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成， 洪雨婷

(西安文理学院 a.国学研究所； b.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



【汉唐研究】

《艺文类聚》引《史记》考索

李小成a， 洪雨婷b

(西安文理学院 a.国学研究所； b.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

《艺文类聚》为唐初大型类书，其中征引了大量的典籍。目前，对于《艺文类聚》征引史书文献的研究相对较少，最初涉及的仅是对《艺文类聚》征引史书的概述，列举其中征引的史部图集、史部传记类图书等。而后有了专门针对《国语》《汉书》两部史书的引文研究，但是就目前而言，鲜有对征引《史记》的考究。对《艺文类聚》征引《史记》的部分做引文与原文献比较，发现主要存在征引正文、征引注文两种情况。除此以外，用字的差异说明征引中存在主观性改动，体现了特定时期的写作习惯与语言风格，对文献学研究或有帮助。

《艺文类聚》；《史记》；三家注；考索

《艺文类聚》成书于唐初武德年间*文中所引《艺文类聚》均采用汪绍楹校勘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汪校本以南宋初绍兴间浙刻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胡缵宗序本(明本)和冯校舒本(冯校本)。，由欧阳询等人奉旨编纂，是现存较早且保存相对完整的一部类书。全书共100卷，分为46部，共列子目727条，总计百余万言。作为大型类书，《艺文类聚》所收内容范围极广，且“其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1]，故其在保存唐以前的资料，以及校勘、辑佚古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艺文类聚》出，就不乏推广、利用、研究此书者。至近代，随着西方“百科式全书”概念的东渐，有关传统类书的研究愈益兴盛。其中，引文研究以类书收集众书，征引材料丰富为前提，对引文现象、引文的辑佚、校勘价值以及引文的文学性进行了多面探究[2]。较早以《艺文类聚》作为辑佚对象进行研究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崔奉源的硕士论文《〈艺文类聚〉引史部图籍考》(1973年)，是文对于《艺文类聚》所引史部图籍分节讨论，略考其编纂年代、存佚情形以及引文与原书比较之结果。之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潘宜君硕士论文《〈艺文类聚〉引史部传记类图书研究》(2008年)，在崔文的基础上对史部典籍进行了小角度深切口的研究。而在《艺文类聚》引文文学性的研究上，其开山之作要追溯到闻一多的《类书与诗》[3]一文。该文以《艺文类聚》等唐初类书为例，指出了类书编纂中“采事而忘意”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但此文仅以《艺文类聚》整体为例，未进行深入的个体分析。其后，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一书，第一次专门对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摘录出《艺文类聚》中“文”的部分，推测此“文”与《流别集》的关系，但内容涉及不多，较为简单。

近年来，有关《艺文类聚》的引文研究更是涉及方方面面。郭万寿的《〈艺文类聚〉引〈国语〉斠正四则》，研究了《艺文类聚》所引《国语》和今传《国语》在文字上的差异。武良成所著《〈艺文类聚〉引〈汉书〉研究》以《艺文类聚》中的《汉书》引文为例证，探析类书引文的规律和特点。孙翠翠《〈艺文类聚〉所引“艺文”研究》及吕维彬《〈艺文类聚〉诗赋收录分类研究》则对《艺文类聚》所录“文”部分进行了文学性分析。

《四库全书总目》称《艺文类聚》曰：“然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所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臜馥，沾溉百代者矣。”[4]《艺文类聚》作为大型类书，辑录宏富，引书众多。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所作统计显示，该书所引古籍共计1 431种[5]。其中，《史记》是引用较为广泛的典籍之一。*文中所引《史记》均采用顾颉刚标点本。顾用三家注本，即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校点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之以武英殿本。据统计，《艺文类聚》共引用《史记》302条，其中可在中华书局本《史记》中找到确切出处的有288条。所引条目的出处涉及《史记》130卷中的90卷，分别为：列传50卷，本纪12卷，世家20卷，书5卷，表3卷。这些引文分散在《艺文类聚》的75卷173个类目中，占全书总类目的24%。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学界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著作，其中所记载的史料常被后世学者征引，用于研究创作。时人对于征引《史记》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探究，其中不乏类书对《史记》的征引研究。龚碧虹所著的《〈太平御览〉引〈史记〉考校》，以《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为据，采用校勘、训诂的方法，详细考证了中华书局分段标点本《史记》文字的讹、误、衍、夺。除此以外，李步嘉的《〈初学记〉校记》和凌朝栋的《〈文苑英华·赋〉校注引书考》，也在文中简要提及了对《史记》的征引。但在众多研究中，鲜有人以《史记》为征引对象对《艺文类聚》进行引文研究。

