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不同于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给沿线区域带来经济文化领域繁荣的角度，本文更加关注如何从宪制角度理解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后对内地和边疆政治互动的重大意义，从如何理解多民族国家政治性构成需要、内地与藏区利益供需关系、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方面出发，基于对藏区现实需求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多民族国家宪制构建路径，以自己绵薄的学术之力为后来研究藏区、边疆或者民族地方宪制构建的学者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关键词 青藏铁路 宪制 多民族 国家

作者简介：张宏，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217

一、综述

朱苏力教授在其《何为宪制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宪法问题和宪制问题的区别，并将这两种问题的区别概括为宪制问题是有关国家的政治构成的事实问题，宪法问题与宪制问题只是有关“词”和“名”的问题。而在朱苏力教授的另外一篇文章《宗法封建宪制变迁的政治考量》又说“如今通常译作宪法的那个英文词或其它相应的西文词，其实并不必须译作宪法，也常常不译作宪法，而是被译作宪制，或者政制。”这两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存在矛盾之处，待仔细审读完之后，就会明白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我们看待问题时的角度不同，在考量不同的价值分量时有所取舍的结果，后者更多的是在陈述一个外国作品翻译过程中的事实，前者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宪制下的一个定义。本文的宪制之意就借鉴了朱苏力这种定义，宪制侧重于研究成文或者不成文宪法产生所依赖的具体的现实和真实的社会处境以及能够准确体现这个真实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构成。

何为多民族国家的宪制，顾名思义，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构成问题。细究起来宪制还包含孕育和决定了这样一个上层建筑的地形地貌、生产方式、民族分布等种种最终表现宪法关系条文和政治惯例之中的社会现实。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反思交通建设会对两个性质迥异社会的政治构成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毛主席曾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保证，因此，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构建不管对于回顾古代中国的成长之路还是深化认识今天的中国都是一个必须且意义重大的课题。

二、西藏社会的性质

青藏铁路的直接贡献在于促进内地与青藏地区沿线旅游业繁荣和物资人员往来上，青藏铁路本身也代表着一个统一国度两种不同地域和文明的加速碰撞，而要理解这种碰撞离开了镶嵌于这个民族骨髓内在的具体文化背景是万万不可的。

何为青藏高原？

拉铁摩尔在总结中国扩张的特点时认为，中国的扩张有流动性和融合性为特征、以静止性和排斥性为特征的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中原地区与长江以南地区性质相同的两个社会的开发利用，后者指的是中原农耕社会和北方游牧社会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现代意义上青藏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跨时空多层面的因素逐渐凝结的结果，在历史上青藏文明经历过无数次来自南部和北部、内部和外部的叠加锤炼，因而在其位于南亚次大陆部分显现出南亚文明的倾向，在其昆仑山以北又显出藏、伊斯兰和汉文明交织融合的景象，发源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传统藏文明在构建自己历史角色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身，同时又不断吸纳揉合其它不同的文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认为藏文明如同欧亚大陆上其它族群一样，是一个具有内外部进化动力的动态概念。

以上所说这种内外部不断进化自己的性质集中体现在藏区的宗教信仰上。起源于古印度北部的佛教在古代的南亚和东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分布在藏、青，云贵川、甘肃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内部又进一步分化为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五大教派。五大教派基本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喇嘛王国。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言而喻地带着地方的语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它们与传入地的习惯长期交融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哪些是藏族本来的，哪些是外来的。在我们深入观察藏族社会时，轻易地就能发现每天早上起的最早的是手拿经桶的老人，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寺院，说话最真诚的时候是在佛祖面前。鉴于藏传佛教教派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只是根据有限的知识做一简短说明，不过所列事实已经能够说明藏区的宗教性质，故对深奥的宗教理论不再详述。

三、青藏铁路促进多民族国家构建

朱苏力教授把古代中国宪制问题归纳为：第一，如何令遍布中国大地每个农耕村落的人们有效合作，形成长期的内部秩序；第二，如何将并不自然构成，也很难构成整体的农耕村落整合构成一个王国；第三，如何以中原地区为基础有效抵抗、反击甚至主动攻击北方游牧民族？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认为“之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并不是说礼仪之邦、文明礼貌意义上的文明，而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因此笔者认为朱苏力归纳的中国宪制问题应该进一步概括出第四条，我们暂且理解为“第四，如何有效整合已然加入华夏的周边民族，形成更加具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即王勇教授在其《东南民主与西北国族》中所讲的西部国族构建之意涵。

