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小说的差异：中国小说渊源于史传、寓言；而西方小说普遍受到神话、史诗的滋养。中国早期成熟的小说形态是作为“听”的话本；而西方最早成型的小说则是有闲阶级“看”的故事。小说技巧上，中国小说更多以情节取胜；而西方小说普遍以心理描写见长。

关键词：中西；古代小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26-0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都是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影响最大的叙事文学样式，也是较迟产生的叙事文体。

中国，“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杂篇·外物》中就已出现。但他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中的小说，并非我们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他的“小说”指琐碎的言词，意谓修饰琐碎的言词，求得好的名声，这种做法与大道相距很远。庄子对“饰小说”的做法表示不屑一顾的轻蔑。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尾，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诸子十家，其可现者，九家而已。”虽大体未脱庄子的看法，但于轻视中，也客观地指出它不可能消灭，故将其列为一家，因为诚如孔子所说，它“有可观者焉，”即有一定的可读性。中国古人对小说的看法较为接近文体意义的认识是东汉的桓谭，他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是一种文体：短书，这种文体的特点在于“近取譬论”，即以譬喻的方法，将身边的丛残小语，隐喻治身理家的道理，故它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对一般人治身理家有启迪教化作用。由此印证了《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弗灭的理由。显然，小说至此虽为文体一种，但也并非我们今天所言的有完整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说文体。但古代圣贤对小说轻视、贬斥的态度却不能不影响到后人对同为“小说”之名的这类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看法。

西方的“小说”概念丝毫没有贬意色彩。它受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影响而脱胎于史诗。中世纪欧洲普遍流行一种叫“传奇”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是欧洲小说的雏形。传奇带有史诗的印记，内容以史为主，而穿插许多虚构编造的神怪、奇异之事。形式初为韵文，逐渐融入散文成份，最终以散文为主，定格为较早的故事小说。它包括骑士小说、圣经故事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正式诞生。它以薄迦丘的《十日谈》为标志，专写社会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被称作“Novel”。故事小说的内容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结束了荒诞不经的胡编乱造。法国拉伯雷写于1532年至1564年间的《巨人传》是欧州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问世，则是西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起点。书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为小说的经典形象而载入史册。由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史诗等叙事文体历来受西方文人推重且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因而，其孕育出的小说也颇受重视，成为西方叙事文类中被看好的重要文学体裁。

中西小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史传、寓言的影响与神话、史诗的滋养

中西方小说产生都较迟，西方小说定型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小说完成于唐（8世纪）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有意为小说”始于唐传奇。唐传奇改变了志怪、志人小说或与历史相混淆，或仅粗陈梗概，没有摆脱“丛残小语”的蕃篱等弊病。有意识地虚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具有一定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如《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都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名篇。小说产生较迟，故它们都吸收了前期产生的多种文学样式的养分。然而，由于中西方经济形态的不同，导致文学体系的差异，故而二者较早发达的文学样式也有所区别。西方商业性的经济形态，促进海上贸易的繁荣。经商者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目睹异国民俗风情，感慨九死一生换来的财富不易，往往有许多猎奇见闻向人倾诉，奋勇拚搏的经历向人夸耀，造成西方史诗、戏剧等叙事文体成熟较早，这对其后产生的文学样式特别是小说影响较大。而中国的抒情文学由于更适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国寡民”农业性的经济形态，故而颇受文人雅爱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着广泛的市场。《诗经》、《离骚》、诸子散文等都给中国后世文学以更多的营养。加上中国古代哲人根深蒂固的“圆形思维”观念，强调事物发展的循环性，认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重视“温故知新”，故而历史学特别兴盛，造成中国史传文学的高度繁荣。隔代修史，盛世修史，人们由初始关注前车之鉴而积淀为中国人的嗜僻。从孔子删定《春秋》，到左丘明作《国语》，再到司马迁写《史记》等等，一部二十四史写尽世间兴衰事。历代历朝都置有写史的编修馆，设有专门的史官。治史成了中国的显学。不仅官府修史，民间还有不少野史传世，以补官史的不足与偏见。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必然影响到小说创作。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突出为两点：一是强调宏大叙事。史传记载的都是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叙述的都是关于国祚民生的帝王将相的兴废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十分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子不语怪力乱神”更是加重了小说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由此造成中国古典小说多偏于历史演义类与公案英雄类题材。二是史传文学从总体看，叙事场面宏大，情节扣人心弦、紧张激烈，人物注重个性描写，语言铺陈恣意。由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就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独特个性，小说情节波峰迭起，悬念环环相扣，十分耐读。

