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曾对“疯癫”的历史及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疯癫者是处在理性语言、理性推理与非理性“心象”之间的矛盾者，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疯癫”。近年来，美国影坛上有不少影片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甚至由此构建成为独特的疯癫美学。本文就将以影片《沉默的羔羊》《七宗罪》《黑天鹅》为主要论述对象，从“癫狂蜕变”“癫狂救赎”和“癫狂完美”三个角度阐释美国电影中的癫狂之美。

[关键词]美国电影；疯癫；蜕变；救赎；完美

一、疯癫者与癫狂行为界定

在中世纪时期，麻风病给整个人类社会蒙上了难以散去的阴霾，大众对于麻风病的畏惧不仅仅在于疾病本身，还在于麻风病被赋予的负面意义，许多人认为麻风病人应该被隔离出人群之外，而疯人院也是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建立的。[1]虽然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麻风病已经不再是困扰人类的疾病，但麻风病的影响也延续了下来，疯人院这一隔离异类的机构也得以保存。中世纪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认为麻风病是上帝愤怒的表现，而隔离就是对这种有罪之人的宽恕和拯救。在现代社会，疯人院所隔离的是一些精神病人，他们依然被视为应当与人群隔离开来的异类，而之相关的“疯癫”“癫狂”等词也自然带有了负面的含义。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创作了闻名世界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将对疯癫的研究真正引入文艺研究领域。在这部书中，福柯从曾经隔离癫狂者的“愚人船”的历史开始讲起，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理性对非理性的打压以及文明对疯癫的排挤。在这本书中，福柯试图通过对疯癫者和疯癫行为的呈现与解释为“疯”正名。福柯曾言：“疯癫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将这种现象认为是疯癫并加以排斥打压的文化，就不存在疯癫的历史。”[2]福柯之所以认为疯癫仅仅是文明的产物，其原因在于他通过研究发现，疯癫者即精神病患的根本语言和思维层面的推理方式是理性的，只是这种理性被强大的“心象”所制约，使疯癫者经常将不存在的现实视为真实条件加以推理。比如，某个疯癫者认为自己是一只飞鸟，他便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自己会飞；再比如，疯癫者认为自己是一位伟人，他便会按照伟人的行为方式来生活，这种角色的错位主要就是源自理性语言、理性推理和非理性“心象”的冲突，而这种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中的个体并不应该被理性的大众视为异类，更不应该被文明社会所排挤。[3]虽然福柯的论断已享誉世界半个多世纪之久，但现代文明依然无法真正接纳疯癫者，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艺术世界里，癫狂者都作为一种异类形象出现。但正是这种异类特性，使癫狂者成为近年来电影艺术中的新宠，他们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影片的内涵，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刻的思考。近年来，美国影坛上有不少影片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甚至由此构建成为独特的疯癫美学，本文将在简要阐释“疯癫”的由来并进行释义的基础上，以近年来美国影坛令人瞩目的影片《沉默的羔羊》《七宗罪》《黑天鹅》为主要论述对象，从“癫狂蜕变”“癫狂救赎”和“癫狂完美”三个角度阐释美国电影中的癫狂之美。

二、美国电影中的“癫狂蜕变”

正如上文所述，疯癫者的癫狂行为是将非理性的“心象”作为条件并进行理性的推理，在近年来叙述疯癫者故事的美国影片中，疯癫者的癫狂行为就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中呈现而出的，赋予影片残酷而深刻的美学特质。

