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馨　王苇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2.纽卡斯尔大学语言学院，纽卡斯尔 NE1 7RU）

“布鲁姆斯伯里”元素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杨莉馨1王苇2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2.纽卡斯尔大学语言学院，纽卡斯尔 NE1 7RU）

弗吉尼亚·伍尔夫；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智性；双性同体

作为20世纪英国著名的精英知识分子群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可谓率先践行“双性同体”生活方式的所在。“布鲁姆斯伯里人”的精神领袖罗杰·弗莱注重情感与智性融合的美学理念与实践，在伍尔夫日后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乃至个人生活中均打下了鲜明印记。正是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充满浓厚的双性同体氛围、追求情感与智性互补的世界中，伍尔夫不仅通过小说虚构了“双性同体”的奇妙景观，还将“双性同体”发展为女性艺术家锻造完美的人格理想的美学标志。

自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崛起之后，作为其重要先驱，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双性同体”（androgyny）观念便始终处于学界关注的中心。由于“双性同体”凝聚了人类两性合一的古老梦想，柏拉图（Plato）、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荣格（Carl Jung）等曾分别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角度进行过重要阐释。在此基础上，伍尔夫强调了情感与智性在人的健康发展中无可或缺的作用，发展出以开阔的胸襟和双性的视野，追求整合性别差异的“双性同体”理想，并将之作为女性艺术家锻造完美人格结构的美学标志。关于伍尔夫的美学观念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双性同体”间的联系，学界多有讨论。但对启发伍尔夫的另一重要精神资源，即她所处的伦敦精英知识分子团体——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Circle）注重情感（sensibility）与智性（intellect）融合的美学理念与实践，尚未有充分的思考。故本文拟对伍尔夫“双性同体”背后的“布鲁姆斯伯里”元素加以考察，力求对这一观念生成的背景与内涵有更准确的把握。

1904年，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去世之后，他和朱莉亚·斯蒂芬（Julia Stephen）所生的四个儿女①按先后顺序分别是文尼莎、托比、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从伦敦海德公园门的旧寓搬入了毗邻大英博物馆的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46号。在戈登广场的新居以及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寓所，以斯蒂芬两姐妹和她们的兄弟、剑桥才子托比·斯蒂芬（ThobyStephen）为中心，逐渐汇聚起一批才情卓越、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布鲁姆斯伯里人”（Bloomsburian）中包括一系列日后将在英国现代文学、艺术、社会与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如意识流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艺术鉴赏与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画家文尼莎·贝尔（Vanessa Bell）、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小说家E.M.福斯特（E.M.Foster）、传记大师利顿·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社会活动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等。关于他们的周四聚谈，伍尔夫后来回忆说：“从那些讨论中，文尼莎和我得到的快乐可能正与那些本科生第一次遇到自己的朋友时的快乐相似。在布斯们和马克斯们的世界中，我们并没有被要求太多地用脑。而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磨砺的唯有头脑。”［1］（P51）这里，伍尔夫在旧寓中“茶桌边的天使”角色与“布鲁姆斯伯里”磨砺智慧的新生活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布鲁姆斯伯里人”追求情感与智性自由协作的美学主张，在伍尔夫日后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乃至个人生活中均打下了鲜明印记，成为其“双性同体”观形成的思想与文化土壤。

一、布鲁姆斯伯里的美学：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情感与智性自由协作以获得美学上的统一性的不懈追求集中体现于其精神领袖罗杰·弗莱身上。关于弗莱的美学品格，作为其助手与密友的克莱夫·贝尔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智慧与敏感的结合，在艺术、历史、科学等领域无所不晓的渊博学识，对于精致工具的灵巧运用，以及使语言贴近思想情感的无与伦比的组织表达能力，这些都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一流批评家。”［2］（P46）

