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人物塑造——以福斯特的人物理论进行解析

2016-12-27陈曦

山西青年 2016年1期

关键词：福斯特人物塑造长恨歌

陈　曦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人物塑造
——以福斯特的人物理论进行解析

陈曦*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摘要：E·M·福斯特作为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对中外文学创作和理论影响极大，为研究中外作品提供极佳的视角。通过福斯特的人物理论，解读王安忆《长恨歌》中人物塑造，从而以新的视角解析《长恨歌》中“扁平人物”塑造的继承与创新和“圆形人物”塑造的缺失现象。

关键词：《长恨歌》；人物塑造；福斯特；扁平人物；圆形人物

人物的塑造一直都是传统小说的核心，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小说是以人物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中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来表达一定的主题与思想。尽管在后现代的文学框架中，人物这一要素被逐渐消解，但随着关注现实的逐渐回归，越来越多的思想与象征被重新赋予在人物的身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小说的地位依旧突出。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与批评家摩根·福斯特正是通过对此前经典作品中人物的解读，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理论，其人物理论对后世的小说创造与评论，包括中国的作家作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作品中人物的审视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王安忆一直在追求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既体现了对传统人物塑造方法的继承，又有自己独到的发展，这一点在《长恨歌》中表现的十分突出。本文试图通过福斯特的人物理论，对《长恨歌》中的人物塑造进行解析，从而对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形象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扁平人物、圆形人物的定义与优劣

关于扁平人物，福斯特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所谓的‘气质类型’，有时也称为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①这样的人物形象趋于单线条化，性格特征基本上是单一的。而关于圆形人物，福斯特却并未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通过他把“是看他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我们感到意外”②作为检验圆形人物的标准，以及对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伯特伦夫人的分析和对扁形人物定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圆形人物是立体的，其形式是丰富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这样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多线条、立体化的效果。

基于各自的定义，福斯特关于不同人物的优劣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尽管“扁平人物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不论他们何时登场，都极易辨识”③，“他们事后很容易被读者记牢。”④，但“扁平人物在自身成就上是无法与圆形人物匹敌的。”⑤这种说法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似乎是合理的。扁平人物因为其单线条化的特点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单一的特点也使读者容易记住，但同时也容易陷入概念化、类型化的陷阱，从而使读者感到枯燥与厌倦，不利于作者通过人物表达复杂的主题。于是许多作家通过圆形人物的立体化与复杂性，来展示人物背后的广泛含义，承担作者的思想基础和美学价值。但这也并不是绝对化的，例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霍桑的《红字》，全部由扁平人物构成，但仍有巨大的审美艺术价值和思想穿透力。福斯特也认为“一部复杂的小说经常既需要圆形人物，也缺不得扁平人物。”⑥

二、《长恨歌》中扁平人物的继承与再创造

王安忆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环境不同于张爱玲作品中的典型环境，而是表现出了类型化的特征。她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使得她放弃了作家通常惯用的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因此，她的作品中塑造出的人物也都是具有概况性，且可以成为类型化的典范。而这在《长恨歌》中也十分突出。

在《长恨歌》中，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全都塑造成扁平人物，这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是十分大胆的。王安忆笔下的扁平人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类型化的倾向。“每天早上，后弄堂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泪’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⑦在小说的第一部第一章第5节中，“王琦瑶们”的出场，明确地表明王琦瑶是作为大上海弄堂里普通姑娘的类型化代表。王琦瑶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角。虽然，她的性格不是十分的突出，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扁平性格”，但是，读懂这个人物对于理解整部小说是很有帮助的。王琦瑶内在和外在有两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坚强和美丽。王琦瑶的美“是有些家常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过日子的情调”；“不是戏剧化的，而是生活化的”，穿着家常碎花布旗袍的王琦瑶最贴心可人。王琦瑶的美是对上海城市性特征最贴切的阐释，纵有万种风情、流光异彩，但却不是高不可攀的贵族式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平民化的，哪怕有些许俗气，却是可心的。这反而使人物显得很真实，也正是因为这种形象，使得王琦瑶能够在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符合民意”的“三小姐”。这也给她的美丽带来了一次最辉煌的评价。

尽管在王琦瑶的身上，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她有一些虚荣心，因为“长得好”，所以她在内心潜藏了一股涌动的暗流，这个外表看起来十分柔顺乖觉的女孩儿有了这样一种认知，那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外貌去改变弄堂出身的命运。同时，她也是聪明的，也向往繁华，热爱生活。拥有一颗看透生活的心和渴望一个普通女人所渴望的爱情，但这些全部指向一点——普通的类型人。“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⑧“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⑨这些都是单一、普通而不令人感到意外的。在小说的故事中，虽然岁月使王琦瑶有了容貌的变化，想法的改变，但是从开篇奠定的类型化特征，却是从一而终的：从影片试镜开始，到与长脚的冲突结束。

