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莉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州 510631)



【汉唐研究】

后南越国时期两汉岭南与中原王朝关系论略

冯小莉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州 510631)

南越国对岭南近一个世纪的开发，使其在灭亡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经略方针。因此，以南越国为界，两汉时期的岭南可划分为南越国时期和后南越国时期。后南越国时期内，岭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和经营；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开发与管理以及士燮家族时期的特殊形势。

后南越国时期；两汉；岭南；中原王朝；关系

从赵佗建立南越国，到汉武帝平定吕嘉叛乱，南越国共存在了93年，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赵佗及其子孙的积极经营，使岭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荣芳在《南越国史》中评价道：“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它的建立和聚兵自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证了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岭南免受战乱之苦。赵氏集团承袭秦汉制度，在岭南推行封建制，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当地发展的措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421。然而，在中原王朝大一统的边疆经略方针下，以地方势力存在的南越国最终走向灭亡。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王朝在处理与岭南的关系时，一方面要防止割据势力再次出现，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岭南的开发与管理。因此，本文试把两汉时期的岭南以南越国为界点，划分为南越国时期和后南越国时期两大阶段，所讨论的主旨范围是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20年间后南越国时期岭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一、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和经营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五路大军平定吕嘉叛乱，次年“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2]3859，彻底结束了南越国长期割据的局面，岭南被纳入中央版图，汉武帝旋即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管理。

(一)封侯

武帝平定南越后，便将少数有功的南越降人进行封侯(见表1)。南越被征服后，虽有边郡不封侯的习惯，但封国的地域或许会成为汉王朝考虑的因素。表中可见，这些南越降侯大部分被安置在南阳郡，据马孟龙的研究，认为这与政府把“大量南粤降民徙置南阳郡存在关联”[3]296。《通典·州郡七》云：“襄阳，汉中庐县也。盖貉越人徙于此，在襄水之阳。”[4]又《太平寰宇记》载：“襄州襄阳县，本汉旧县，属南郡。应劭曰：‘在襄水之阳’，县因名焉。《州郡志》云：‘襄阳，本汉中庐县地，汉初徙骆越之人居之’。”[5]骆越是岭南的少数民族之一，大量的越人被安置在南郡的中庐县，基于地缘优势，南阳和南郡交界的区域一定安置了大批移民。马孟龙基于此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即“把侯国制度与内徙民族安置政策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汉廷‘从俗而治’的民族方针；即让这些归义侯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管理内徙异族的行政效用”[3]299。即使到东汉时期骆越和南郡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建武十一年(35)臧宫曾“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注云：“中卢，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阳县南。盖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6]693说明至东汉时期，南郡仍是骆越人的一个聚集地。

表1 南越降人封侯一览

事实上，中原王朝在选择迁移地时是遵循了传统的。史载：“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7]212“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7]3269同时又与南阳的地理优势有关。南阳西可通过武关道与长安相联，南可经沔水抵南郡，溯湘水，一路经越城岭顺漓水、西江至番禺，一路顺耒水过骑田岭由秦水或洭水到达番禺。岭南与南阳的交通便利，把大量的降民迁居于此，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安置成本。而把“罪人”和“不轨之民”强迁于此，置于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即有利于统治，又方便在发生暴乱时及时镇压。如建武十一年越人谋畔从蜀，臧宫即谋划制止，于是“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6]693。可见，“越人遂安”除了臧宫的个人智慧以外，与政府的调度也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一部分南越降将及其后嗣者并没有按照中原王朝的设想服从管理。根据《汉书》的记载[2]653-658，上述八位南越降将，除了封地不在南阳郡范围的术阳侯建德和临菜侯孙都(稽)外，其他六降将及其后嗣位者，正常死亡的只有涉都侯喜，其余的五位要么触犯了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被腰斩，要么有罪不得继续代立侯位，甚至还有直接参与到人口贩卖上来，其劣迹可见一斑。

(二)郡县设置

汉武帝在岭南重新设置的九郡，是中原王朝对岭南的一次重大决策，具体表现为*关于这一时期郡县设置的情况，史学界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只表其梗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冼剑民：《汉代对岭南的经济政策》，《暨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余华青：《论秦汉政权经营岭南的战略措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106页；黄留珠：《秦汉对粤战争与岭南开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32页等。：

第一，南海郡的范围缩小。南越以南海僻远等地理位置优势立国，中原王朝将其一部分范围属桂阳郡，并另设苍梧郡的做法，旨在消除南海郡再次成为割据基础的可能。第二，郁林郡的设置是为了开发岭南西部地区。第三，合浦郡尤其是徐闻县的设置，使其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发展对外贸易与交流，同时又起到防止交趾、珠崖和儋耳等地发生叛乱的军事作用。第四，交趾、九真、日南的设置则是为了开发红河三角洲地区，且交趾刺史部的设立使岭南的政治中心向西迁移。第五，设置珠崖、儋耳郡开发海南岛。(先后于公元前82年、前46年罢弃)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在岭南重设郡县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也有经济和军事意义，体现了汉王朝对岭南的大一统战略。