1910年，就在弗莱组织了在英国画坛掀起轩然大波的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后不久，关于印象主义画派的地位，弗莱一方面肯定了其“赋予绘画的任何一部分以精确的视觉价值”的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在“回应人类激情与人类需求的能力”方面的缺陷，强调了“人类理智”在“重估现象”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3］（P105）。同年12月，他再度为后印象派画家辩护，在《民族》杂志上发表了《后印象派画家之二》，认为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最伟大之处，是在印象派的色彩当中又能见出秩序与“建筑般的规划”。塞尚眼中的大自然非常独特，呈现为结晶体般的效果，其风景画《埃斯塔克》体现出画家“智性化了的感性力量”［4］（P109）。在弗莱看来，塞尚艺术成功的奥秘正在于“感性”与“智性”二者无一缺席。

在1919年发表的艺术评论《雅克马尔-安德烈藏画》中，弗莱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保罗·乌切洛（PaoloUccello）绘画技巧的赞许，同样是由于他并非被“自然的观察方式”牵着鼻子走，而是在日常视觉的基础上调动理性，通过“简化”与“抽象”这一属于理性分析范畴的工作方式，以创造出“一种纯粹的审美形式结构的”特点。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著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中，弗莱更是动用了许多笔墨，细致分析了塞尚的画作作为“感性”与“智性”的结合体的成就与特征，认为塞尚成熟时期的静物画，正是直觉感悟、心灵的激情、冷静的观察与抽象演绎共同作用的结晶。如《高脚果盘》之所以能成为塞尚成就最高、最著名的静物画之一，正在于塞尚发挥了“智性”，以高度概括、简约的能力，用画布上恰当的轮廓线达成了造型效果［5］（P94）。甚至对于色彩，塞尚也并未完全将之视作表现激情的手段，而是指出了理性在对色彩的运用中所必须发挥的作用。塞尚晚年还曾有过一段名言：“绘画意味着，把色彩感觉登记下来加以组织。在绘画里必须眼和脑相互协助，人们须在它们相互形成中工作，通过色彩诸印象的逻辑发展。这样，画面就成为在自然当面的构造。在自然里的一切，自己形成类似圆球、立椎体、圆柱形。”［6］（P17）这里，“眼和脑相互协助”同样表达的是情感与智性的和谐互补，“圆球、立椎体、圆柱形”亦是对大自然高度抽象与简约化之后产生的抽象几何图形。对此，弗莱阐释说，塞尚“发现这些形状乃是一种方便的智性脚手架，实际形状正是借助于它们才得以相关并得到指涉。……他总是立刻以极其简单的几何形状来进行思考。……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为球体所吸引”［6］（P96）。因此，在论述塞尚的工作方式与画作特点时，弗莱多次强调了画家的分析、思考、概括与抽象能力。

事实上，正是美学观念的高度统一，才使得弗莱对塞尚的艺术惺惺相惜，他本人的画作也体现出一致的艺术追求。作为弗莱的密友与传记作家，伍尔夫同样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弗莱逝世后为他举办的纪念画展上，特别谈及弗莱身上具有“两种不同品质——他的理性与情感”的统一，指出：“许多人拥有这两种品质中的一种，许多人则拥有另一种”，“但是鲜有人同时拥有两种，更少有人使这两种品质能够和谐地协作。但这正是他所能做到的。当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同时也在看；当他在看的时候，同时又在思考。他相当敏感，但与此同时又毫不妥协地诚实”［7］（P85）。在为弗莱撰写传记时，伍尔夫亦引用了弗莱艺术评论集《变形》中的《塞尚》一文，指出他所称赞的塞尚艺术的特点，完全适用于自身：“我们在塞尚的画作中发现的那种和谐，那种在生机勃勃的、抽象和某种程度上说极难达到的智慧，与极度的优雅和反应的敏捷所代表的情感之间的和谐一致，在此体现为大师的手笔。”［8］（P285）弗莱身上这种情感与智性和谐协作的品格，在伍尔夫看来是一种完美的人格力量，也是自己努力要通过作品加以传递的信念。如在“生命三部曲”的华彩之作《海浪》［9］中，伍尔夫即以一贯的充满诗意的暗喻笔法，通过其化身人物罗达的独白，表达了穿透事物的表象而直抵内核、把握抽象真理的自觉意识。