故本文以《艺文类聚》对《史记》的征引为立足点，通过《艺文类聚》对《史记》中本纪、列传、世家、书、表五个部分的征引来进行考察，以求得出该书征引《史记》的规律和特点。

一、《艺文类聚》引《列传》考索

在《艺文类聚》对《史记》的征引中，列传部分被征引的次数最多，共151条，占征引条目总数的50%。引文分散在《艺文类聚》的34部99条类目中，涉及《列传》50卷。由此可见，《艺文类聚》对《列传》的征引涉及广泛、分布零散且内容繁杂，原文篇幅较长，引文多为原文节略。基于该部分材料的特点，现就引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

(一)引文内容多有省略

《艺文类聚》所引列传的每条引文字数篇幅均在200字左右，尤以百字以内引文最多。可见编者在征引原文时，对原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概括和删减。

其一，《地部、州部、郡部·关》引《史记》曰：“秦昭王囚孟尝君，孟尝君变姓名，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为鸡鸣，于是群鸡皆鸣，遂出关。”

按：引文出自《孟尝君列传第十五》，主要讲述孟尝君使秦被囚，后用计逃脱。“秦昭王囚孟尝君”为概括语，介绍了孟尝君“鸡鸣以出关”的原因。因为类书引文“断章取义”，故不加背景语往往难解其义。

其二，《职官部六·令长》引《史记》曰：“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所疾苦，禁巫祝为河伯取民之女为妇，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按：引文出自《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原文共计939字，讲述西门豹为邺地令长时关心民众，禁为河伯娶妻，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故事。而引文仅40字，就概括了西门豹为百姓所做之事。关于如何智斗豪绅，严禁为河伯娶妻的过程则被省略，或因其语无涉主题，故集中文字描述“令长”。

其三，《人部十九·奴》引《史记》曰：“诸吕擅权，陆贾曰：天下安危，注意将相，将相和则士豫附，陈遂结欢太尉，以奴百人遗贾。”

按：引文出自《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原文讲述在“诸吕擅权，欲劫少主”的背景下，陆贾说服右丞相与太尉交好，共抗吕氏。“诸吕擅权”作为概括语介绍背景。“天下安危，注意将相”则由原文“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概括而来，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精简。“陈遂结欢太尉，以奴百人遗贾”则省略了陈平如何与太尉结欢及如何犒赏陆贾，仅提及“奴百人”，直奔主题。

(二)相同引文分处记载不同

在《艺文类聚》对《列传》的征引中，存在着同一引文出现在不同类目下的情况，而这些相同的引文在保持原意不变的基础上，根据类目的不同进行了相应的删减，从而集中文字描述所在类目。以下列引文为例：

其一，《乐部一·论乐》引《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又《方术部·医》引《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鹊，扁鹊入视疾，出曰：‘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简子寤。”

按：两处均出自《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两则材料起始相同，交代背景“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第一则材料位于《论乐》条，故删减与主题无关的“召扁鹊，扁鹊入视疾”等诊病之语，直接叙述简子论乐的内容。第二则位于《医》条，故详述了扁鹊断病的过程。“居二日半，简子寤”在两则材料均有出现，而作用不同，前者作用为承上启下，后者则为照应前文，突出“医”的高明。

其二，《山部上·首阳山》引《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让国逃去，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首阳山。事具让部。”又《人部五·让》引《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齐乃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按：以上两者具出于《史记·伯夷列传第一》。原文为：“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第一条引文相比原文缩减了“让”的内容，而多提及“首阳山”一词。该词在引文中出现两次，很好地印证了所在类目。第二则在“让”类目下，故引用原文详述“让”的经过，剔除了让国之后的无关内容。除此，这两则材料最大的特点是参见法的运用。

“参见”功能是《艺文类聚》的特色之一。参见法把可以归类于不同条目中的同一事物，分别在相关的条目中重复著录，并对内容相同但辑录详简不一或出处不同的事物，用“事具……”的参见方法指导读者从简略摘述参见详细辑录[6]。其中，“事具”也作“具”“已具”“见”。在上述第一则材料句末“事具让部”的字样，即为参见法的运用。据统计，在《史记》列传部分有“事具……”8条，其中有5处，主条与参见条具出于《史记》，另有2条参见《汉书》，1条参见嵇康《高士传》。