二、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岭南的开发与管理

(一)改善交通

中原王朝管理和开发岭南是以交通为前提的。在西汉五岭交通的基础上，东汉进行了几次大的修

缮*更多详细的论述请参见：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载于《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王元林：《秦汉时期岭南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等。，简略述之。

首先，公元39年桂阳太守卫飒，由于“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傜及数家，百姓苦之。”[6]2459便凿山通道达五百里，并列亭传，置邮驿，改善了郴州入连州一路的交通。其次，马援为平定交趾二征叛乱，“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6]2836平定了二征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并促进了岭南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再次是建初八年(83)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6]1156。使岭南与中原内地的交通趋于完善。最后是汉灵帝熹平年间桂阳太守周憬对武水上游河道的治理。据《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中载：周憬“乃命良吏，(将帅、壮)夫，排颓磐石，投之(穷壑)，(夷)高填下，凿截曲，(弼)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断硍(溢)之(电)波，弱洋侯之汹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8]

总之，交通的便利使中原王朝的各项政令及时传达到岭南，方便使者往来，既有利于加强对岭南的控制，又能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移民迁徙

秦时岭南已有政府主导下的移民，至汉时，继续沿用这种移民政策。迁徙触犯律令的“罪人”于岭南边郡，据统计徙合浦有17处、九真5处、日南4处、比景7处，且贬谪之人基本都是重罪。其政治方面的原因，日本学者大庭修解释道：“南方距离都城较远，罪越重所徙越远；且大逆不道罪主要是谋反，企图煽动反叛。将这类犯罪的从犯和连坐者徙迁到汉代主要敌对民族匈奴、羌、鲜卑等居住地附近，他们就有勾结这些异族大规模叛乱的危险。”[9]这也说明岭南地区没有相对强大的敌对势力，政府较好控制，把这些犯重罪者迁徙此地，不会动摇中原王朝在此的统治基础。除谪戍之人以外，还有大批的军事性移民(屯兵)、政府派遣的官吏以及一些自发的流民和商贾，这些移民大批流入岭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岭南的开发。他们“共同的生产方式使中原文化逐渐得到传播，当地生产的粮食也使汉朝的驻军和行政机构能就地获得供应，岭南从此长期成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10]。

(三)委任官吏

根据严耕望的《两汉太守刺史表》[11]97-100、270-275、285-286、322-324整理得出，从西汉到东汉，交州(交趾)刺史部郡守、刺史共有76人。郡守53人，其中交趾郡守锡光，西汉平帝时已任职，逾莽氏，至建武初遣使奉贡，留任，按两人计算；刺史23人。76人之中交州本地的有5人(主要是士燮家族)，约占6.6%；籍贯不详的有32人，约占42%；交州以外的任职者有39人，约占51%。除去籍贯不详者，外籍官吏占总数的一半还多，这就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始终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的。而且政府还多精选良吏，史载“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6]2836，这对岭南的社会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正如《安南志略序》中云：“前后名将刺史都督之官其地者，无虑数十百人。如马援、士燮……之徒，尤表表著见。”[12]4除此之外，史籍中提到的循吏像罗弘、孙豹、何敞、僮尹、杨扶、周敞、孟尝、贾琮、周乘、陆绩*可参见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91页。、李进[12]167、陶基[13]等在任职期间都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他们“建立学校，导之礼仪”，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的开发。

但在这些循吏到达岭南之前，岭南的政治尚不清明，贪赂之风盛行。交趾刺史周乘曾上书云：“南交绝域，习于贪浊，强宗聚奸，长吏肆教，侵渔万民，贻毒久矣。”[14]反映了岭南当时的政治状况，因此周乘罢免了四十多个县官予以治理。同一时期的贾琮在因“交趾屯兵反”[6]1111，被举为交趾刺史，即“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6]1111-1112贾琮整顿吏治的行为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也即说明了岭南的社会稳定与吏治的好坏是分不开的。