作为另一位重要的“布鲁姆斯伯里人”，克莱夫·贝尔对情感与智性协作的追求，同样给予伍尔夫以深刻影响。贝尔以著名的美学概念“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而名世，其形式美学思想直接继承了18世纪康德的“自由美”以及19世纪后期兴起的唯美主义理念，认为非功利的审美情感决定了艺术家必须采用“我们在其背后可以获得某种终极现实感的形式”［10］（P31），即“有意味的形式”。贝尔一方面强调创造“有意味的形式”，“不依赖于猎鹰般锐利的眼光，而是依赖于奇特的精神和情感力量”［10］（P34），肯定了童心、直觉与艺术激情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心爱的画家塞尚、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等艺术倾向的分析，概括出后印象画派“简化”与“构图”的原则。“简化”即“把画家们用来宣示事实的大堆细节简化掉”［10］（P127），“构图”即“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线条与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10］（P4）加以组合。而无论是“简化”还是“构图”，都不仅要诉诸情感与直觉，更要诉诸智性的发挥。因此，“有意味的形式”创造同样是艺术家情感与智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伍尔夫的姐夫、文学顾问与终身挚友，贝尔不仅陪伴并见证了伍尔夫作为一名小说家的成长，亦成为她多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原型。而伍尔夫的小说也因与形式美学思想的密切关联，甚至被人们称为语言文字领域中“有意味的形式”。伍尔夫去世后，她的另一位老友、小说家福斯特在剑桥大学所做的纪念讲座中，同样强调了伍尔夫敏锐的感觉以及对智性的尊重。可见，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确实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普遍的美学追求。所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研究专家J.K.约翰斯顿（J.K. Johnstone）总结道：“布鲁姆斯伯里美学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声称情感与智性对于艺术家来说同等必要，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艺术家必须是双性同体的，既有女性的情感，而又有男性的智性，而且——这一要求必须同时满足，以便情感与智性可以自由地协作——排除双方的偏见。布鲁姆斯伯里相信，艺术家的职责，在于运用智性与情感，以创作出同时因美学上的统一性和作品本身提供给我们的生活的视觉而令我们满意的作品。”［11］（P93）

二、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氛围与生活方式：践行“双性同体”

除了突出表现在弗莱、贝尔等的艺术美学中之外，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同样也构成整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精神氛围。从历史的角度溯源，“布鲁姆斯伯里人”对智性的推崇是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剑桥大学理性主义传统的自然延伸。伍尔夫的父亲、曾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斯蒂芬爵士就是一位放弃了宗教信仰的理性主义者，其对真理、逻辑与智慧的崇尚甚至以偏执的形式体现在《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身上。剑桥哲学家G.L.狄更生（G.L.Dickinso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G.E.穆尔（G.E.Moore）等亦以鲜明的道德立场、伦理意识和对真理与审美的坚守而给弗莱、贝尔、凯恩斯、斯特拉齐等人以深刻影响。尤其是穆尔的《伦理学大纲》（Principia Ethica，1903）更是这些剑桥学子们的“圣经”，将他们从丑陋的功利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以对真理、艺术、爱与美的追求而成为终身挚友。1908年夏，在克莱夫·贝尔推荐下，伍尔夫开始阅读《伦理学大纲》。这本书日后也进入了她的小说，成为《远航》中海伦等人的案头读物。而从现实的角度着眼，出身优越的“布鲁姆斯伯里人”自小所受的公学训练，亦偏重于克制情感、反对维多利亚式的滥情与矫饰的感伤，目的是为大英帝国培养栋梁之才。曾任殖民地官员、身为政治家、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的伦纳德·伍尔夫将社会与政治兴趣带入了妻子的生活之中，拓宽了伍尔夫的视野，培养了作家对英帝国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意识；凯恩斯作为在一战前后为英国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亦启发伍尔夫深入思考两性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及在战争中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上述诸因素均使伍尔夫有可能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男女两性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加以互补的可能性，既反对单纯追求逻辑的僵硬，亦反对多愁善感的矫饰与感伤。因此，约翰斯顿在总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精神氛围时写道：“无限的有机变化、秩序、深刻了解而获至的真理、现实——这些就是布鲁姆斯伯里所要求于艺术的东西，它们构成了这些人尝试各类艺术作品，从传记到音乐，从绘画到小说的试金石。变化与深刻了解而获至的真理或许与艺术家的情感有关，秩序与现实则或许与他将从生活中攫取的物质材料组织为审美整体的能力有关。这一能力或许可称之为智性的（intellectual），就它被理解为虽然并不等同，却类似于那种在科学或哲学中结构逻辑体系的能力而言。”［11］（P93）