中国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也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寓言善于小中见大地以杜撰的虚构角色，假借动植物或寻常人之事、之口，用比喻的方法，说明某个事理，传达一种教喻。警觉人心，启迪人智。

中国的农业经济把人约束在土地上，造成中国人的聚族而居，形成了宗法制的社会特点，十分看重人的伦理亲情。而且古代贤人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几成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楷模，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古人历来把“仁义礼智信”看得比生命还重。为传承这种人生信仰，使人们自觉恪守“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历代文人往往创造寓言彰明大义。先秦寓言，尤为发达。庄子自称其文“寓言十九”，其它《墨子》、《孟子》、《韩非子》、《晏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也含有不少寓言。后来的《淮南子》、《说苑》、《新序》、《烈女传》、《韩诗外传》等书，其寓言也都源于先秦。先秦寓言短小精练，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某个事理，具有哲理性、警世性等特点，富有强烈的劝谕功能。这一切也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尤其是影响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无不充满了道德说教气味，“文以载道”变成了“小说载道”，造成中国古典小说十分看重劝谕功能及道德感化的作用。

西方小说渊源于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的最大特点便是充满浪漫情趣的奇思异想，希腊的神话、传说虽有历史的影子，但大多牵强附会，难觅踪迹；主要人物都是些半人半神的非凡英雄，轰轰烈烈的业绩难逃宿命的羁绊，生生死死的劫难都是命中注定。出于征服外在世界的目的，西方哲人惯于对身外世界的沉思与遐想，造成神话、传说中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让人在眼花缭乱的故事纠葛中品尝到哲理的思索、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而非道德的说教与行为的劝讽。这一切深深影响到小说的主题多具有显而上的哲理意蕴。同时，神话传说的内容大都为感慨命运的不可抗拒有着强烈悲剧色彩，也使受其影响的西方小说，普遍具有浓厚的悲剧氛围，给人崇高的心灵净化。

二、“听”的艺术与“看”的艺术

中国早期成熟的小说形态是作为“听”的话本；而西方最早成型的小说则是有闲阶级“看”的故事。

中国古代小说从形态上看，主要有两类：一为文言小说，二为白话小说。文言小说是文人由雅好“志人志怪“之遗风，搜集当世人的逸事闲闻，作茶余饭后谈资而集；后因文人于科举前的“温卷”而有意编创，以在开考前博考官了解生员才情而为。其影响除后来的《聊斋志异》外都较为有限。而白话小说源自宋元话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大的社会影响，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潮。

小说都为市民文学，市民是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相应地随即产生了为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和表达市民思想意识的都市通俗文学，市民文学”。[1]1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拥有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娱乐从业人员，必然会出现适应以上人员精神享受的文学艺术，小说作为市民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就会发展起来。