王琦瑶一生都充满了传奇性，但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能够坚强的、充满韧性的在上海生存下来，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奇迹。她能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还能过得有滋有味，所凭靠的就是她有着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细小的趣味的本领。我们常说，即使日子再难也还是要过下去。王琦瑶就是上海普通女子中的一个，在苦难中自己舔舐伤口，坚韧的把平常的日子过下去。通过王琦瑶这一“扁平人物”的形象，无不体现出了上海女人性格中的坚强和韧性。

而处在三角恋关系当中的程先生和蒋丽莉，同样分别是代表着王琦瑶男女知己的两个类型化的扁平人物。在谈到创作转型的原因时，王安忆自己曾说过，她对所谓自传和纪实的东西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因此竭力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类的东西，超出经验的东西，虚构和抽象的的东西。这种“类的东西”其实也包括了这种类型化人物。而这些扁平人物，也的确使读者能够极易记住他们的特点和形象：王琦瑶的上海姑娘形象，程先生的爱而不得的知识分子形象，蒋丽莉因爱生恨的小姑娘形象，康明逊的对生活无力的懦弱的形象以及老克腊所谓的怀念过去的形象等等。从而凸显扁平人物的优势。

在人物的美学内涵上，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给扁平人物赋予了悲剧的命运，这是对福斯特人物理论的再创造。福斯特认为，“严肃或者悲剧性的扁平人物往往惹人厌烦。”⑩“扁平人物诉诸的是我们的幽默感和适度心。”○11圆形人物的复杂性使自己可以承担更多的悲剧使命而不至于太单薄，从而给读者一种厚重感。然而在《长恨歌》，扁平人物却丝毫没有给人以“幽默感”和“适度心”，反而通过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构建了人的生存困境，使人物背负起悲剧的使命。《长恨歌》中写了王琦瑶的一生，同时也是她悲剧的一生。王琦瑶虽然有过“上海小姐”这一短暂的辉煌，也过过“爱丽丝公寓”的奢华生活，但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在短暂的绚烂之后留下了无尽的悲凉。而与此同时，王琦瑶表面上看起来一直有异性围绕在身边陪伴，然而，她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等人虽有感情纠葛，但却不能够最终修成正果，留下的也只有浓浓的遗憾和无尽的哀伤。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因为两代人观念的不同而彼此伤害着，留下的只能是无奈。翻阅全书，我们可以发现王琦瑶的一生是波折不断的，而她的好友蒋丽莉，以及程先生等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都想着要好好生活，好好的去爱，然而最终的结果都并不如人意。蒋丽莉含恨而死，程先生无奈自尽，王琦瑶也不得圆满。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演绎出来这篇《长恨歌》。

之所以《长恨歌》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其原因就在于《长恨歌》并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一种环境与文化为中心。通过不同类型人物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不同处境，去凸显人精神的矛盾与存在的困境。人物在王安忆的笔下，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载体，通过一种冷静的、纯理性的叙述姿态，以及极具个人风格的讲述方式，在一个俯视的角度，创造出了一个特定的氛围，以此来表达出王安忆对个人存在的看法，同时承载着她的精神探索。这是从属于整个环境和文化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扁平人物反而抛却了圆形人物所具有的较为沉重的“负担”，更接近思想的本质，从而实现一种新的突破，这也有利于作者创作出一种理念化和符号化的人物，同时也促成了小说人物的抽象化。

三、《长恨歌》中圆形人物的缺失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并没有刻意构建丰满的圆形人物，目的是为了消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写普通环境里的普通人。王安忆曾在《我的小说观》重申：拒绝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拒绝材料太多；拒绝语言的风格化；拒绝独特性。以普通为基础，复杂、丰富而又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就显得不再重要。同时，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不再通过圆形人物的多重性格与多重思想的矛盾来表现，而是通过在环境与文化的背景下人们的对命运的反抗、屈服、探索来展开，这无疑是一项创新。《长恨歌》里的故事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生活哲理感悟得出的，而非是刻意描述出来的，而扁平人物鲜明的单线条化特点，反而更符合环境中人物指向性的要求，这一点也同《长恨歌》中全部由扁平人物构成是相对应的。

《长恨歌》中没有圆形人物，也会带来一定的缺陷。没有了对于圆形人物的细致刻画，便丧失了许多作品中所具有的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凝聚力，无法更深入真实的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从而使作品中的文字更注重环境的描写，趋于散文化，呈现一种“流言”的风格。尽管作者对这一方面有刻意的追求，但是更多单线条的交叉与过于重复的描写，以及对于环境近乎啰嗦的陈述，使得小说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情节与环境的割裂之感。而这与缺乏圆形人物的中心凝聚力是分不开的。

四、总结

透过福斯特的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理论，我们看到王安忆在《长恨歌》的人物塑造上，体现出了自己在塑造类型化人物上的突破与创新。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天空中，丰富而又立体的“圆形”人物形象多入繁星，但是具有深刻思想内涵，抽象的、符号化的类型化人物却并不多见。王安忆用这种人物“扁平化”的方式，塑造出来的类型化人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也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体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7.

②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7.

③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8.

④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8.

⑤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2.

⑥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0.

⑦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1.

⑧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9.

⑨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1.

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