“布鲁姆斯伯里人”反叛权威、推崇理性价值的一致倾向，还使他们发展出自由、宽容，在当时甚至被诟病为“臭名昭著”的友情与性爱关系。绰号“兔子”的布鲁姆斯伯里作家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在回忆录《福斯特与布鲁姆斯伯里》中写道：“它的大多数成员，无论在艺术、文学、道德领域还是在伦理领域，都是拒绝接受传统标准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学术兴趣和伟大独创性的男男女女。此外，这群人彼此依恋，趣味相投。这些条件使他们紧密团结，不可分离。”［3］（PP74-75）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情爱与婚姻关系颇为混乱难解，但其内部却由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深厚友情牢固地凝聚为一体。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是普遍存在的。如G.L.狄更生和呼吁同性恋者权益的诗人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是公开的同性恋人。传记大师利顿·斯特拉齐、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作家戴维·加内特等均有双性恋倾向。小说家福斯特同样深藏着同性恋的秘密，同性恋主题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始终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他以青年时代的两位恋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同学休·欧文·梅瑞迪斯和来自印度的西德·罗斯·马苏德为原型创作的同性恋小说《莫瑞斯》，终于在他去世后的1971年问世。“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年轻友人、曾结伴来华访问的W.H.奥登（W.H.Auden）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是一对诗人情侣。另一位和“布鲁姆斯伯里人”往来密切、并同样来华翻译、讲学与写作的诗人哈洛德·阿克顿爵士（Sir Harold Acton）也是一位同性恋者。阿克顿热爱京剧，崇拜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对他来说，京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男旦的异装传统。“布鲁姆斯伯里人”对异装的爱好日后也进入了伍尔夫的作品，在具有奇幻性质的小说《奥兰多》中有突出表现。至于伍尔夫一生敬爱的姐姐、被誉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女王的文尼莎·贝尔，虽然具有丰沛的母性气质，且儿女成行，但在其长子、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心目中，仍然具有浓郁的双性同体气质。朱利安甚至还专门为此赋诗一首②诗中写道：“我最爱的人，她的头脑如此沉着冷静，/对于浪费、混乱和苦痛，她的感觉无比灵敏。/她判断一切，坚决而且简洁；/遇事忍耐，而又感觉敏锐；愤世嫉俗，而又善良和蔼。/她的头脑清晰多彩，感性洋溢，在那里/充满了千形万状、五光十色。/她眼光细腻，手法谨严，在那里/蕴含着知性的风光，并显现于生动的颜面。/噢，这是发自心灵和感觉的自信，在这里/我找到了弥足珍贵的淳朴，沐浴在熟悉可亲的氛围中。”［3］（PP82-8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最先践行双性同体生活方式的地方，在这个圈子里，无论男女，都能够同时追求与表现男性与女性特质，集情感与智性的中和与均衡于一身，因而在各自的领域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恰如美国学者卡罗琳·海尔布朗（Carolyn G.Heilbrun）所言，他们“都令人称奇地具有爱的能力，在他们的圈子里色欲是令人欢乐的情感，嫉妒和支配欲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则惊人地少见”［12］（P123）。