中国到唐宋时期，虽然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中国仍然是以农为本的封建大国，但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丝调之路的开通，与西域诸国的经贸活动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的瓷器、丝绸远卖到波斯等国，而西域的桑叶、毛毯则运抵中国，商业开始兴盛。到了宋朝，当时的汴京、洛阳、长安、杭州、扬州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众多，十分繁华的大都市。市民数量激增，需要精神享受的满足。南来北往的商人在经商之余，也需要文化娱乐活动，一扫旅程的劳累与辛苦。于是在歌厅妓院之外，出现了许多的“书场”。说书人为谋生计而说书，说书艺术由是发达。说话人将说的话记下来，这就是话本。话本即为说话人底本。说话艺术原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后艺人怕口授的内容失散，故用文字记录下来使之流传更为可靠、稳定。诚如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所说：“颇可肯定流传的不只是口口相传的故事，而是由文字记录的说话的底本——话本。”阿英在《杂考四题》中也指出“说淮书”的人“夹着本日要讲的书，走到咽馆里去，”看上一回书，才走上书台去演讲。可见，话本原先内容较为简略，相当于我们现在演讲前准备的提纲、草稿，全凭艺人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即兴发挥，使所说的内容引人入胜而让听众流连往返。以后，一些文人，尤其是潦倒落魄的失意文人，见说话艺术颇受民众喜闻乐见，或为好奇，或为生计，也模仿话本进行创作，这就成拟话本。拟话本的内容较为详尽，人物刻划颇为细腻，结构安排前后呼应、更具匠心。但拟话本毕竟仿话本而作，因而保留了话本的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吸引听众的手法，让听众在听的艺术享受时，沉浸在故事情境中。故而，中国传统小说虽用文字写在书面上，但实际非常注重作品的听的效果。拟话本就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直接源头，或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较早形态之一。

西方小说的直接源头是伴随有闲阶级的精神需要而产生。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拓，商品利润的暴增，一些靠剪息票生存的有闲阶层逐渐扩大，这些有闲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程度，而又无须为柴米油盐等生计烦恼，为打发日渐无聊的岁月，他们品尝小说以填补精神空虚，同时也是身份炫耀的象征。故而，小说家们盯着他们的钱袋，创作了供他们精神消遣的故事小说。内容上多是儿女情长的公子落难、女子私奔、两情相悦的情节；形式上则是以细腻的心理刻划见长。所以西方小说一开始便是一种“看”的艺术，适应这些读者多愁善感的心理需要，以贵妇人的生活起居，风花雪月的爱情纠葛，演泽出感人情怀、催人泪下的感伤小说，以激起感同身受、同病相怜的读者共鸣。

三、情节取胜与心理描写见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直接源头是话本，如《三国演义》源于《三国志平话》；《水浒传》源于《大宋宣和遗事》；《金瓶梅》源于《金瓶梅词话》；《西游记》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除了《西游记》外，其它三部书都在民间流传多年，经几代说书艺人丰富、润色而成为累积性小说，最后才由罗贯中、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等人执笔定稿。无论是话本还是拟话本，源于说话艺术。而说话艺术，出于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为吸引受众听书，便要使所说之话吸引人，使听众每天到场不致流失，以此获得较高收益。说话艺人除了本身能说会道外，靠的是所说的故事本身具有峰回路转的精巧结构，跌宕生姿、妙趣横生的情节，以及不能割舍的悬念。这就造成中国的章回小说以情节取胜，不断设置悬念的特点。小说必得塑造人物，中国小说是在生死抉择的关口，矛盾冲突的紧要处，通过人物独特的语言行为完成人物的塑造。

故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事件中的人物，性格影响人物的言行，言行造成情节的发展，发展的情节回过头来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独特的性格。

中国古代小说塑造典型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物性格在人物的行动中完成，人物的刻划总是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依靠人物的自身行为、语言在动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水浒传》中鲁智深（鲁达）那种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性格就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宫寺”、“大闹野猪林”等行为，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那一段文字，简直活脱脱地将鲁达见义勇为的性格入木三分地刻划出来。

鲁达本与卖唱的金氏妇女素不相识，闻得杀猪的郑屠虚钱实契强霸金翠莲，并逼他们卖唱还其不曾支付的钱，怒火中烧。立马要去杀郑屠，被史进、李忠拦下，便倾其所有并史进十两纹银，送金老父女做盘缠让他们返回老家。第二天，金老父女要出门，遭店小二阻拦，“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爬将起来，一道烟走下店里去躲了。”鲁达估摸金公去的远了，径直到状元桥找郑屠算帐。书中写道：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都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饶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

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打斗，直令人拍案叫绝，鲁达也因此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

