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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2016-12-22叶秀琪

对外经贸实务 2016年12期
关键词: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

叶秀琪

摘 要: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是指从制造业领域可以独立或分离出的服务业,将其全部或部分非核心业务委托于其他专业性企业完成的外包方式。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业的效率与质量。本文首先分析了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影响,进而探析了当前我国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中面临的问题。最后基于问题,提出了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外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划,重点扶持了十一个主要领域。《指导意见》的发布,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根据国家部署,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包括技术设计、软件开发、通讯、金融、物流等服务,对于提升我国的服务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一、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影响

(一)有利于服务业市场竞争力提升

我国企业在承接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如商业、计算机与信息、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以及金融等服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外包企业的资源、技术与管理等优势,在不降低服务水平条件下,提高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生产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服务效率,提升服务业整体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如图1所示,2008-2015年,我国服务外包呈稳步发展态势,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由58.4亿美元增至1309.3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由46.9亿美元增至966.9亿美元。例如,2011-2015年期间,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年均现价增加值提高12.6%。截至2016年初,该市生产性服务业累计增加值约为1823亿美元,占全市GDP比重达52.9%,并创造了70%左右的国地税收入。其中金融、科技、信息三大服务行业对GDP的现价贡献率达62.1%,有效支撑了首都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北京相似,“十二五”期间,上海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呈持续上涨态势,年均增幅为9.7%。至2015年末,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67.8%,较2014年提高3%。总体而言,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提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提升服务业市场竞争力。

(二)有利于生产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延伸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2015年,威海市发改委根据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提出了重点发展11大服务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与金融服务等,推进服务产业集聚发展、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该举措推动了威海市服务业的大幅增长。截至2015年底,该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92亿美元,在全市服务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达45%。再如,2016年,为招引世界500强企业与大型国企在东城区设立总部机构,东莞市大力优化企业规模与产业结构,并建立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与东莞市相似,同年,乌鲁木齐市也将服务支撑力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实施“6115”工程,积极培育新兴业态,重点推动生产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延伸,预计到2020年,该市服务业增加值将超过300亿美元,在GDP中的占比达50%。可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推动生产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有利于加快生产性服务区功能性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加快生产性服务区功能性建设,从而改善服务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如合并或裁撤相应生产部门,设立虚体与实体部门,包括财务、采购、制造与人力资源部门等,从而简化产品生产服务流程。以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为例,历经7年的发展,该区由最初的19家,发展至2016年的39家。其中2016年以来新增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有6家,包括认定类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4家以及创建类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2家。并且,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规模与效益不断提升,单位面积营业收入与利润等各项指标大幅上涨,产业集聚效应充分显现。如上海爱企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拟建21个单体,打造包括总部、商务配套、孵化基地、会议展示与服务体验中心等在内的功能分区,引进产业链重点企业100家左右。再如2014年10月建成运营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建筑总面积达147万平米,已形成办公、展览与旅游等功能性平台,成为全球建筑水平最高、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区。可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既有利于推进生产性服务功能区建设,又可以实现服务资源的无缝对接与充足供应。

(四)有利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创新

承接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刺激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本企业资源集中于技术研发。企业将新型技术运用于生产性服务贸易中,通过增加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密集度,开发与创新高新技术产品,从而扩充我国服务业的全球市场份额。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中,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等的执行金额为316.8亿美元,同比增长8%,占比为49%。以医疗领域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医疗设备的革新,如传统MR、X光与CT设备正逐步向可穿戴医疗设备、放射治疗设备、移动和远程诊疗设备等方向推进,基因编辑与测序技术、生物电子医疗与细胞治疗技术等的研发也不断加大。据中国健康产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0-2015年间,我国医疗器械的年均规模增长达20%以上。其中,2015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总量达3000亿。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还有利于资源整合,开发新型医疗器械加医疗服务领域,如独立软件+数据处理中心,医疗器械+互联网,个性化产品+临床样本等共享医疗等。由此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专业技术水平,推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创新。

二、我国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中面临的问题

(一)承接和开发大型服务业外包项目的能力不足

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服务外包业承接与开发大型服务外包项目能力薄弱。据南报网显示,2016年9月,我国承接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虽然已达646.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的服务外包接包国家,但大部分生产性服务环节仍内置于工农企业内部,在产业链与价值链之中,承接与开发大型服务外包项目能力不足。据南方日报显示,截止2015年底,广东金融高新区的核心区域虽已引进服务外包企业200余家,通过募集与投资得到的总金额也超过500亿元,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类型较少、比重较低,如物流仓储、商务服务与研发设计等,致使承接与开发大型服务外包项目能力不足。当前,我国生产制造企业由生产环节延伸至后续服务的总体力度不足,其中承接和开发大型服务业外包项目能力最弱。据中国智能制造网显示,我国超过90%的标准规范仍集中于传统制造业领域,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相关标准极少,且在许多重点制造业服务领域,如设备检测、合同能源监管、车载信息服务与物流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标准空白,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包项目承接能力的提升。

(二)缺乏规模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企业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外包企业规模普遍不大,缺少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的龙头企业。现阶段,发达国家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较发展中国家高出许多。2016年4月,AndyNeely公司对全球1.3万余家制造业上市企业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芬兰、马来西亚、荷兰与比利时等发达国家,制造与服务相融合企业在本国全部制造企业中的占比较高,分别为58%、51%、45%、40%和37%。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具备服务能力的制造企业数量极少,在制造企业总数中的占比仅为2.2%。据新华报业网显示,从2006年至2014年,我国软件服务业平均工资年均仅增长11%,外包行业人力成本已占营收比的60%~70%,并受人力成本飙涨与项目价格战的冲击,企业压力日趋加大,难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规模化企业。以山西省生产性服务业为例,据山西省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该省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小微企业占总数的90%以上。截至2016年初,广东省具有超大规模的生产性服务外包企业也不超过5家,全省生产性服务外包收入占服务外包总收入不足40%。

