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101）

新发展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与实践

李洁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101）

2016年7月16-18日，第26届中国社会学年会“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其中，由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联合举办的“新发展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与实践”分论坛也如期进行，23位发言人就性别社会学的观念与实践问题展开探讨。

一、性别平等与社会政策

北京大学佟新教授以女性的性别社会化与符号化的性别交往——大学校园中的性别社会化为主题展开发言。佟新指出：性别意识是在社会互动与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强化的，女性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恐惧是否也与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有关？如果说基础教育阶段男、女生的教育目标高度一致——都是顺利通过高考，那么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之后，社会化的内容是否开始发生变化？佟新在北京大学的研究发现，精英教育是分性别的，男、女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就出现了职业目标的分化。具体而言，男生的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存在一致性，都是以事业成就取向为主导；但女生的性别身份却在多种目标间摆动，一方面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则是现代个人的成就身份，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女性被建构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他者”和另类。家庭、同辈群体、亲密关系和师生互动无不在大学校园的日常情景性互动下作用于女性钟摆性的、矛盾的、流动的性别身份认同。这种日常化的性别实践让那些得以进入高等教育的优秀女生却不得不再次面临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对此，佟新认为，应当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进一步普及性别平等课程，特别应当注重对高校教师性别观念的引导，避免大学课堂上传统性别角色和关系的不断再现和上演。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焱研究员以中央苏区颁布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为例，探讨了性别平等法律政策的价值观基础。马焱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以来的执政经验中，包括大量妇女解放的探索与经验，对当下的妇女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妇女同男子一样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妇女也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因而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不论男女都同样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在具体的土地革命实践过程中，特别注重对那些身体受到伤害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寡居妇女、离婚妇女的权益保护。马焱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有阶级立场之外，还有鲜明的性别立场，这种考虑到农村妇女的特殊性而实行的倾斜性土地政策，值得当下农村妇女土地确权相关政策主体的学习和借鉴。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妇女干部学校王红艳教授指出：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男女两性如果不能平等享受机遇、权利及资源，就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均衡。通过对宁夏地区部分处级以上领导者的调研发现：政策制定者对性别平等的认识还不足，仍有一定比例的领导者认为目前妇女地位已经很高；经济发展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妇女自然会跟着受益；男女平等是妇联的事；照顾妇女会产生不公平竞争等。针对这种现实，应进一步增强对先进性别文化的科学认识，包括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文化；明确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方向，将性别平等指标纳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妇女组织的文化监督作用及社会公众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明确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中华女子学院陈伟杰博士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了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组织的角色与定位。陈伟杰指出，群团改革的实质是增强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妇联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妇女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应当注重发挥结构洞的功能。对全国范围内普通妇女群众的调研发现：妇联组织知名度较高，但对其作为的知晓度较低，普通妇女群众对妇联组织的能力还缺乏信任。在组织结构上，妇联组织也呈现出形式化层级和倒金字塔结构的现状。妇联组织应进一步扩大其组织覆盖面，并建立超越于科层体系之外的平台，面向不同阶层、年龄、地区、族群、文化、信仰的妇女，扮演联盟（核心是聚合）角色与中介（核心是传递）角色，从而成功实现广大妇女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利益和价值层面的双重整合。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杨文娴副教授通过对海南省三亚市社区调查发现，目前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存在心理健康服务供应的失衡：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严重缺失，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匮乏，社区心理机构不足、功能发挥不到位。研究提出应依托社区“妇女之家”，联合地方高校共建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共同打造社区居民心理服务工作平台。

中华女子学院陈政宏老师以女村官协会为例，介绍了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推动妇女参政的经验。对湖南、山西、黑龙江三省、六市县、十二个村实地调研后发现：女村官协会是基层女性官员传达姐妹情谊、深层次感情交流与相互支持的重要平台。女村官协会不仅为基层妇女参政提供情感支持，协助基层女性领导干部开设一系列培训课程，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增强了基层妇女干部的团体荣誉感和集体仪式感，成为一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女性群体参政的推动力。妇女参政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联动的结果，而基于平等关系和参与感基础之上的女性自身的改变与成长，则是推动妇女群体参政的重要内生性动力。

二、性别平等与婚姻家庭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博士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女性人才与普通女性数据比较后发现：女性人才不但家庭经济贡献大，夫妻关系融洽，对家庭地位更为满意，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工作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明显高于普通女性。宣教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媒体对女性人才的正面宣传报道，规范性别敏感问题言论，抵制有性别歧视倾向的言论，促进男女两性共同为家庭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复旦大学钱凯羚运用“指挥权”与“执行权”这样一对分析概念从动态权力过程的视角考察了某村拆迁过程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和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性支持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种夫妻权力模式的差异。一方面，拥有地方性支持的一方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保护与实惠，从而直接影响夫妻权力分配；另一方面，地方性支持经由符号层面发挥作用，通过构建“本地人”与“外地人”形象，使获得地方性支持的一方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在夫妻关系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从而影响了夫妻权力模式。