贪官污吏的暴行，很容易激起当地百姓的反抗。如“朱崖人多长发，汉时郡守贪残，缚妇女割头取发，由是叛乱不复宾服”[15]，就说明了这些。而政府在处理这些叛乱时采取的措施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武帝末年，珠崖太守孙幸征调广幅布贡献中原王朝，蛮不堪役使，于是攻郡杀幸，文献中提到，“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6]2836，这也就道出了贪官之贪的原因之一，即是说上层统治者对岭南特产的消费和使用加剧了贪官贪污的行为。如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动力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16]，但是贾捐之在罢弃珠崖郡的时候却说“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2]2834，似乎并未打算改变这一状况。因此，有个别官员上书劝谏，希望停止某些贡品的进献，“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6]195郑弘在开零陵桂阳桥道之后亦上奏要中原王朝节省贡献，减少徭役，以利饥人，得到了皇帝的同意[6]1156。虽然最高统治者接受了这些建议，但这些供应未必会取消。如东汉时期南单于来使，赐“太宫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岁以为常”[6]2944。可见，岭南贡品的需求数量之大，取消也只是暂时的。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一部分郡县官吏便尽可能地搜刮百姓，某种程度上滋长了贪污之风。这种情况也使中原王朝开始正视岭南管理方面的问题，选派一些循吏去开发和管理岭南。

(四)镇压叛乱

岭南地区的叛乱时有发生*据统计，这一时期发生的叛乱共有八次，详见《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6～2839页。，其中东汉建武十六年(40)征侧、征贰的叛乱[6]2836-2837，是最为激烈的一次。

对于“二征”叛乱，汉政府一开始只是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并没有太大的重视，迟至建武十八年(42)才遣马援等发兵讨之，其原因大概是对这些反叛习以为常。“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闲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7]1440。“初郡”是西汉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增设的郡，包括交趾。即表明，从西汉开始，汉政府就已经在应对这些叛乱了，至东汉时，政府也就习以为常了，所以并非直接派兵镇压，而是先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之所以后来引起中原王朝的重视，大概是因为征侧“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6]2836，已经从“小反”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容忍的。“六十五城”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张荣芳先生认为“是60余个小城邑，即原来‘雒王’、‘雒将’所占据的地盘，对整个岭南地区来说，其影响是有限的”[17]。然而，中原王朝派兵的规模相对而言是庞大的。首先，派遣的将领是身经百战的伏波将军马援，其经略陇西六年，使西部地区得到相对的发展和稳定，应是积累了不少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汉政府派这样一位将领，想必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其次，“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6]2836、“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6]2837，从地理位置看，长沙、零陵、桂阳、苍梧、合浦由北至南形成一条针对交趾的敌对线，且这条线是沿着交通要道的，方便了战略物资的转运。其中长沙、零陵、桂阳属于今湖南地区，西汉时期的湖南地区属荆州刺史部，共置一国三郡，长沙国、桂阳郡、武陵郡及零陵郡，东汉大抵相同，只把长沙国改为长沙郡。参与镇压叛乱的郡中属湖南地区的就有三个，这显然是延续了自汉高祖以来，把湖南地区作为进军岭南的军事基地的做法。再者，汉政府最开始的发兵数目为“万余人”，这到底是多大规模，我们不妨拿同一历史时期的西羌作个参照。“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6]835。东汉时期陇西郡属凉州刺史部是河西走廊的重镇，却因西羌的寇边而侵残，西羌势力之大可以想见，应是“二征”势力所不及的。然而，马援在拜为陇西太守后，仅“发步兵三千人”[6]835就击破先零羌，斩首数百级，并获马牛羊万余头。西羌的势力之大仅发兵三千，“二征”势力之小却发兵万余人，足见中原王朝对“二征”叛乱的重视。当然这与两者的性质也有很大关系，如前述，中原王朝不能容忍的是征侧自立为王，割据一方，威胁自己的统治，而这一时期的西羌叛乱多以犯边、侵夺为主，于中原王朝而言，维护封建大一统、加强巩固中央集权才是最重要的。

平定“二征”叛乱后，马援“分置斯县，治城郭，穿渠通导灌溉，以利其民”[18]，“条奏越律与汉律驳”[6]839，可见马援在交趾地区既健全郡县制又推广封建法律，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兴修水利，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交趾地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交趾的开发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西汉时期交趾人口为746 237人，东汉时期虽缺乏记载，但根据交州其他郡的人口增长率，有学者推算出东汉时期交趾的人口为880 560人[19]。其次，交趾的开发也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的提升。自汉武帝平南越，在交趾地区设置郡县，并于此设立刺史部，即改变了以番禺为中心的政治格局，政治中心开始西移。此后，交趾的政治地位比较显赫，这与先前马援对交趾的开发是分不开的，至三国孙权将岭南划分为广州、交州，番禺作为广州的州刺史驻地，政治中心又重新确立，使交趾这种发展势头，被占据了一部分，岭南即出现了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者，除交趾外，参与叛乱的九真、日南自然也在马援的开发范围内，加上地缘的优势，三郡对外交往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得到提升。马援平定“二征”叛乱后，史籍中不乏有外来民族经过岭南与中原王朝友好往来的记载，其中交趾、九真、日南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佛教的传入也似与交趾有关。冯承钧先生曾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20]以上可见，马援平定“二征”的叛乱对交趾地位的变迁以及岭南的开发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士燮家族时期的岭南(止于220年)