对伍尔夫这一自小即因同母异父哥哥的侵犯而遭受性别创伤、潜意识中怀有对男权社会的深深反感、成长阶段又因受教育权利被剥夺而十分敏感的女性来说，倾向于同性友情，对异性婚姻持犹疑态度，渴望通过异装或变性幻想以分享男性世界的特权，便成为十分自然的心理逻辑。而她复杂的情爱与性爱取向，亦倍受“布鲁姆斯伯里人”的宽容。终其一生的创作，伍尔夫笔下的亲密关系几乎均存在于女性人物之间，异性婚姻总会显示这样那样的缺憾。现实生活中，除了与姐姐文尼莎结成对抗男权世界的精神同盟之外，伍尔夫还与众多女性保持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当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家长和甜蜜天使的女儿，她不得不遵从习俗，接受婚嫁的命运，但却几经反复，先是答应了利顿·斯特拉齐的求婚，不久又取消了婚约。1912年，她虽接受了伦纳德的求婚并很快结婚，但他们的婚姻几乎是无性的。正是在这期间，她创作了《远航》，安排女主人公雷切尔借由死亡最终逃离了即将到来的婚姻。因此，伴随着伍尔夫从接受求婚、订婚到结婚体验的《远航》，可以看成考察伍尔夫独特的婚姻心理的最佳文本。1924年之后，她又为兼具双性人格的贵族女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所深深吸引，并终于在1928年完成了献给薇塔的炽热情诗《奥兰多》。因此，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一充满浓厚的双性同体氛围、追求情感与智性互补的自由世界中，伍尔夫不仅在小说中虚构了“双性同体”的奇妙景观，还将“双性同体”视为女性艺术家锻造完美的人格理想的美学标志。

三、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头脑中的联姻”

毫无疑问，伍尔夫是十分重视作为艺术家和个人的敏感与直觉的。所以她在随笔与小说中，一再流露出感受鲜活而直接的生活的强烈愿望与激情。与此同时，她亦深知仅凭感觉是无法深入把握生活、生命与世界的本质的，人必须通过读书、孤独与静思，将大脑吸收的新鲜印象加以消化，才能获得滋养。所以，早在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中，伍尔夫即已借无名主人公的无边思绪，提出了“离开表面”“进行不断深入的沉思”［13］（P33）的必要性。她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如此品评其他作家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通过对历史上与现实中女性创作的回顾，分析了女性从事艺术创造面对的压力，包括外部与内心的困扰，认为困扰即不良的情绪会破坏、影响艺术的纯净。她还以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小说《简爱》的创作为例，重点分析了女性写作中“愤怒”情绪导致的负面影响。伍尔夫写道：“愤怒干扰了作为小说家的夏洛蒂·勃朗特应当具备的诚实。她脱离了本该全身心投入的故事，转而去宣泄一些个人的怨愤。……她的想象力因为愤怒突然偏离了方向……正如我们能不时感觉到压迫引发的某种尖刻，感觉到激情的表象下郁积的痛苦，感觉到作品中的仇怨，这些作品，尽管都很出色，但仇怨带来的阵痛却迫得它们不能舒卷自如。”［14］（P64）伍尔夫指出，虽然人们认为勃朗特的天赋高过奥斯丁（Jane Austen），但是，由于情绪损害了艺术，“她的天赋永远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书必然有扭曲变形之处。本该写得冷静时，却写得激动，本该写得机智时，却写得呆板，本该描述她的人物时，却描述了她自己”［14］（P61）。而这种不平之气，在勃朗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来说又是普遍而自然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与男性一样去体验、交往与旅行的权利，而只能寂寞地远眺荒野。由此，伍尔夫直指男权社会的不公，暗示要达到理性与情感协同的境界，前提是性别的自由与平等。