(三)引文与原文存在用字差异

《艺文类聚》在征引《列传》时，多存在改换字样的情况(见表1)。

二、《艺文类聚》引《本纪》考索

据统计，《艺文类聚》共征引《本纪》64条，涉及23部，45条类目。其中，征引《高祖本纪》13条，为征引数量之首。其次，《孝武本纪》与《周本纪》均引用10条。以上3卷征引总数已达33条，占比近52%，剩余9卷仅占48%，可见该部分的征引主要集中于前三卷。

(一)同一引文出处多样

在《艺文类聚》对《本纪》的征引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同一条引文可在《史记》的不同两卷中找到出处。据统计，这种现象在征引中共有10处，且均与《本纪》有关。10处中有2处明确指明出处，分别是《水部下·冰》引《史记》曰：“周纪曰：姜嫄为帝喾元妃，出里，见巨人迹而履之，身动如孕，暮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于冰之上，鸟以翼覆荐之”，明确指出引自《周本纪》。《帝王部一·黄帝轩辕氏》引《史记》曰：“《史记·封禅书》曰：黄帝得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明确指出引自《封禅书》。除此以外，有4处可根据引文与原文的相同程度判断出处。如：《人部二·美妇人》引《史记》曰：“纣囚西伯，而闳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献纣，纣大悦，乃放西伯。”

按：与引文相似的材料分别出现在《殷本纪第三》：“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与《周本纪第四》：“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比较可知，后一则材料与原文更为贴近，故可判断引文出自《周本纪第四》。

表1 引文与原文用字差异情况

其余4处由于引文涉及的两处原文完全相同，故难判断出处。例如：“《居处部二·阙》引《史记》曰：‘建章宫东凤阙，高二十丈。’”

按：与引文相同的材料出自《封禅书第六》：“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和《孝武本纪第十二》：“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比较可知，两则原文的内容完全相同，均可看作引文的出处。又《居处部三·观》引《史记》曰：“公孙卿谓武帝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作飞廉桂观，甘泉则作延寿观。”

按：《封禅书第六》原文：“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孝武本纪第十二》原文：“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比较两者可知，引文所涉及的内容在两卷中完全相同，“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故难判断引文出处。

(二)引《本纪》注文分析

《艺文类聚》不仅仅摘引了《史记》正文，同时也摘录了一些《史记》注文。引用注文既是对《史记》正文的补充，也是对引文利用价值的补充。以下就部分所引《本纪》注文进行分析：

其一，《帝王部一·颛顼高阳氏》引《史记》曰：“帝颛顼高阳者，静深有谋，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济流沙，东至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按：引文出自《五帝本纪第一》。“西济流沙”原文作“西至于流沙”，张守节《正义》注曰：“济，渡也。”可见编者引用注释，改“至于”为“济”。

其二，《人部十一·行旅》引《史记》曰：“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山行乘轝。”《史记·夏本纪》作“暐”。泥行乘橇，陆行乘车，水行乘舟。

按：引文出自《夏本纪第二》。“随山刊木”原文作“行山表木”，司马贞《索隐》注曰：“《尚书》作‘敷土随山刊木’。”“敷土”为前半句的内容，引文未引。此处引用注释“随山刊木”替换原文“行山表木”，理解上更为容易。

其三，《祥瑞部下·鱼》引《史记》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鱼者介鳞之物，兵象，白者殷家之政，言以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武王俯取以祭。”

按：引文出自《周本纪第四》。裴骃《集解》注曰：“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比较可知，引文完全引用了《集解》部分，解释了“鱼”的象征意义。同时，《帝王部二·周武王》也征引过“武王渡河伐纣”的材料，其中提及“武王曰：未可也，乃还师”，而并未交代“未可”的原因，而本则材料征引注释的部分即为原因解释。由此可见，对注释的征引有时不仅是对本则材料进行补充，而且对其他相关引文的理解也有帮助。

(三)引正文与引三家注之比较

《艺文类聚》征引《本纪》64条，引用正文60条，引用三家注4条。一般而言，比较原文与引文可以清晰地知道是否引用三家注，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例如，《果部下·枣》引《史记》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见上，少君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瓠。”其中“食巨枣”原文作“食臣枣”，且原文中未对“臣”字做出注释，但是在《封禅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相似的内容，“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此处司马贞《索隐》注曰：“包恺云：‘巨’，或作‘臣’”。结合两者可知，“臣”即作“巨”，故编者改原文为“巨”。由此案例可知，编者在征引时往往不局限于一卷的内容，而是通观全书做出引用，所以，有时看似征引原文的内容，其实也是对三家注的征引。

