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

我们这里前任书记在位时，他的秘书对他可谓忠心耿耿。跑前跑后，事无巨细伺候周到不说，难为在他的“表忠心”。他有一段出名的顺口溜：“我是书记一条狗，卧在党委大门口。谁要敢说书记坏，汪！汪！我就咬他两三口。”他说到做到，书记病了住院，他搬了一把椅子，把在病房门口，来人一律挡驾，除非书记特许。依他的负责程度，称之为“看门狗”实在不过分。他也乐意以此自许。

这个“汪星人”的这段小诗，一度在我们这里传得很广。首长的秘书如何为首长服务，不是我想要说的。我只是想探讨一下，一个人面对权力怎么能这样自轻自贱，不惜把自己称作一条狗。

我们国人有自谦的习惯，因而用于自谦的谦称就格外多。传说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想学汉语，找到老师，先问“我”在汉语里怎么说。老师这样教给他，说自己时，一般要用谦称。表示地位不高，见识浅陋，应该说鄙人，也可以叫臣，叫仆。宋元期间，叫小可。晚辈对尊长，自称小生，小子。父母死后，表示自己不似父亲那样贤能，称“不肖”。一般的对人表示自己没有才能，可以说不才，不佞，不妄。晚生、后学在年长者面前，称自己“不敏”。尊长在上，古称自己，可说在下。年纪大了，可以自称老朽、老拙。由此引申，男子说自己的老婆，可以叫贱内、拙荆，说自己的儿女，可叫犬子，小女——一席话没说完，吓得老外溜之大吉。单一个“我”，就这么多讲究，这汉语怎么敢学？

南开大学教授刘畅有专文论说过国人谦称和贱称的由来。他认为，这种称呼的发达和强化，恰恰与君主专制的强化成正比。先秦时代，人们说“我”还是堂堂正正的。现在都知道“朕”是皇帝。其实“朕”这个自称，一开始也就相当于“我”，谁都可以拿来使用。屈原《离骚》中就自称为“朕”。可见在秦以前，“朕”就是我，并无等级差别。秦始皇登基君临天下，“朕”才规定为皇帝自称专用。自此以后，上智下愚，上尊下卑的等级称呼越来越系统完备。“愚”“卑”“鄙”“贱”“陋”多用于臣民自卑自贬了。历代大臣的奏议里，“愚见”“狂愚”“愚钝”“愚蒙”“愚鄙”“愚鲁”“愚憨”“愚妄”屡见不鲜，贬抑自己成为律法，也成为臣子的习惯。

谦称和贱称之间，好似没有明确的界限。凡谦称，都有自我贬抑的成分。到了贱称，就成了不惜丑化自己，恶心自己，以取悦上级尊长或者最高统治者。清代汉人见皇帝称微臣，满人则自称奴才。这是说，汉人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晚清的官场小说里，在长官面前自称走狗，不惜做出各种丑态以取悦上峰，这种描写比比皆是。辛亥革命推翻皇权以后，近代的革命先贤曾经大张旗鼓批判过国人的臣民人格。严复曾经就民主国家的国民和帝国国民做了比较。他说：“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严复梁启超等革命先驱全力攻击国民的奴隶性，人格的卑贱性。在梁启超眼里，底层的老百姓，“视惯例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缙绅如神明”。那些官员对百姓骄横跋扈，在上司面前则是“昏暮乞怜之态”“趑趄嗫嚅之态”，如同鲁迅所谴责的，他们既是狼，又是羊。这样一来，在上司面前，他们把自己当作摇尾乞怜忠贞不二的狗奴，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百多年了，这种丑陋的奴性，在一些官员那里，为什么没有收敛，有的竟至变本加厉，公然宣称自己为某某之狗？这应该说是新时期奴性人格的突出表现。改造国民性当然重要。当务之急，还是我们官员的权力太大了。缺乏监督的权力为所欲为，它完全可以决定下级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上下级，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下级完全有可能不顾廉耻卖身投靠。这一场人格卑贱的大竞赛里，谁具备出格的忠诚，谁才有可能赢得眼球，出位上位。不惜出格，自贬做狗，以丑态换取进身，这简直是人格全无，道德崩盘。

（摘自《杂文月刊》）

说中国经济增速创下25年来新低，非常荒唐！你7、8岁时每年长几厘米你爸妈很高兴，如果你40岁之后还每年长几厘米，你爸妈会吓死。中国经济已人到中年，切不可用如此荒唐的逻辑看待经济增速。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GDP为6.9%，经济学家马光远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