由情感与智性失衡造成的后果的分析，伍尔夫推进到关于“最适宜创造活动的精神状态”［14］（P44）的思索，得出了她的“明净的、消除了窒碍的头脑”［14］（P49）的结论，由此推导出两性和谐互补的必要性。她由一对青年男女共乘一辆出租车的场景获得启发，认为与肉体的和谐相对应，头脑中的两性同样应该和谐。“看到两人搭车而去，它给我的满足感，让我不禁自问，头脑中的两性是否与肉体中的两性恰相对应，它们是否也需要结合起来，以实现完整的满足和幸福。我不揣浅陋，勾勒了一幅灵魂的轮廓，令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当发挥作用；而如果你是女性，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他说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在此番交融完成后，头脑才能充分汲取营养，发挥它的所有功能。也许，纯粹男性化的头脑不能创造，正如纯粹女性化的头脑也不能创造。”［14］（P85）伍尔夫认为优秀的艺术家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济慈（John Keats）、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考珀（William Cowper）和柯勒律治、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拥有“雌雄同体”的大脑，这种大脑有“更多孔隙，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受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14］（P86）。而“纯是理智占上风，头脑就会僵化，变得枯燥起来”［14］（P90）。“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相反还必须相成。头脑必须四下里敞开，这才能让我们感觉，作家在完整地传达他的经验。必须自由自在，必须心气平和。”此所谓“头脑中的联姻”［14］（P91）。

为了进一步表达这一双性和谐互补，情感、直觉与智性、逻辑推理的中和与均衡的美学理想与人格理想，伍尔夫还在几乎与《一间自己的房间》同时创作的小说《奥兰多》中，以夸张、荒诞的超现实主义奇想，虚构了一个人物变性的故事，形象表达了她的“双性同体”观。其实，情感与智性在人的健康发展中无可或缺的作用是纵贯伍尔夫创作的基本主题。如《远航》呈现的是一位闺中淑女探索外部世界的未竟的航程。雷切尔现实中的登山、深入丛林腹地的探险等等与她的读书、思考与独立判断一起，共同促成了她精神上的远游与心灵的成长。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同样通过情感与智性失衡后在人物身上造成的缺陷，表达了对情感与智性有机融合的渴望。在《到灯塔去》中，逻辑、理性与直觉、情感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体现得更加充分。拉姆齐夫人是爱、美、温情与仁慈的化身，她有着惊人的直觉、想象力与感受力，善于将混乱无序、碎片化的世界整合为一个有机和谐、富有诗意的整体。同时，拉姆齐夫人喜欢幻想，过于推崇感情，有时也显得不切实际。一味看重逻辑、智性、推理与严酷的真相，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美的缺陷，在拉姆齐先生身上，体现为缺乏想象与感受力、缺乏美感与温情以及缺乏对他人的包容与同情。这一形象中凝聚着作家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伍尔夫也是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暗示了拉姆齐先生无法在事业发展与功名成就上最终到达“Z”即辉煌的顶点的原因。小说结尾“到灯塔去”的象征性行为，通过拉姆齐先生带着儿女追寻拉姆齐夫人的母性之光的旅程，呼唤的正是情感与智性走向互补的理想境界以及夫妇间、两性间理解、默契的良好关系。而作为形象呈现伍尔夫关于情感与智性的平衡理想的华彩篇章，《奥兰多》则将两性间的互补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对同一个人身上的理性与直觉因素彼此协调的境界的追求，进而阐释了诗人的艺术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神奇变性后的奥兰多不仅通过换位思考呈现了两性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更以丰富的阅历赢得了诗神的青睐，与伟大的诗人产生了共鸣。为了写好从1586年即已开始的诗歌《大橡树》，奥兰多频频换装，在两性角色之间自由穿行，并拥有了“双重收获”［15］（P127）。奥兰多进而领悟了人性中更加复杂而普遍的现象，即“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15］（P108）。由于单一性别总存在缺陷，双性互补的必要性由此获得呈现。也正是由于双性的视野，奥兰多与具有同样气质的丈夫夏尔·谢尔默丁之间产生了奇特的默契。“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结构使得奥兰头脑中的双性可以平等对话，平衡互补，《大橡树》也成了传世之作。伍尔夫由此表明，拥有“双性同体”的头脑，是成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前提。鲁丝·格拉堡（Ruth Gruber）认为：“（奥兰多的）变性因而似乎表现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遥远的古代观念的语言表达。……随着时间推移，他能够分别体现出两性的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将他身上的男性与女性分离开，恰似古希腊的神祇将双性的人分离一样。”［16］（P147）这一追求两性的平等交流、思想与情感互补、理性与直觉兼容的观念，既是奥兰多以及“她”的原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也是伍尔夫本人乃至每一位女性的自由写作理想。这表明经受过多次性别创伤的伍尔夫，呼吁女性克服自身的怨愤，以开阔的胸襟和双性的视野，突破智性与情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追求整合性别差异的人性理想。

