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

没出安全事故，未因“名表名烟”被人肉，也没听说是纪委或监察部门的关注对象，山东济宁市政府一把手梅永红2015年9月主动辞职被批准，当月就去了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出任基因库负责人。

2013年以来，公开见诸报道的公务员辞职案例已至少近20例。从副科级到正厅级，原因无外乎四：“收入低”“晋升难”“为圆梦”“为官不易”。

正式收入不高，这是实情。厅级干部7000元，省部级万把元。“县委书记月入3000元，还不如工厂打工的。”照梅前市长的申述，即便按民间流传的吃、穿、住、行、用“工资基本不动”的调侃，县委书记的收入也并不令工厂打工者有多羡慕。根据红极一时的《中县干部》调查，缺乏支持者的公务员晋升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不过，即便如此，公务员辞职依然是新闻。这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上千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的规模相比，显然微不足道。即便刨除掉经济机会这个变量，四座大山，看来也许并没那么严重。

可以想见的原因，一是公务员职业的稳定，只要能“固穷”，不让人抓住小辫子，过个清闲日子总没问题；二是毕竟还在“管人管事”，在一个官本位思想仍然严重的环境里，不仅有面子，也有货真价实的里子；其三就是稍微有点官职的公务员，对自己所负责领域的政策规章很熟悉，在该领域内有相对广泛的人脉与资源。在一个关系社会里，人脉与资源，往往就是一个人的气场。

问题来了，普通公务员不说，处级乃至厅级以上官员从政府“下凡”到企业，这些人脉和资源，可以直接为企业所用吗？ 对企业而言，审批依然繁多的营商环境下，熟门熟路已很重要。做个项目，走正常程序，应该很精准地找谁，找到了要怎么说才不会砸锅，这种信息并不违法，但却也很重要。再往前走一步，可左可右的项目，谁有人脉和资源，谁就有更大可能疏通关系，直接撬动。目前的法律还很粗疏，这么做，也未必就一定违法。

由官到商的这种“旋转门”，对沟通政府与企业并非全无益处，在各个国家都广泛存在。但为了防止辞职高官成为官商利益输送的清道夫，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法案，1978年，美国《政府道德法》规定行政分支高级官员在离职一年内不得受雇于任何公司。1989年，国会议员乃至其助手均纳入监管。

对一定级别以上的“下凡”官员，我们是否也需要有更严格的法律？（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