南京大学李潇晓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理想子女数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理想子女数越少，反之亦然；与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理想子女数的影响更大；女性的性别角色态度比男性更加现代。这些发现对“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一方面，进一步鼓励男性在家庭领域中转变性别角色观念，分担更多养育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节，给生育孩子的家庭以优惠政策，促进父母（尤其是母亲）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上海大学王群基于对2010CFPS数据的分析，比较已婚和未婚女性的健康差异，着重分析婚姻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已婚女性群体中的健康差异。研究运用自评健康和精神健康两个指标来反映女性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婚姻对女性自评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精神健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在已婚女性中，社会支持越强，不管是精神健康还是自评健康都处于较高水平。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周雯娟对湖南省宫颈癌患者的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宫颈癌在湖南省的主要劳务输出地区呈现出高发的趋势。来自这些地区的宫颈癌患者，其自身的生活轨迹和性生活经历较为简单，多数人终身只有丈夫这一个性伴侣，但其丈夫发生婚外性行为的比率却较高。研究者由此提出：造成这些患者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的主要因素中，其伴侣的性行为比妇女自身性行为更具风险。尽管由于宫颈癌本身的发病率较低，以及研究过程中面临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压力，目前收集到的有效个案数尚且不足，但已初步验证了上述假设。

三、性别平等与劳动就业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黄桂霞博士探讨了生育对已婚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她以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辅以定性访谈资料研究后发现：生育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导致女性职业中断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影响女性人力资本投资，降低女性人力资本含量。她指出，应进一步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政府企业共担责任，推行父母育儿假。通过社会照料支持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生育保障降低女性职业中断的发生。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何光喜副研究员基于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从网络结构欠缺和网络回报欠缺两个层面，探究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网络机制。研究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的网络规模欠缺并非其学术产出低于男性同行的重要原因，与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纽带关系的“结构性欠缺”，削弱了她们获取学术信息与资源的能力和机会，进而导致她们的SCI/EI论文发表量低于男性。此外，在拥有相同网络结构的条件下，女性从与企业的纽带关系中获得的论文产出回报也低于男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学术产出的性别不平等。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支持、鼓励女性扩展自己的学术社会网络；优化其网络结构，包括支持女性融入国内外的学术合作网络，通过与科研院所和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合作，扩展其学术网络资源。

华侨大学邵岑利用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性别职业隔离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贬值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隔离程度依然显著。通过多层线性模型研究发现：性别职业隔离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职业内男性比重显著影响工资水平，即男性比重越高，个体工资水平越高。研究结果部分印证了“贬值理论”的理论假设，即职业性别构成影响职业工资水平。

复旦大学静永超基于对2012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的分析，探讨了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的促进作用。通过对职业权威和职业自主性两个性别垂直隔离维度的测量，研究发现：尽管女性试图以让渡职业权威来换取自主性，但事实上，女性在上述两个维度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且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女性，越少进入权威岗位和自主岗位；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的影响则不显著。与教育等结构性因素相比，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不仅同样显著，而且更加持久和深刻。因此，消除性别不平等不仅要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性别平等观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施芸卿副研究员以女性美容师群体在劳动过程中对顾客有意识地情感经营为例，提出美容美发业中存在“制造熟客”的逻辑。研究发现：美容美发业的“劳—客”关系，既不像餐饮服务员等那么泛泛，也不像家政工那么专一，而是非常强调劳动者对顾客关系有意识地经营和建构，由此凸显了服务过程中劳动者对顾客的差异化服务和弹性空间；此外，这一个群体的从业人员基本由女性构成，也使得性别化服务策略和情感经营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缺少具体的商品，美容美发业的劳动和服务商品化更为突出，与顾客的情感经营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形塑着整个劳动过程。研究发现，从生客到熟客的打造要经历从“钱”到“情”再到“钱”的不同阶段。这种劳动过程中“经营”起来的情感关系不仅使资方对顾客的盈利更为隐晦，也掩盖了其对劳动者的剥削，并制约了他们的反抗。

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博士通过对上海市某家政公司的个案研究发现，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过程存在双重替换机制。一方面，家政公司通过职业道德的培训将劳动者的身份替换为“母亲”的身份；另一方面，通过替换她们有关“母亲”身份的知识，重构她们的身份。在劳动过程中，这种性别化的情感劳动存在不稳定性，公司和客户不同的育儿期待会造成育婴家政工的两难困境；无法隐藏的劳动关系又对她们扮演的“专业妈妈”角色形成冲击。这一切都导致她们在情感上的双重疏离：她们既需要与客户的孩子保持感情疏离，以防止孩子母亲的嫉妒，以及工作结束后的感情抽离；也需要与自己的孩子保持感情疏离，以避免内心的愧疚与自责。

