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选择效果均等作为衡量标准，通过双变量泰尔指数在区域和城乡维度的空间分解，考察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结果发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不均等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安排，但对供给成本存在的区域城乡差异依然考虑不足。显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策略不应该仅仅是简单的“一刀切”式的财政配置平均化，而要侧重于社会民众公平享受公益性基本文化公共服务的权利与机会，所强调的效果均等标准要更具有现实意义，这应作为下一阶段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战略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效果均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双变量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55-09

一、引 言

作为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基本公民权利之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在享用公共文化资源过程中的权利均等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公民权利不应该由于个人所在居住地区、所处社会阶层、所在民族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不应该受到居民收入差距、社会贫富分化等现实条件的约束而有所差异。基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文化发展同步推进的一体化格局。毋庸讳言，深入推进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满足社会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任务，也同样是理论研究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现有财政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事实上成为决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首要客观因素。众所周知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区域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非均衡供给的根源所在。在这种体制安排下，财政能力弱小的基层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显然不足，而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也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在区域和城乡之间的配置失衡，不但违背了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逐年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倾斜力度：2015年中央安排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政资金为209.8亿元，比2011年增加80.25亿元，4年平均增长15.49%。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大规模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有助于缓解各级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但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等量的公共财政资金是否能够带来等量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公共财政资源的均衡配置是否能够带来居民享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均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应该指出的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策略不应该仅仅是“一刀切”式的财政配置平均化，更要侧重于社会民众公平享用公益性基本文化服务的权利与机会均等，所强调的效果均等标准要更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择效果均等标准作为衡量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标准，通过双变量泰尔指数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要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衡量标准的确定。在国外已有的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家（Buchanan，1950；Graham，1964）通常以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均等来衡量不同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Hofman等人（2006）认为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设计较为合理的财政激励机制，赋予各级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税收自治权实现财政均等的执政理念，所以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考察均采用了财政均等标准。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衡量标准。项继权和袁方成（2008）认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决定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所以解决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关键在于如何均衡配置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财政资金。田发（2011）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存在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横向财力分配差距，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应该采用财政均等标准来考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王伟同（2012）认为中国政府所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更加注重个人享用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但实际操作却遵循了财政能力均等化的基本思路，所以通过财力均等实现横向公平的均等化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陈旭佳（2016）认为优化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促进区域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路径。这些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各级政府如何以合理方式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战略。

上述学者的研究将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归因于各级政府财政能力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张桂琳，2009；方堃、冷向明，2013；马雪松，2013）认为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弱小是造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要想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关键在于实现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均衡，所以此后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相应转到了财政均等的标准之上：王晓洁（2012）以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考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均等化水平。王洛忠和李帆（2013）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体系设计中同样考虑了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与产出的影响，以此为标准衡量不同省份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应该指出的是，通过财政均等来衡量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从理论上分析固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研究思路也存在一定缺陷：财政均等化前提建立在相等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能够带来等量的公共服务，但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要素成本对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事实上，Hofman等人（2006）认为财政联邦主义所倡导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衡量标准的选择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衡量标准是人均财力的均等化，强调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保持大致均等的人均财力，体现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均衡性。第二种衡量标准是公共服务的均等标准，强调各级地方政府在考虑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种衡量标准更加侧重供给成本对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所形成的制约：在财政支出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供给成本越高，当地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越少、质量越低。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采用的是财政均等标准，但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效果均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无论在衡量标准选择上，还是在理论诠释方面都存在可提升之处。首先，现有研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文献，没有基于效果均等建立规范的指标体系测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即使有研究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未能在研究方法设计中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其次，无论是国内的研究还是国外的研究，大多是对不同区域或城乡之间单一维度的研究，缺乏同时从区域和城乡两个维度考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在研究视角方面尚未能有进一步的突破。最后，现有文献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考察，都没有关注到居民在享用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综合文化站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效果均衡，对现实的剖析力度依然有待加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效果均等的衡量标准考察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判断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居民在享用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测量工具