20世纪90年代初，乔纳森执导拍摄了影片《沉默的羔羊》，这部惊悚影片凭借其标新立异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荣获了次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美国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沉默的羔羊》以一桩连环杀人案的犯案与侦破过程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包括变态杀人狂比尔、食人博士汉尼拔在内的疯癫者形象。在他们疯狂行为的演绎中，该片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令人震颤的视听盛宴，还使观众自觉地思考主人公疯狂行为背后的推手。《沉默的羔羊》以联邦调查局接手连环杀人案开始，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受害者均为较为肥胖的女性，同时这些女性均被以剥皮的方式残忍杀害。随着案件的侦破，嫌疑犯比尔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浮出水面。比尔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继母的虐待使幼小的比尔一直难以实现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十分渴望变成女性；成年后的比尔一直为这个愿望努力，但申请变性手术的失败使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化为泡影。在这种身份认同困境中，比尔走上了“癫狂蜕变”之路，即通过残杀女性而获得女人皮肤，通过穿上由女人皮制作的衣服来实现自己变成女性的愿望。在《沉默的羔羊》中比尔的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其癫狂行为的本质，比尔将穿上女人皮制成的衣服视为“蜕变”成为女人的条件，由此进行着一种“合理”的推理，自然这种癫狂的推理无法真正实现比尔的愿望，也使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影片《沉默的羔羊》中，还有一位“癫狂蜕变”的变态恶魔形象，即汉尼拔博士。从《沉默的羔羊》的前传中，我们得知汉尼拔博士食人的嗜好源自其少年时期的悲惨经历，年少时的汉尼拔不仅亲眼目睹了双亲惨遭杀害，还在濒死之际误食了用自己妹妹的身体所煮的骨汤。虽然在喝下骨汤时，汉尼拔已经因为饥饿而神志不清，但他却知道骨汤的真相。由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成年后的汉尼拔将煮食妹妹的凶手逐一杀死，通过杀死所有知情者来获得虚假的“遗忘”。此后，已经深深陷入癫狂之中的汉尼拔陆续犯下了数起食人案件。当比尔犯下连环杀人案时，汉尼拔已经成为一位知名的精神科博士，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癫狂行为，汉尼拔被视为弥足珍贵的危险人物被关在监狱之中。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一方面帮助警探破案，另一方面继续作案。对于汉尼拔而言，他治愈少年伤痛的方式就是“蜕变”成为这样一个兼具拯救者和癫狂者两重身份的角色。通观整部影片的情节设置，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比尔和汉尼拔在内的癫狂者形象均是作为正义、善良力量的对立面存在的，这就体现出了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依然无法真正理解处于理性和非理性矛盾间的癫狂者；同时，从影片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男主人公汉尼拔和比尔的癫狂行为均具有“合理”的原因，影片对二人童年悲惨经历的呈现也表现出逐渐开放的社会文化对疯癫者理解程度的提升。

三、美国电影中的“癫狂救赎”

美国电影中的疯癫者和癫狂行为大都存在于犯罪片中，通过犯罪片这一载体呈现癫狂不仅有利于故事情节的推进，也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在1995年上映的影片《七宗罪》中，导演大卫·芬奇联合好莱坞重量级影星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等上演了一幕发人深省的“癫狂救赎”。影片《七宗罪》的题名源自天主教的原罪，即贪食、贪婪、懒惰、傲慢、色欲、妒忌和暴怒，在天主教中，这七种罪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惩罚。[4]而影片《七宗罪》就是以男主人公约翰所制造的连环杀人案的形式呈现出了对原罪的惩罚。与上文所述的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形象设置相似的是，《七宗罪》中的约翰也是一位亦正亦邪的角色。自现实层面而言，约翰制造了残忍的系列凶杀案；从约翰的内心世界观之，他却在执行着上帝的旨意，对犯有原罪的人进行着惩罚，对世人进行着规劝。甚至许多影评人认为，《七宗罪》是对现代社会中的拜金主义思想与享乐主义思想的发人深省的批判。

