网技术发展智能农业

东部地区拥有领先其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要创新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开发智能的农业生产设备，如研制和利用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组建智能温室监测系统等；通过遥控无人飞机来取代传统人力施肥喷药，利用数据与实际状况控制其对作物喷洒的位置和量；利用先进的采摘机器人替代传统的人工采摘，利用传感器、红外扫描设备来获取果实的信息并判断其成熟度，据此考量是否采摘。这一系列的高新技术正是未来东部地区发展“互联网+农业”的趋势所在。以互联网技术和高新技术为基础，集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为一体，实现“智慧”与“农业”连线，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品质和效率，逐步实现信息化与现代农业的深度结合，是东部地区“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现实路径。

四、结束语

中国区域广袤，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单一的“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不适宜地区差异化现状。根据区域差异的客观事实，运用竞争优势理论，结合区域内可获得本土资源、经济水平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选择“互联网+农业”不同的发展路径。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可以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以获取区别于对手的竞争优势实现“互联网+农业”的快速成长。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可运用低成本的发展路径来培育“互联网+农业”，鼓励农户利用区域特色资源优势发展“互联网+农业”。

［1］李敏.“互联网+农业”视域下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研究［J］.创新科技，2015，（06）.

［2］蒋融.我国互联网农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J］.经济论坛，2015，（08）.

［3］夏青.用互联网思维做农业［J］.农经，2014，（08）.

［4］刘玉忠.“互联网+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J］.创新科技，2015，（07）.

［5］朱启臻.互联网不是农业的灵丹妙药［J］.中国农村科技，2015，（09）.

［6］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7］石盛林，薛锦.竞争战略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1，（04）.

［8］李国英.“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现代农业产业链及商业模式结构［J］.广东农业科学，2015，（09）.

李良，男，广西玉林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莫荣妹，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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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28（2016）08-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