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佳将　高雪玉

（1.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浙江 杭州 310025）

性别与生活：小康社会建设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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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浙江 杭州 310025）

2016年7月10-12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的2016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浙江省社科院全国妇联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共同举办了“性别与生活：小康社会建设新视角”论坛。论坛主要围绕四大议题展开讨论。

一、性别视角下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反思

这一议题主要从理论层面出发，对性别视角下的生活方式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提出了性别视角下生活方式研究的相关路径。

浙江省社科院姜佳将梳理了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发展历史及相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并且进行了中西方的理论比较，发现现有生活方式研究往往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将妇女与男性放在同一维度进行考察。据此，她提出了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妇女生活方式研究可能的几条研究路径：城市—农村与生活方式研究；健康与生活方式研究；伴侣关系与生活方式；空间视角与生活方式；文化与生活方式。

安徽师范大学高修娟介绍了国外非传统业男性气质方面的研究状况和成果。由于“男做女工”，非传统业的男性遭受性别身份的质疑和挑战，这一男性群体需要不断地通过策略手段重建自身男性气质，因而其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其男性气质不同于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正因如此，传统的性别气质理论和性别角色理论无法对这一群体的性别气质进行解释，非传统业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论需要运用“做性别”的研究视角，解释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差异性以及其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西方“男性运动”的影响，关注男性气质受到的创伤及其背后所这涉及的社会性别分工制度。非传统业男性气质的研究在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冲突与合作中，开创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佳雯从生活方式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行动，讨论知青群体普遍存在的高度身份认同问题。通过梳理理论和知青个案分析，建构了一个“集体记忆—社会行动—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的理论解释框架，从理论建构上对作为社会学背景下知青研究的新方向进行了补充。

学者们一致认为，如何将既有生活方式理论嵌入性别视角以及从实证研究中提取新的理论框架，是性别视角下生活方式研究的一大难点，也是主要的研究路径所在。

二、生活实践与性别意涵

这一议题主要从实证层面分析经济、社会、政治等日常生活领域的女性参与。

上海师范大学宁波通过对上海市初级中学校长的抽样调查发现，男女校长在年龄、任职年限、所在学校的性质和区位、领导风格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提出应审视男女校长差异，充分认识校长职位的工作压力，对改变“女教师教书、男教师管理”的现象保持审慎态度。

华侨大学陈琮渊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口述历史探索半个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台湾太太”跨域移动的生命经验。作为持续发展的移民现象，来自不同世代、地区的台湾太太个案，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女性移民身影。台湾太太的离散/归返经验将有助于国际移民理论的建构。

浙江省社科院王平利用对12个正在抚育婴幼儿家庭的访谈资料，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以父亲和婴幼儿的亲密关系为维度，概括了父职参与阶梯的五种形式，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父职角色认同、家庭育儿资源和父亲育儿经历是父职参与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婴幼儿抚育的“多米诺骨牌”模型。

厦门大学奂倩分析了某村新近出现的非正规经济形式——“流动餐馆”，认为“流动餐馆”的出现和发展，既反映了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主体实践的创新，又反映了近年来农民合作行为中以劳动为交换资源、周期长、等价性弱为特征的“换工”逐渐被以金钱为交换资源、周期短、等价性强为特征的雇工所代替的现实，从侧面说明了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农村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可能性。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黄李煜基于CGSS2010的数据以3450名城市女性居民为样本探究了社会资本对城市女性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将城市女性居民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积累划分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社团参与三个方面，发现对城市女性居民日常政治参与发挥显著作用的是社团参与因子，对城市女性居民抗争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作用的是亲朋好友信任因子、互惠因子和社团参与因子。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采用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指数测量方法，对2006-2015年中外十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提升幅度最小，其中，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的性别平等趋势恶化，职业发展的性别平等趋势明显。建议中国完善与平等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监管力度，提供平衡工作家庭的社会支持。

以上的实证研究为性别与生活方式研究提供了本土化的经验参考。不难发现，男女之间的支配与从属的性别差异经常会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例证表现出来。

三、身体叙事与妇女健康

这一议题从身体叙事与妇女健康出发，运用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妇女在生育健康、孕产行为和心理健康上的身体叙事。

安徽师范大学耿诗淼对2009-2015年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和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新生代群体在生育意愿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生育意愿方面的差异性并不明显；文化程度、教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生育意愿更倾向于不同个体的自主决策行为。

上海市委党校陈煜婷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城镇已婚就业人群为分析对象，探讨了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两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女性期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社会性，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生物性。此外，“时间贫困”对两性生育意愿均有制约，时间自主性强，生育意愿也更强；而“时间稀缺”仅对女性有影响，性别观念更现代的女性较倾向于将闲暇时间为己所用而非生育子女。

华东理工大学吴海红从社会性别论的视角探讨了一位现代高知女性的生存困境，她的身体疼痛作为表征凸显了现代性个体自我同一性的难题。女性面临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相互叠加因应，影响了女性的自主选择和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的生成，使得女性对于自由生命意义的追索以及女性作为“第一性”的再造工作任重道远。

兰州大学康翠云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描述了一位曾患精神疾病女性的生命历程，并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对这位女性的生命历程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揭示了患精神疾病对女性生命选择的影响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性别问题。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恶化了女性的处境，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的选择权被家长制的权威所剥夺，但现代女性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运用个人能动性进行抗争，试图协调父权制文化与自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讨论认为，目前相当一部分的健康研究涉及生活方式，在这些语境下，生活习惯往往等同于生活方式，例如抽烟，饮酒、锻炼等，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健康政策、社会压力与生活方式研究将为现有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四、家庭生活与政策建议

这一议题主要探讨性别视野下的家庭政策研究，涉及反家暴政策、发展型家庭政策等议题。

西安邮电大学杨柯采用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一个结合宏观结构层面与微观行动层面的整体分析框架。通过对妇女NGO参与反家暴政策制定过程的详细考察，提出妇女NGO政策参与的模式为“服务支持型参与模式”，其特征分别为综合性、联动性、敏锐性与复合性。

西南政法大学王尚认为，由于现有家庭政策供给与发展型家庭福利需求的失衡，中国家庭凸显出“工作—家庭”冲突、风险应对能力脆弱之弊病，进而产生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研究旨在探索通过对话式、精准型、人性化的制度安排，构建一套发展型家庭政策变革优化的配套路径框架。基于此，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亟待有针对性地厘革和优化，家庭结构的差异性和发展程度的差别化需要有分类指导、均衡服务的政策支持。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文峰在闭幕式作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论坛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情怀的学术。本论坛的研究主体和客体都是具体的有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人，也是有情感的人。第二，接地气的研究。妇女/性别研究一直比较接地气，关注生活方式更是让研究接地气，从而回归生活本真。第三，有态度的行动。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努力将研究与行动联系起来，知识行动化和行动知识化，使得行动更具理论性，使得研究更具操作性，为小康生活方式的构建贡献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总的说来，性别一直以来都不是生活方式研究的主流视角，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上，大部分定量研究则忽视了性别这一变量；生活方式研究一直以来也不是性别研究的主流视角，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方式这一变量往往作为解释性的变量来分析性别差异，而非被解释变量。但可以预见的是，性别与生活方式问题将会逐渐地、更多地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从日常生活结构中去寻找性别不平等的源头。

责任编辑：绘山

1.姜佳将（1985-），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2.高雪玉（1965-），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