在《七宗罪》中，疯癫者约翰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使者，通过以不同的方式残杀贪食者、贪婪者、懒惰者、傲慢者、妒忌者、暴怒者以及身陷色欲之中的有“罪”者来实现自己惩罚与规劝的职责，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癫狂救赎”之举。首先被约翰残杀的是一位贪食者，贪食者因对食物的巨大依赖而患上了肥胖症，而约翰谋杀贪食者的方式也令人作呕，他不停地向贪食者喂送意大利面直至贪食者因胃肠撑破而死，用贪食的方式惩罚了贪食者。随后接连发生的案件中，约翰也都采用了原罪的方式来惩罚犯罪者，如将懒惰者绑在床上，限制包括饮食在内的所有行动，用药物来维系生命，使形如枯骨的懒惰者延续着备受折磨的生命；囚禁傲慢者并毁掉了这位傲慢者视为傲慢资本的容颜，让傲慢者在绝望之中选择自杀；命令嫖客带上锋利的性虐器具折磨妓女，使妓女在剧痛之中失血死亡等。在成功地以特定的方式谋杀了五位原罪触犯者后，约翰的“癫狂救赎”进一步升级，为了惩罚警官米尔斯的暴怒之罪和自己的嫉妒之罪，约翰来到警局自首并要求米尔斯与自己共同寻找即将被杀害的妒忌者和暴怒者，但当米尔斯等人来到指定地点后，他却得知自己的未婚妻已被约翰杀害，面对未婚妻的头颅，性情暴躁的米尔斯难以自控并开枪杀死了约翰，而约翰也在死前讲述了自己对米尔斯的嫉妒，至此约翰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七个原罪触犯者的惩罚。约翰的“癫狂救赎”是影片《七宗罪》着重体现的部分，约翰对于每个原罪触犯者的惩罚都被细致地呈现，这种呈现的价值不仅在于带给观众以别样的审美体验，更在于影片通过疯癫者形象塑造与癫狂行为所体现出的现实批判性。

四、美国电影中的“癫狂完美”

与上文所论及的影片《沉默的羔羊》和《七宗罪》不同的是，上映于2009年的影片《黑天鹅》并不是犯罪影片，而是一部讲述芭蕾舞者故事的剧情片。如果说《沉默的羔羊》中的比尔、汉尼拔的癫狂行为是通过残杀他人来“治疗”自己的童年伤痛；《七宗罪》中约翰的癫狂行为是通过惩罚原罪触犯者来实现自己关于上帝使者的身份确认，那么《黑天鹅》中的女主人公妮娜的癫狂行为则是通过分裂自我来实现对于所谓“完美”的追求，正如妮娜死前所言：“我感受到了完美。”

《黑天鹅》中的妮娜是一位芭蕾舞演员，甚至可以说她的生活中只有芭蕾舞，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状态下，作为主角成功出演“天鹅湖”成为妮娜唯一的愿望。由于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本色演出便可使妮娜轻松驾驭“白天鹅”这一角色，但令她苦恼的是如何驾驭“黑天鹅”这一角色。芭蕾舞团的负责人曾引导妮娜突破条条框框，用真实的自我出演放荡不羁的“黑天鹅”，于是妮娜便开始踏上了追求完美之路。可以说，“白天鹅”与“黑天鹅”是两个秉性全然对立的角色，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妮娜的自我开始分裂。在影片中多次闪现的身着黑装的妮娜就是现实中的妮娜在精神世界中所分裂出来的又一自我，她甚至看到了自己的脊背长出了黑色的羽毛，而舞台上的自己正在抖动着充满诱惑的黑色翅膀。最终，妮娜在黑白天鹅之间的切换中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妮娜的眼中，她杀死的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莉莉，而事实上妮娜手中的碎玻璃已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腹部。当观众为妮娜成功演绎出了“白天鹅”的纯美与“黑天鹅”的诱惑时，妮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癫狂完美”之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影片《黑天鹅》中，女主人公妮娜在封闭的生活和巨大的压力之下逐渐成为一个癫狂者，她通过杀死自己臆想中的劲敌来实现自己从“白天鹅”到“黑天鹅”的转换，用癫狂的行为在克制和放纵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存在的桥梁，这种指向自我的“癫狂”也成为整部影片最震颤人心之处。

纵观《沉默的羔羊》《七宗罪》《黑天鹅》等展现疯癫者和癫狂行为的美国电影，“癫狂”均作为故事的主线存在，这些影片为观众带来了或惊悚恐怖、或震颤心灵、或凄凉悲哀的审美体验，这也是“癫狂”在电影艺术中的力量所在，它不仅能够以独特的审美体验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且能够带来关于人性的思索。

[参考文献]

[1] [德]阿尔诺·格鲁恩.常态下的癫狂[M].李健鸣，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34.

[2]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

[3] [英]哈里·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M].韦子木，张荣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98.

[4] [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M].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11.

[作者简介] 李君（1980—），女，江西景德镇人，硕士，景德镇陶瓷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文学、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