从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在测算原理和结果较为接近的测量工具大致包括以下三种：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基尼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和变异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具体而言，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主要建立在信息熵的物理学原理基础上，侧重于分析不同维度之间不均等程度对总体不均等的贡献，以及不同维度内部不均等程度对于总体不均等的贡献；基尼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则建立在洛仑兹曲线测算方法基础上，所强调的是每个维度不均等程度在全体不均等程度所占的比重；变异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主要是基于数理统计方法测算整体不均等程度，通过衡量不同维度之间不同数值标准差与平均数相对比值得到整体的不均等程度。上述三种方法最初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为了测算不同区域以及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这种对均等化水平的测算工具同样适合于测算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均等水平。相对于其他两种测算工具而言，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其一，与基尼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相比，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在分析过程更加侧重组群一致性问题与可分解性问题，强调的是按照不同组群标准衡量总体的均等化程度；其二，与变异系数均等化测量工具相比，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在测算过程中可以实现不均等程度的稳步降低，更加侧重于分析不均等过程中的传导敏感性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算将采用泰尔指数均等化测量工具。

与以往使用泰尔指数测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同类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通过双变量泰尔指数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按照测算过程的主要思路，区域和城乡作为考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两个主要变量。依据的Kam（2009）的研究成果，双变量泰尔指数分析实际上包括按层级分解的双变量（Hierarchical Bivariate）分析和非层级分解的双变量（Non-hierarchical Bivariate）分析两类方法（冯海波，2012），而本文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双变量泰尔指数测算采用的是非层级分解的双变量分析方法。所谓非层级分解的双变量分析方法，就是在利用双变量泰尔指数测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将全部的不均等程度在水平方向的维度上按照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区域—城乡内部的不均等、区域—城乡的交互作用的依次层层分解。测算过程可以表示为以下公式：

L=Bc+Br+Wrc+Irc （1）

Br=■■log■ （2）

Bc=■■log■ （3）

Wrc=■■■■■log■

（4）

Irc=■■■log■ （5）

QN■=■ （6）

QY■=■ （7）

在上述公式中，L代表总体不均等水平，Br代表地区之间不均等水平，Bc代表城乡之间不均等水平，Wrc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水平，Irc代表着区域城乡内部的交互作用。L、Br、Bc、Wrc和Irc5个指标的取值介乎于0到1之间，取值越大代表着不均等水平越高，取值越小代表着不均等水平越低。Irc用来衡量区域和城乡两个维度交互作用对全部不均等产生的影响，当Irc为负值时，表示测算过程Br和Bc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当Irc为正值时，表示测算过程Br和Bc之间缺口的部分。Y代表着总体人口数量，Yr代表着区域之间人口数量，Yc代表着城乡之间人口数量，Yrc代表着区域城乡内部人口数量，Yrci代表着第i个区域城乡内部人口数量。N代表着公共服务供给数量，Nr代表着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数量，Nc代表着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数量，Nrc代表着区域城乡内部公共服务供给数量，Nrci代表着第i个区域城乡内部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上述非层级分解双变量泰尔指数的测算过程，如果我们将L定义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全国范围的总体不均等水平，则可以通过在城乡和区域维度之间的层级分解，得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程度的测算公式。在具体测算之前，我们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第一，对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算，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在参考中央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以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界定范围不宜宽泛，综合起来看在现有的各种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更加关注其中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很显然，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公益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应该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基本中的基本”。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现状的考察，将把目标锁定在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这四个方面。

第二，其次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各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体系。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的主要标准，本文使用的测算指标体系的主要构成如下：公共图书馆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公共图书馆的机构数量、书藏量、有效借书证数量和书刊文献外借数量；群众文化机构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公共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的机构数量、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举办艺术展览数量和举办培训班数量；公益艺术表演团体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文艺剧团的机构数量、专业演出人员数量、演出场次和观众数量；公共博物馆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公共博物馆的机构数量、文物藏品数量、举办文物展览数量和参观人数。具体而言，单项指标、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构成如表1所示。