三、《艺文类聚》引《世家》《书》《表》考索

《艺文类聚》征引《世家》《书》《表》共计73条，其中，对《世家》征引数量最多，为46条，涉及23部，38个类目。其次，征引《书》24条，涉及15部，20个类目。征引最少的是《表》，共征引3条，涉及2部，3个类目。

通过征引数量分析可知，《艺文类聚》对于《世家》的征引较为分散，涉及的20卷中，基本每卷都只征引2至3条，一卷征引超过5条以上的并不存在。而相比《世家》，《艺文类聚》对《书》的征引则比较集中，涉及的5卷《书》中，仅《封禅书》就引用12条，占比50%，可见对《书》的征引主要集中在此卷。由于此三部分的单独征引数量不多，故进行合并，做出以下整体分析。

(一)相同引文分处记载不同

同一材料根据所属类目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删减取舍，这一现象在上文《艺文类聚》征引《列传》考索部分已有提及。同时，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世家》《书》《表》的征引上，如：

其一，《人部三·讴谣》引《史记》曰：“卫子夫为皇后，弟青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又《封爵部·外戚封》引《史记》曰：“武帝卫后弟青，封长平侯，四子皆封侯，贵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无喜，生女勿怒，独不见卫青子夫霸天下。”

按：两处均引自《外戚世家第十九》。原文为：“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二曰发干侯，三曰宜春侯，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相比原文，两则引文均提及卫子夫为皇后，弟青贵震天下。不同的是，第一则较简短，未述卫青如何贵震天下，而直接征引讴谣，直奔主题。而第二则属于《外戚封》类目，故针对类目提及了卫青及其子封侯之事。在歌谣部分比较可知，前者“卫子夫霸天下”，而后者“卫青子夫霸天下”，仅一字之差，即很好地反映了《外戚封》这一类目。

其二，《人部八·谏》引《史记》曰：“沛公入秦宫，宫室帏帐重室，狗马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张良谏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史记·留侯世家》作谓助桀三字。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沛公乃还军灞上。”《服饰部上·帐》引《史记》曰：“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张良谏，乃止。”

按：两者均出自《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前者属《谏》条，故多着墨于“谏”的内容。而后者属《帐》条，征引止于对“帐”的描述，同时，通过沛公不听谏，欲留居之，反映“帐”的舒适奢华，也是描述类目的一种手段，而关于谏的具体内容则不再详述。

按：两则引文均出自《陈涉世家第十八》。第一则属《言志》条，故先征引有关陈涉处境的内容作铺垫，以反映其志向与他人不同，心志高远。第二则属《鸿》条，征引此句主要为了通过与燕雀的比较，更形象地描述“鸿”这种动物。

(二)引注文分析

《艺文类聚》征引《史记》三家注的情况在上文已有提及，同样的，在对《世家》《书》《表》三部分的征引中也存在引用注释的情况，如：

其一，《人部八·谏》引《史记》曰：“赵肃侯游大陆，出于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而谢之。”

按：引文出自《赵世家第十三》。“赵肃侯游大陆”原文作“肃侯游大陵”，裴骃《集解》注曰：“徐广曰：‘太原有大陵县，亦曰陆。’”引文引用注释，改“大陵”为“大陆”，或因当时地名更改之故。

其二，《产业部下·钱》引《史记》曰：“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或三百，或五百。萧何独以五。”侯，《太平御览》835作“后”。益封二千户，以独赢二钱。

按：引文出自《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原文作：“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裴骃《集解》注曰：“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司马贞《索隐》注曰：钱三百，谓他人三百，何独五百也。刘氏云：“时有重者一当百，故有送钱三者。”《汉书·萧何传》亦作“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结合引文及《索隐》可知，吏奉钱应为三(三百)，若为“或三百，或五百”则与“吏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相矛盾。《集解》中的“或三百，或五百”应已包括吏与萧何，故此处征引《集解》有误。

其三，《舟车部·车》引《史记》曰：“封禅为蒲轮车，恶伤土石草木。”

按：引文出自《封禅书第六》。“封禅为蒲轮车”原文作“古者封禅为蒲车”，司马贞《索隐》注曰：谓蒲裹车轮，恶伤草木。《艺文类聚》在征引时根据注释的意思，以“蒲轮车”替换，从字面上直观描述了“蒲车”为何物，便于理解。

