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末汉初，赵佗于公元前206年（1）在岭南建南越国，称南越武王，五传帝位，至公元前111年灭亡，历时95年。据历史记载，赵佗治国“甚有文理”（2），其政治建制参仿秦汉，同时推广“和集百越”（3）的民族政策，从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南越国;兴亡;影响

南越国第一代君王赵佗（约前240年-前137年），祖籍河北镇定（今保定），原为秦国将领，在岭南统一后做了龙川县令。秦末，中原烽烟四起，深患重病的南海郡尉任嚣，秘密召见赵佗，让他趁陈胜、吴广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赵佗不负所望，立即切断与秦国的通道，又利用楚汉战争这段时间，兼并了包括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在公元前206年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称南越武王。

南越建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4）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为进一步稳定岭南社会，促进汉越文化交流，赵佗坚持长期“与越杂处”，采取“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强了汉越民族的融合、生活方式的沟通和文化观念的交流，使岭南人的生活观念、行为习性以致素质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使岭南社会的整体文化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而经过秦末战争之后的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

但是，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继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5）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次年，攻陷南越国王都番禺，平息叛乱，南越国政权覆灭，武帝将南越分设为九郡。至此，岭南经南越国的地方封建割据后，重新回归汉朝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这是岭南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对于南越国的兴亡，司马迁感叹道：“成败之转，譬若纠墨”（6）。南越国自立为王，虽然是有所谓“离经叛道”之举，但是在南越国初建时期，赵佗不派兵北上参与天下之争，反而尽力巩固岭南边境，避免了置民众于水火之中的战争，使得岭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南越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仿秦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也分封诸侯，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苍梧王赵光，他是赵胡的兄弟，即赵佗之孙。在赵佗平定桂林郡的叛乱后，为了强化对西瓯人的统治，将今广西梧州及其附近地区从桂林郡划出来，封给自己的孙子，根据两广地区的出土文物分析，南越国先后至少分封了五位王侯。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南越国安定社会、发展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越国时期，为进一步稳定岭南社会、促进汉越文化交流，赵佗在尊重越族人民文化的前提下，积极提倡进步文化，改变“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的旧风俗，加速了越人社会的封建化，正是由于赵佗对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大力推行，岭南文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后世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制度文化上，南越國形成一种以汉制为主兼容秦制而又具有南越区域特色的复合型制度文化。在建立有南越特色的制度同时，赵佗积极在岭南推广文字，并规定汉字为官方文字，正是因为如此，汉越文化交流的障碍被逐渐破除，进一步的扩大和加深汉越文化的融合。

南越国灭亡后，汉武帝在岭南建立统治政权，出现大一统的局面，有利于岭南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在文化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日趋显著，南越国时期兴修水道、开通关隘，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日趋明朗。汉武帝统一岭南后，进一步加强岭南商业文化，以广州为轴心的岭南地区已成为南北商业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中心地带，并且开发出与海外交流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对后世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多元性和重商性，在南越国的开发和汉王朝的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展开，并逐渐在中华文化中显示其独有的地位，为华夏文明的历史增添了更加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一说“公元前203年”，此以《岭南文化》书上“前206年”为本

《汉书·高帝纪》

《史记·南越列传》

《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史记·南越列传》

《史记·南越列传论》

参考文献：

[1]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2]《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3]《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4]《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5]《中国史纲要》，翦伯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6]许国伟：《浅析南越兴亡的原因》，北京国学时代文化，2007年

作者简介：金玫玫（1992-）女，籍贯：安徽六安，学历：硕士，专业：历史学，学校：安徽省合肥市合肥大志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