第三，接下来需要明确区域和城乡两个变量的划分标准。对于区域变量的划分标准，我们使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地理概念，即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三大区域。①对于城乡变量的划分标准而言，我们按照惯例将县及县级市以下划分为农村地区进行研究，而将其余地区划分为城市地区进行研究。从整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来看，这种“一刀切”式的划分标准似乎不能与现实情况完全相符，但在受到统计资料限制的前提下，选择退而求其次的划分标准，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一种研究思路。

第四，本文测算数据来源于2010～2015年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数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择的是户籍人口作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测算过程的人口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考虑到包含流动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数据缺少统一的统计标准，不同时期对于流动人口的统计标准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而流动人口一般而言采用抽样方法统计，在统计结果的可比较性方面不具有确定性，因此采用户籍人口在测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往往比常住人口更为合适。

第五，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我们通过构建双变量泰尔指数测算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运用双变量泰尔指数非层级分析法对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得到每个单项指标的不均等程度。在将单项指标合并为二级指标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加权算术平均法，对不同的单项指标赋予同样的权重，分别计算出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等各项二级指标。在将上述四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二级指标合并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一级指标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采用上述合成方法。

四、测算结果

表2报告了2009～2014年公共图书馆的总体均等化水平，数据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的机构数量、书藏量、有效借书证数量和书刊文献外借数量等单项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指标PL（L）从2009年的0.1360逐渐上升到2014年的0.1685，表明公共图书馆的总体均等化水平在逐年下降。从层级之间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L（Br）和PL（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L（L）均值的比例为28.35%和25.68%，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要大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指标PL（Wr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L（L）均值的比重为44.77%，超过了指标PL（Br）和PL（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的比重，表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时间维度上分析该指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从层级内部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L（WrcEU）和PL（WrcER）的均值差额达到了0.0079，其均值差额大于中部、西部城乡之间不均等的均值差距，表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差距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交互作用的指标PL（Irc）为均值为0.0017，说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并不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

表3报告了2009～2014年群众文化机构的总体均等化水平，数据通过对公共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的机构数量、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举办艺术展览数量和举办培训班数量等单项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指标 MC（L）从2009年的0.1338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0.1208，表明群众文化机构的总体均等化水平在逐渐上升。从层级之间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MC（Br）和MC（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MC（L）均值的比例为10.91%和36.86%，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要远远小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指标MC（Wr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MC（L）均值的比重为46.28%，超过了指标MC（Br）和MC（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的比重，表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时间维度上分析该指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层级内部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MC（WrcEU）和MC（WrcER）的均值差额达到了0.0244，其均值差额大于中部和西部城乡之间不均等的均值差距，表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差距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交互作用的指标MC （Irc）为均值为0.0073，说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并不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

表4报告了2009～2014年公益艺术表演团体的总体均等化水平，数据通过对公益艺术表演团体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文艺剧团的机构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演出场次和观众数量等单项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指标PA（L）从2009年的0.1678逐渐上升到2014年的0.1940，表明公益艺术表演团体的总体均等化水平在逐年下降。从层级之间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A（Br）和PA（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A（L）均值的比例为6.44%和17.30%，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要远远小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指标PA（Wr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A（L）均值的比重为63.79%，超过了指标PA（Br）和 PA（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的比重，表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时间维度上分析该指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层级内部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A（WrcWU）和PA（WrcWR）的均值差额达到了0.0068，其均值差额大于东部、中部城乡之间不均等的均值差距，表明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交互作用的指标PA（Irc）为均值为0.0221，说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并不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

表5报告了2009～2014年公共博物馆的总体均等化水平，数据通过对公共博物馆的机构数量、文物藏品数量、举办文物展览数量和参观人数等单项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指标PM（L）从2009年的0.1125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0.1084，表明公共博物馆体的总体均等化水平在逐渐上升。从层级之间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M（Br）和PM（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M（L）均值的比例为10.52%和27.91%，表明区域之间不均等要小于城乡之间不均等。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指标 PM（Wr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M（L）均值的比重为63.17%，超过了指标PM（Br）和 PM（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的比重，表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时间维度上判断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层级内部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 PM（WrcEU）和PM（WrcER）的均值差额达到了0.0139，其均值差额大于中部、西部城乡之间不均等的均值差距，表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交互作用的指标PM（Irc）为均值为-0.0017，说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重叠情况。