其四，《祥瑞部上·庆云》引《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嘉气也。”

按：引文出自《天官书第五》。“是谓庆云”原文作“是谓卿云”，张守节《正义》注曰：卿音庆。注释讲解音义，故编者在征引时据音改字，方便阅读。且“庆”亦有“喜，福庆，吉庆”之意，改换之后与下文“嘉气也”的文义也更加符合。

(三)引正文与引三家注之比较

《艺文类聚》征引《世家》《书》《表》共计73条，其中征引正文69条，征引注释4条。比较引正文与引三家注的内容可知，有时看似是征引正文的材料，其中用字上的细微改动，实际也是一种对注释的变相征引。例如，《山部上·总载山》引《史记》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熊湘，北逐獯鬻，合符金山。”“崆峒”一词在《史记》原文中作“空桐”。对此，裴骃《集解》注曰：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虽然在注释中并没有训释文字，但是根据给出的“空桐”山的描述，《艺文类聚》的编者即可知该山意指当时的哪座山，从而给出符合特定时期称名习惯的命名，即改为“崆峒”。由此可知，编者在征引三家注时，除了征引正文表达的直观信息，也利用了三家注解释中所暗含的信息，并结合实际进行了分析与修改。改动后的征引更加符合时代特点，有利于书籍在当时的应用与传播，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支持。

四、结语

《艺文类聚》对《史记》的征引涉及广泛，内容繁杂，经以上比对分析，见其特点如下：

其一，《艺文类聚》广泛征引《史记》中的相关文句。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而造成的句义不明，编者往往据原文、上下文，在引文中补充起始概括语介绍背景。同时，为了控制引文的篇幅而在摘引原文进行缩减，而这种缩减也是有选择性的，是围绕主题类目而进行的，哪怕是同一条原文，也会根据类目不同进行适当取舍。以上这些特点都反映了该书的编纂目的，即“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

其二，《艺文类聚》引《史记》在转述文字时常出现改换字样情况。其中除了传抄失误导致的异文，更多的是改换原字为同音字、同义字或通假字，或改《史记》古字为俗字，有时也存在缺字、异字异义的情况。由此可见，在编纂和传抄类书的过程中，存在主观性的改动，而这些改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利于书籍的应用与传播。

其三，《艺文类聚》不仅摘引了《史记》原文，也摘录了《史记》三家注中的一些内容。引用注文既是对《史记》正文的补充，也是对引文利用价值的补充。这些引注有些全同于《史记》所载注文，有些为摘引注文，有些是对注文原意的概述，还有些为异文。而征引注释的目的，有些是为了训释文字，有些是为了讲解音义，有些是为了解释章句。

以上论述立足于《艺文类聚》对《史记》的征引，从细节处具体分析，意在对其征引情况进行考索，从而了解类书引文特点，促进类书引文研究。《艺文类聚》的引文模式虽然不符合今天的引文规范，但是其抄录群书的特点，保存了所录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先唐古本的面貌。

[1]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27.

[2]武良成.《艺文类聚》引《汉书》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1：2-7.

[3]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

[4]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41-1142.

[5]北京大学研究所.艺文类聚引用书目[J].国立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1931：23.

[6]韩建立.《艺文类聚》编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194-196.

[责任编辑 张 敏]

b.SchoolofHumanities,Xi’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Xi’an710065,China)

Research on Quotation of Shi Ji in Yi Wen Lei Ju

LI Xiao-chenga， HONG Yu-tingb

(a.SchoolofChineseClassics,Xi’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Xi’an710065,China;

YiWenLeiJuis considered as a general cyclopedia, having quoted many ancient books. Currently, it is said that relatively few documents and history books have been quoted inYiWenLeiJu, at first, its summary of quoting history books are mentioned, including history books and atlas as well as biographic books. Later on, quotation research on two history books ——GuoYuandHanShuappear, yet, so far, quite few researches onShiJihave been made. Compared the quoted passage with the original docu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have existed quotations of its texts and annotations. Besides, differences in word choices have shown that these changes have strong subjectivity, having reflected the specific writing style and language style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which might be of some help for literature research.

YiWenLeiJu;ShiJi; Three Annotations; research

I206.2

A

1001-0300(2016)06-0010-07

2016-06-13

李小成，男，陕西渭南人，西安文理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