李逵性急带蛮的性格，也从他刑场上救宋江一段文字中见出：“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了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西方小说由于接受者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尤其是一些靠剪息票为生的贵族后裔及贵夫人，生活圈子相对狭小而感情丰富、细腻，多愁善感，特别容易为作品主人公经受世态炎凉的打击而引发出的感情波折感动，难以释怀。同时受古希腊哲学家玄思冥想的气质遗传，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热衷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他们一再倡言：“要认识你自己”。这也就深深影响着读者对作品人物内心的关注，思索人物行为背后更为深刻的心理动机。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作者对阿喀硫斯愤怒到息怒的心理过程的揭示，影响着数千年来西方作家对作品人物心理描写的重视，造成作品中人物由抒写心理独白到描写人物心理发展变化历程的心灵辩证法，再到意识流小说的人物内心无意识的心理展示，成了西方文学史上的创作宝典。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几成西方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的极度空虚、失落，由此与物质的丰富形成巨大反差，人似乎成了机器的奴婢，人甚至被物质挤压得没有立足之地，处于如此境地的人们常会痛苦地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来到世界上究竟干什么？”“人生怎样才有意义”？这无法解答的一系列问题长久地折磨着现代人的心灵，使他们万般无奈地堕入思索的深渊。西方当代意识流小说的最大主题就是拷问灵魂，这正是长期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揭示合乎逻辑的归宿。

《安娜·卡列宁娜》一书中，安娜·卡列宁娜看清了渥伦斯基只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满足他自身的虚荣心后，深感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植根自己炽烈的爱情之花，无处浇灌自己渴求的情感之欲，她决心走向另一世界。此时，托尔斯泰对她心理描写，是那样的细腻、真实，而又令人心悸。

“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表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之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为夸耀。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

“我的爱情愈来愈热烈，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愈来愈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愈来愈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

她的心理活动还在延续下去，她想自己能回到卡列宁身边吗？

回忆起阿历克赛·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生动得出奇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晴，他的苍白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战栗起来。

所以，安娜·卡列宁娜只能以卧轨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透过她心灵真实的表白，读者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改变了她是荡妇的认识。爱情是婚姻的旗帜，无爱的家庭是桎梏。安娜·卡列宁娜的悲剧让读者震惊人的感情需要的价值与力量！

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以人物行动表现人物性格，西方小说主要透过人物心理描写寻求其行为的内在原因。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小说没有人物的心理刻划；也不是说，西方古代小说就没有人物的行为描写。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红与黑》，人物的一个个大胆的决策行为揭示人物性格，不同性格的冲突、碰撞，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说到底也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小说的情节也只有通过人物行动推向高潮走向结束。只是相对而言，西方作家更注重人物行为的理智因素，注重对人物行为方式的心理动机的剖析。而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往往夹杂在情节发展与人物关系冲突中捕捉到的瞬时想法，或是由人物行为的犹豫不决透露出来的心里猜测。即兴而起，稍纵即逝，往往是简单的几笔带过。

前者如《水浒传》中鲁达三拳两脚打死镇关西后，书中写到鲁达的心理活动：

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鲁达的心理活动，生动地表现出他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害怕吃官司无人送饭，便指他诈死，乘机溜走。心理活动极其简单，眼瞧郑屠真被打死而迸出来的本能念头。

后者如《三国演义》中，凤雏在西进途中遇难，刘备急遣关平持书，调卧龙诸葛亮前来酬划西征军务。虽未言由谁接替诸葛亮，然而诸葛亮已心知肚明。刘备的心思就在派关平下书一事中为孔明料知，孔明深知关羽的短处，对他再三叮嘱，并在密授八字方针中，已表明孔明内心对关羽骄矜自负性格的隐忧。这样心理描写往往并非直接而是通过语言、行为，极为深沉地让读者感知。

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的粗略简括，只是到了《红楼梦》一书的出现，传统的描写手法被打破了，《红楼梦》中心理描写出的出神入化简直可以与西方小说相媲美。然而，这毕竟是空谷足音。总体而言，西方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心理描写见长，而中国古代小说更多偏向于以人物行动、语言刻划人物性格，这当然是不刊之论。

参考文献：

[1]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吴家荣，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亊，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