综上，由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均衡互补发展而来的“双性同体”观，代表的是女性主义文学先驱伍尔夫完美的人格理想与自由写作梦想，在其生成的过程中，“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自由宽松、崇尚智慧与理性的美学观念、精神氛围与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与文化资源的考察，亦可使我们反思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要突破瓶颈、自我超越，真正创作出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传世之作，无论是停留于“苦大仇深”的情绪化怨诉，还是顾影自怜的无病呻吟，恐怕都是不可行的。伍尔夫指出，要“超越瞬间和个人的东西，构筑起屹立不倒的殿堂，否则，无论感情有多么丰富，认知有多么妥帖，都将于事无补。……我将坚持这一点，直到她鼓起勇气，打点精神，证实她不是浮皮潦草的观察者，却能够由表及里，深入事情的本质。”［14］（PP81-82）而要做到这一点，保持头脑的明净，锻造“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结构，对中西女性作家与艺术家来说，均是需要通过不懈努力而追求的目标。

［1］Virginia Woolf.Moments of Being: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Edited byJeanne Schulkin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Hermione Lee.Pimlicoedition.RandomHouse,2002.

［2］［英］克莱夫·贝尔著,徐冰译.老朋友［A］.S.P.罗森鲍姆编著.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格拉夫顿画廊之一［A］.弗莱艺术批评文选［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4］［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后印象派画家之二［A］.弗莱艺术批评文选［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5］［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德］瓦尔特·赫斯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Virginia Woolf.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47.

［8］Virginia Woolf.Roger Fry:A Biography［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40.

［9］［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吴均燮译.海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0］［英］克莱夫·贝尔著,薛华译.艺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1］J.K.Johnstone.The Bloomsbury Group:A Study of E.M.Forster，Lytton Strachey，Virginia Woolf，and Their Circle［M］.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1954.

［12］Carolyn G.Heilbrun.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M］.NewYork:Knopf,1973.

［13］［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蒲隆译.雅各的房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5］［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林燕译.奥兰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Ruth Gruber.Virginia Woolf:The Will to Create as a Woman［M］.NewYork:Carroll&GrafPublishers,2005.

责任编辑：含章

"Bloomsbury"Factor and Virginia Woolf's"Androgyny"

YANG Li-xin1WANG Wei2
（1.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Jiangsu Province，China；2.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Newcastle University，Newcastle NE1 7RU，UK）

Virginia Woolf；Bloomsbury Group；intellect；androgyny

As a famous elit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the 20th century of Great Britain,the Bloomsbury Circle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the theory of androgyny as a lifestyle into practice.Roger Fry,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Bloomsburies,"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yncretic values of love and aesthetic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integrating both sensibility and intellect.And his claim then had a distinc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ideas and writings of Woolf,as it was reflected through her life.It is under such deep effect of Bloomsbury Group,who lived in an androgyny atmosphere in pursuit of a balance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intellect,that Woolf not only created the fantastic androgyny images in her fictions but also developed this concept that have been accepted by women artists as the aesthetic symbol in their depiction of women's ideal personality.

C913.68

A

1004-2563（2016）05-0090-07

1.杨莉馨（1966-），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陵女子学院特邀研究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英美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论与中外文学关系。2.王苇（1992-），女，英国纽卡斯尔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