(三)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技术供不应求

随着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领域不断独立或分离出新的知识含量更高的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高新技术就呈现出比较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以中山美居产业园内为例,广东硕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向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山众多制造企业的共同诉求,尽管已搭建智能制造平台提供相应技术支撑,然而,只依靠一种智能改造服务平台,无法满足20多万中山企业“千厂千面”的需求。以中山五金企业为例,几年前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缺乏技术支撑,外部市场难以购入企业所需的机器,因此企业技术改造只能依靠“自给自足”,凭借自己能力研发出符合生产要求的设备,并凭这些设备将20个人的生产线压缩到6个人操作。目前,中山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小马拉大车”的境地,其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科研与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与工业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不足,无法满足当前服务业提升与产业链向纵深延伸对配套服务业的需求。

(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服务化程度较低

现阶段,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服务化程度较高,从制造业产出服务化角度分析,世界知名跨国制造企业已从产品制造商转变成“产品服务”提供商。以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该公司通过服务合同方式与用户绑定,以此提高企业服务收入。当前,该公司的服务收入在公司总收入中的占比达60%之多,服务化外包已形成。再如美国的GE公司,据中国智能制造网显示,该公司2015年的服务收入创下了新高,在公司总产值中的占比超过67%。据麦肯锡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人员中,从事服务类工作的人员数量为34%,其中生产性服务投入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为23%左右。与国外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服务化程度较低。近年来,我国生产制造业虽然不断发展,已涌现了许多包括陕鼓、海尔等在内具有较强服务能力的制造企业。但由于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开展较晚,进程较慢,且政府部门对其缺乏有效扶持,财税优惠等政策支持力度不足,致使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服务化程度仍然较低,未真正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三、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一)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运营模式

企业应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监管方式与商业发展模式,加速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运营形式。一方面,应适当拓宽总体需求,强化生产性服务外包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生产、需要互动与价值增加值为主要导向,优化生产性服务型外包运作模式。由生产性服务设备与商品提供向服务外包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转变,适应市场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完善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益;同时应从单纯营销商品方式向出售“服务+商品”方式转换,拓展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商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要以创新设计为纽带,优化外包企业运营方式,推动企业立足于服务产业、融入生产性服务,发展商品制造水平、制造效能、商品服务能力与客户价值等,大力发展服务型产业,打造新竞争优势。

(二)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我国应加速发展商贸会展、现代化物流、检验检测、工业设计以及专业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加快围绕国际航运、物流、贸易、国家创新与现代型金融服务体系等中心城市创建,指引服务型外包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并且应打造一个年产值超百亿元的电子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生产性服务外包,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生产性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模式,带领中小微型企业发展配套商品,促进产业链延伸。另外,要大力优化生产性服务产业结构,招引世界500强企业设立区域性服务业总部机构,培育一批税收超亿元的总部楼宇,通过建立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重点招引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项目,推动生产性服务的外包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以市场为主体,促进外包企业全面转型升级

政府应注重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发展等政策措施的相关协调衔接,力求充分形成政策合力,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转型;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着力把握生产性服务外包产业转型的导向性,为企业指出转型升级的前瞻方向;应积极鼓励企业聚集主要商品与业务,促进专业化与精细化水准,拓展资源整合与分工合作,优化商业模式与生产性服务模式,不断培养竞争优势,创造主要竞争力。并且,应综合推动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进而整体提升外包企业,推动企业因地、因业,自主实践并创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营造良好生态、健全服务能力等基础工作,推进生产行业中坚力量的生产性服务外包转型。

(四)营造服务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

要强化产业政策引导,相关部门应按照国家要求,加速推动简政放权与放管相结合;提高企业,缩短中间各环节的审批事宜,踏入生产性服务外包领域的便利化水准。应大力促进相关机构,积极完善税收、融资、财政、贷款与土地等一系列政策,强化引导服务业与信息技术业的不断融合,为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规模,创造优良政策环境。此外,应开展示范宣传推广。生产性服务业应增强经验总结和案例推广工作,汇总出版示范相关案例集。紧抓围绕生产企业任务与工程,努力拓展示范型企业、示范型项目与平台等构建工作,完善示范评价体系与遴选监管工作方法。比如,拓展“生产性服务外包型制造万里行”活动,邀请各行业专家学者、给企业拓展政策宣传惯例、现场诊断评估与咨询服务,进而为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五)科学划分多元化的生产性服务方式

政府应从服务型产业的实际市场出发,提出遵守国际通用的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别方式,提振内需相关消费,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发展。根据服务具有即时性与新兴产业特点,应实施科学的分类工作,而且服务业分类要源于实际活动形态或商业模式。尤其要大力激励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规范外包市场、制定行业规则并突出抓好规模实力较为优秀、带动作用较强的重要服务产业,如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服务外包与现代物流等,科学区分他们之间的联系。要立足我国实际,培养壮大具有潜力的节能环保服务、电子商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售后服务、品牌和标准化等服务业细分领域与行业,鼓励他们扩大多元化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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