上海交通大学沈洋博士基于性别理论视角，聚焦于上海地区临时工就业个体选择背后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招临时工已成为企业的新常态，用工单位事实上乐意吸纳他们为正式员工，但很少有临时工愿意转正。男、女工人不愿转正的理由存在性别差异：多数女性临时工已婚，饭店工作是其兼职，她们通常还有其他工作为家庭收入的来源。而对大多数男性临时工而言，在饭店的工作采取每周结账的方式，使得他们有“快钱”投入游戏机房的赌博；灵活的工作时间则使他们随时可以去赌博。男、女选择的性别差异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功利社会下塑造的“男性霸权”气质，让低收入男性渴望一夜暴富、功成名就；其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和上升渠道的阻塞则导致他们陷入自我否定和孤注一掷的边缘化行为中，但赌博行为却进一步使其在社会及经济层面变得更为孤立。最终形成了临时工群体中“养家糊口型”的女性气质和“贬抑型”的男性气质。

四、性别平等与社会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在中国的推进对农村妇女经济权利的影响。她指出，统筹城乡带动城镇化的模式使得城市化扩展趋势进一步增强，然而在新的圈地运动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状况有增无减，且更难得到实质性救助。在对房屋产权和宅基地分配进行研究后发现，从2000到2010年，女性对房屋产权的拥有率实现了增长，这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制度、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市场、女性权能的增量和两性间的博弈等诸多影响因素，然而仍然存在传统父系制下女性如何安顿的现实问题。在当前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采取的按人口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的策略，使得房屋继承权一方面存在着激烈的性别冲突和争夺，但也蕴含着一种新的平等继承的可能。

清华大学王欧基于华中地区某劳动力输出地的田野调查发现：劳动力更替的负担被从城市转嫁给农村、从打工父母转嫁给留守老人。当年岁与病痛降低留守老人的劳动与经济能力时，再生产劳动的危机趋于明显，亟需留守儿童的劳动投入。在再生产劳动存在普遍危机的情况下，性别化的再生产劳动参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就出现了：留守女孩密集地承担看护、家务与农业劳动，在与父母团聚的时候，也要进行打工地劳动，以及由此形成了“勤奋”的留守习性。而留守男孩则懒得劳动、沉迷游戏、被动学习、大手大脚消费，并以此形成了懒惰的习性。留守“小皇帝”更接近既有研究对留守经历的描述；而生活于“劳动的童年”之中的留守女孩则更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之吃苦耐劳的“温顺的女工”和父权制农民工家庭中的从属女性。这一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应加深对留守经历的理解、扩展对社会性别的认识，理清分析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路径。

四川外国语大学林萍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18周岁以下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逐年上升，这些案件具有被害人以14周岁以下幼女、进城务工流动子女、农村未成年人、留守女童为主，犯罪人以14-18周岁未成年人、50岁以上老年人、熟人尤其是教师为主的特点。未成年女性的自我性安全意识薄弱，家庭、学校对未成年女性的性教育缺失，导致其易遭受性侵害；社会传统观念偏重于对未成年女性受害者进行苛责，容易使其遭受“二次伤害”。由此，建议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层面，积极、正面应对未成年女性遭受的性侵害，避免其遭受“二次伤害”；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全面开展性教育，维护未成年女性的合法权益，提升其性侵害防范意识和能力。

云南师范大学刘婷博士通过对云南地区女性涉毒犯罪的研究发现：女性涉毒可以分为失范型、工具型、情感型三种类型。失范型涉毒犯罪是指社会转型期，由于性别的职业隔离和城乡差距，妇女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体验到社会不平等，由此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当采取合法手段实现无法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时，就产生了失范型涉毒犯罪。工具型涉毒又可进一步分为医疗型、娱乐型、反叛型和克己型涉毒。而情感型涉毒则包括：婚姻关系中的屈从、同居关系中的互利、血缘关系中的养家等类型。总体而言，女性的弱势地位使其容易在经济和情感关系中处于屈从性地位，这种屈从性又进一步使女性容易迷失于金钱、毒品和情感的诱惑，成为“毒害的殉道者”。

北京大学巩淑云博士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对电视剧《欢乐颂》进行症候性阅读后指出：该剧以作为“空洞的能指”的女性为人设基础，反映出性别的流动性和不可流动性。住在同一楼层却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女性在物质基础、男性资源和社会地位上存在极大区隔，这背后则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转型造成的社会阶层的断裂和固化。此外，本片还反映出那些“看似”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实则在夹缝中生存的幻灭和挣扎。由此可见，《欢乐颂》并不是一首女性情谊的欢乐颂歌，而是以性别为能指所显现的当下残酷的阶级区隔的症候。

第一届“王金玲性别研究奖励基金”优秀评审结果在本届性别社会学分论坛上正式揭晓。在本次论坛上，为促进中国社会性别平等，进一步鼓励与支持学者开展性别研究，推动女性学学科建设，中国性别社会学领域的领路人王金玲女士设立“王金玲性别研究奖励基金”。本奖励基金自2016年启动，首届评选追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年已出版图书。李霞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等2本论著获一等奖；郑丹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解析》等4本论著获二等奖；朱德兰的《台湾慰安妇》等6本论著获三等奖。

李洁（1981-），女，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