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鉴于德文、英文等日耳曼语族文字的构词法与斯拉夫语族俄文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列宁和中国意义的“党性”的概念，但他们在论证党的出版物时，各使用过一次“党的精神”（Sinne unsererPartei）的概念，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遵循党的精神。

1848-1849年，德国处于民主革命的高涨时期。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出版地科隆，建立了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为骨干的科隆工人联合会，人数迅速从最初的300人增加到5000人。马克思1848年10月至1849年2月代理联合会主席。这期间，联合会内出现了一股“左”倾势力，他们通过会刊《自由、劳动》报（编辑弗·普林茨与他们的观点相同），对马克思的《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攻击和诽谤，为此在1849年1月15日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和另一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尔·沙佩尔提议：“在委派普林茨任联合会正式机关报的编辑的同时，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会后普林茨不服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于是1月29日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不承认《自由、劳动》报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出版《自由、博爱、劳动》报，作为联合会的机关报，任命克·埃塞尔为编辑。在1849年1月15日科隆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留下了马克思使用一个概念“我们党的精神”（Sinne unserer Partei）。

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婿布鲁诺·盖泽尔主编的“人民丛书”，出版了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尔的书《社会问题》，该书企图“批判地修改”马克思的学说，书的扉页上印有包括威廉·李卜克内西名字在内的编委会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