表6报告了2009～2014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均等化水平，数据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公益艺术表演团体和公共博物馆等各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指标PCS（L）从2009年的0.1375上升到2014年的0.1479，表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均等化水平在逐年下降。从层级之间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CS（Br）和 PCS（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CS（L）均值的比例为13.96%和25.91%，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要小于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从时间维度上判断，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区域之间的均等化水平在逐渐下降，但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水平在逐步改善。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指标 PCS（Wr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指标PCS（L）均值的比重为54.78%，超过了指标PCS（Br）和 PCS（Bc）均值占总体不均等的比重，表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时间维度上判断，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区域—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水平在不断下降。从层级内部的不均等构成情况来看，指标PCS（WrcEU）和 PCS（WrcER）的均值差额达到了0.0129，均值差额大于中部、西部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差距，表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不均等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从时间维度上判断，东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水平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代表区域—城乡内部交互作用的指标PCS（Irc）为均值为0.0074，说明城乡之间不均等与区域之间不均等不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有助于解决各级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的经费不足问题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不均等程度理应该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本文的测算结果并不支持这样的主观臆想。从测算结果来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总体不均等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最主要原因在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成本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差异，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会造成客观约束。在财政支出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供给成本越高，当地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越少、质量越低。显而易见，等量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未必能够带来等量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策略不应该仅仅是简单的“一刀切”式的财政配置平均化，而要侧重于社会民众公平享受公益性基本文化公共服务的权利与机会，所强调的效果均等标准要更具有现实意义。

2.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在区域和城乡两个维度的表现各有不同

城乡之间的不均等程度在逐年下降，而区域之间的不均等程度却逐渐提高，但城乡之间不均等要高于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在逐渐缩小，但各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差距依然较大，边远地区基层政府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群众文化活动相对贫乏。毋庸讳言，如何让不同城乡和区域的社会民众过上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供给，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必然会被赋予解决文化领域体制性矛盾的重要使命。

3. 从区域—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构成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不均等在所有区域的城乡差距之中是最为主要的

这种结果似乎出人意料。按照一般的常理而言，东部地区作为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距会比其他区域小，但测算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十分巨大，既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同时也有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级贫困县②，这些地区基层政府财力的弱小使其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而中部、西部内部城乡之间的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这个使人出乎意料的结论了。

4.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区域之间的不均等和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不存在交叉重叠的问题

这种结果说明在全部不均等中还有其他影响不均等程度的因素存在。事实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配置也存在失衡的现状：农民工、孤寡老人、残疾人和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在现有体制下得不到满足，不仅违背了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根据上述结论，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战略的推进过程，要制定基本公共文化的设施标准、服务标准、人均标准、辐射范围、投入标准、人员编制等一系列标准，要按照一定标准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其二，推动更多文化资源向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倾斜，按照全覆盖、保基本、促统筹的要求，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手段，同时也要将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文化权益纳入保障范围，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文化发展同步推进的一体化格局，

其三，在城镇化具体推进过程中，通过优化调整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建立科学的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社会公众需求有效对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其四，在考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成本约束的基础上测算不同地区居民的需求标准，确保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均衡各级地方政府提供标准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能力，在不同区域、城乡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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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effective equalization as a measure standard and investigates the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qualization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patial decomposition of bivariate Theil ind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area dimensions，and the conclusion is： the degree of overall inequality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s increasing.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public financial arrangements of the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the government has not given adequate consideration on regional urban-rural supply cost differences. Evidently，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qualization should not simply become the average allocation of public finance featured with "one-size-fits-all"property. It should focus on peoples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ccessing to public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ffective equalization standards. This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next phase promoting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qu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effective equalization；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equalization；bivariate Theil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