美国犹太籍政治学家阿伦特把公共空间比作一张桌子，认为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桌子附近的准确位置，每个人都通过桌子观察对方的存在，如果把桌子撤掉，那么围坐在桌子附近的人就会因失去产生联系的媒介而无所适从，公共空间使人们产生联系。在现实中，如果把不同民族比做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显然，类似青藏铁路这样的媒介就会充当着这样一个使人们产生联系的阿伦特式的桌子。这是因为：

（一）天路压缩空间政治距离，培养信任

西方学者在感叹20世纪初中国西部交通落后时有过这样的评述，“更往西去，多少世纪以来长城成为内蒙古的边界……在回教徒聚居的西北（宁夏及甘肃的一部分），在西藏，可以说中国的边疆关系仍近于唐代（618-907）的形势，而较远于20世纪的形势。”在没有阿伦特式“桌子”的时代，族群之间的联系尚难以构建，至于信任、认同常常更是可望不可及。青藏铁路的建成首先提供了一个状态稳定的“桌子”，使得藏汉族群交往的时间成本从几年、几个月，压缩到近代的几天、几十个小时，也使得藏汉族群都能够通过这个“桌子”观察对方了解对方，通过“桌子”发出自己的需求信息，在长期的需求——回馈实践中培养卢曼所说的那种在复杂社会中所需要的信任。

（二）天路融合性质不同的两个族群

就像第二部分写到的那样，如果在藏汉两个族群中找出来一点特征迥异的符号，那我首先会想到藏族是一个宗教的族群，汉族是一个世俗的族群。不同的族群有不一样的生活规范，不同的生活规范根源于不一样的社会生产。天路在融合两个族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莫过于青藏铁路带进去了先进的工商业生产方式（以旅游业为例），不同族群的人们围绕经济利益这块大蛋糕，在每天的讨价还价中培育着能够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行为规范。于是，当利益的边界突破了族群的界限之时，族群融合的坚冰也就不再楚河汉界，性质不同的两个族群、两个社会在一定的维度、一定的方向上开始出现趋向一致的迹象。此所谓从经济现象出发，发现规范，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之中使之制度化、政治化，用经济利益凝聚人心，用政治制度巩固和谐。

（三）天路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感

在一次北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的北京的专家发言时不小心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宗教信仰”，令人尴尬的是此番发言当即遭到一位维吾尔族专家的质问“什么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也许在一部分汉族专家学者、群众心底里所认同的中国，仅仅是汉族的中国，仅仅是儒家文化的中国，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不能如实的反映中华民族的真实境况。青藏铁路的另外一个贡献，就在于它不仅仅单向地向青藏嵌入了其他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反向地向其他民族特别是儒家文化圈输出了藏家的哲学和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使藏区文化和国内其各民族的文化紧紧凝结在了一起而变得不可分割。

四、结语

本文试图以青藏铁路为切入点简要剖析青藏铁路对于中华民族建构的重大意义，希望能够对关注西藏社会、研究边疆问题、研究多民族国家宪制构成的学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一些参考，因学力有限若有不当之处欢迎交流指正，在文章最后我还是想对几个我个人认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做一说明：

（一）宪制的构建关键在人心

边疆团结稳定的基础是感情，朴实和善良是绝大多数民族不能抹去的优秀品质。新华社记者王圣志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青藏铁路某项目突击队的帐篷被风刮跑了，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附近牧民，主人将家人住的房子让出来给工人们住，而主人家全家住在牛圈过了一夜。大多数藏族儿女都是善良的，在日常交往中不能揣着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

（二）一定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相契合

财富的欠佳掩盖不了情操的高洁，藏族民警同志可以在出勤途中停下车来将一只挡在机动车道上的小狗抱到路的公园里面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生产生活经验的总和，这种经验总结随着民族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而整体进步，尊重民族传统就是尊重这个民族本身。藏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佛教教义的性“善”息息相关，与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推动藏区经济发展，必须和藏族文化传统相适应。

（三）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我常常早上六七点的拉萨街头看到看到手持转经筒老人去寺庙拜佛，也常常看到来自甘、青、川、滇藏区的信众额头上厚厚的茧，于是我常常思考宗教是什么，知道我站在大昭寺卷帙浩繁的经卷面前时才明白宗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一种生活的态度、传播知识的摇篮，无论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起码要尊重宗教，在构建多民族国家宪制的进程中，宗教是一块绕不过去的双面石头，我们不能忽视大多数宗教中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东西，正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信仰推动了一个民族克服苦难不断前行，哪怕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一天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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