提及士燮家族在岭南的影响，《三国志·士燮传》的一段材料较引人注目，其云：

这段材料还特别提到了“尉他不足踰也”把他与赵佗做了对比，其说是有一番道理的，但仔细剖析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士燮，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其先人祖籍是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因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其先人尚不可考，传六世至士燮的父亲赐时，官日南太守，方有记载。士燮在官至交趾太守前，已游学京师，多次受命做官，与中原王朝发生了联系。从东汉末逾三国，士燮家族统治交州达五十年之久，在中原汉朝无法顾及岭南之时，士燮借此推荐其三个兄弟分别为合浦、九真、日南太守，占据岭南最重要的几个郡，整个家族的势力大增。士燮家族前后三代的任官范围覆盖了交州五个郡，再加上其老家在苍梧，这样除了郁林郡以外，交州七郡占了六个，其势力庞大可见一斑。因此胡守为先生称其为“豪族世袭性的统治”[22]68，是十分合理的。此外，中原汉朝包括孙吴政权多次提升士燮的职位，其原因除士燮的个人能力等外，也似有拉拢之意。中原王朝曾赐士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22]1192中原王朝的用意表露无遗。此时的士燮自然是迎合了中原王朝的意图，“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22]1192，并因此而封侯，这与赵佗立国，汉高祖封其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有相似之处。在孙吴政权时期，士燮遣子入质，且“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焦、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为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22]1192双方的关系与南越国曾和中原王朝维系的贡纳关系异曲同工。

然而，我们在比较两个历史人物时，须把其纳入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前述，陈寿在评价士燮时云“尉他不足逾也”。但从“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一条来看，则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这里的“胡人”大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焚香”则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习俗。“胡人烧香应被视作来自佛教国家的侨民以他们自己的宗教习俗对贤圣礼拜的特殊方式。”[23]说明在汉末三国已有大批的胡商、佛教徒在交州地区经商、传教。由于士燮“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21]1191，这些域外之人得以正常活动，不受战乱影响，因而对他礼拜至上。然而，这些域外之人之所以能够大批来华，正得益于南海交通的开辟。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便派使者在民间航道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航路[2]1671。这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自此以后海外贸易才不断发展起来，影响至今。这种盛况，对于处在秦末汉初的赵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胡人的礼拜，因此二者没有可比性。

屈大均曾评价士燮：“以甲兵之力，循赵佗之迹，西连蜀汉，庶几比美桓文哉”[24]，似说两者都以武力从事，取得一定的效果，然而双方所凭借的兵力实质则有不同。士徽发宗兵拒戴良，这里的“宗兵”，胡三省解释云：“自汉末之乱，南方之人率宗党相聚为兵以自卫。”[25]一般而言，拥有宗兵的豪强再集结宗族势力而形成的组织，南方多称宗部，北方称坞壁，依托本土自保，抗拒外力[22]73。士徽以宗兵据外，很明显其家族乃是宗部一类，可见，屈大均所指的士燮“甲兵之力”就是所谓的宗兵之力。然赵佗立国的“甲兵之力”来源有二：其一为秦平岭南时留下的部分军队，其二是吸收的一部分越族参军。据张荣芳先生推测似有十万之众[1]128，实力自然在宗兵之上，当然我们不能把两个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武力进行比较，士燮能以宗兵之力，西连蜀汉，其实力自是不容小觑。以至于威胁到孙吴政权，最终被消灭殆尽。

四、结语

“一个政权要想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必须保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畅通的交通线，二是当地能够供养本地人口和派驻的行政与军事人员。”[26]后南越国时期汉代岭南能够在中原王朝的大一统下得到迅速的发展，也是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南越国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都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后南越国时期乃至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此在大批移民迁往岭南时能够提供充足的保证，且能向中原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特产。而汉代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管理与开发，不仅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繁荣，而且也维护了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这正是封建社会时期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较为理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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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伟东]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Central Plain of Ancient China after the Period ofNanyue Kingdom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FENG Xiao-l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Nanyue Kingdom had explored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for nearly a century, it still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a period of time after its collapse, and even affected the strategic approach of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herefore, taking Nanyue Kingdom as the dividing line,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yue Kingdom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Nanyue Kingdom. After the period of Nanyue Kingd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 Central Plain of Ancient China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quest and management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lat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nd the special situations in the period of Shi Xie family.

after the period of Nanyue Kingdom; Easter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Central Plain of Ancient China; relationship

K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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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00(2016)06-0024-06

2016-08-26

冯小莉，女，河南平舆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