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峰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深度报道面临着各方面的转型。本文通过对当下深度报道内容形态、生产传播等相关要素的分析，揭示了深度报道当下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从深度报道的文本内容可以窥探其生产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文本生产和阐释进程，以及文本语言所在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深度报道；文本内容；生产传播

中国的深度报道公认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讨大都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2011年微博兴起以来，深度报道面临比以往更多的颠覆，随后微信的兴起进一步开启了“微时代”。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本文认为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时期，有必要对深度报道的特征进行再探讨。

一、深度报道的文本内容变革

（一）报道容量。长度受限、本地资讯增多。互联网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并造成了深度阅读者的结构性减少。尤其是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人们更青睐于阅读碎片、简洁、轻松的信息，对于传统的长篇阅读逐渐失去了耐心。同时，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使人们的目光局限于与自身价值观和兴趣相近的人的身上。个人的选择性更强，长此以往便由过去的媒体提供信息，转变为个人设置信息，即“协同过滤”机制强化。媒体若想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深度报道，就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深度报道的文本长度精简化；二是深度报道的需要更加契合受众的需求。

从宏观方面看，网络不仅带来了文本长短的变更，深度报道的题材也有所调整。过去的深度报道可以面向全用户，进行异地监督。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异地的新闻已经能够在网络上随处可见。此外报纸整体的市场化定位对深度报道“供求关系”的内在矛盾产生了压力。这就使得深度报道更加关注本地的新闻，以求凸显“贴近性”，开拓本地资源。

（二） 呈现形态。视觉化、数据化、融合化。深度报道如果只是文字的堆砌，将难以吸引当代读者。根据学界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深度报道所体现的应该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而非文体概念，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联，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性）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本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本文认为，能够追求深刻性理念，用立体的思维方法、科学的调查方式完成的新闻报道，在广义上都可以被视为深度报道。

如何将长篇文本灌输给受众，是每个媒体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可以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互联网带来了人们阅读和接受信息习惯的变革，也给深度报道的文本呈现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是视觉化。深度报道在当代有了不同于传统文字、图像、影像记录的呈现方式，HTML5技术、音频视频、网络多层级超链接早已让深度报道轻松、愉悦、易读。

其次是数据化。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的成熟催生了数据新闻的发展，新闻机构运用多样的、具备可交互性的可视化传播，创造出了新闻报道新方法。

最后是融合化。网络融合了多种媒体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以文字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更加倾向于以图表、数据、音视频等表现形式为核心，进行融合呈现。

（三）叙事风格。以人物为主，致力于服务和推动社会治理。文本的可读性也是吸引用户阅读的重要因素，“讲故事”的方式比枯燥的说明罗列更能够吸引读者。国外有论者指出：把何人看成角色、何事看成情节、何地看成环境、如何看成叙事，进而把故事和信息融为一体，让新闻不再只是数据，还有更多意义。这些充分说明，新闻的形式不能掩盖内容，技巧不可改变事实。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最具吸引力的还是真实的故事。

纵观当下的深度报道实践，业者能够看出，深度报道普遍把目光聚焦于人。具体的操作范式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性情化，报道视觉化。深度报道者更加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分析人物背后的差异与冲突，展现出其独特的生活状态。

以门户网站为例，腾讯的新兴深度报道栏目“棱镜”主打财经与科技新闻，但其很多篇目都聚焦于人物。搜狐的“新闻当事人”栏目更是把人物作为深度报道的切入口，如近期的《何以“弑母”：北大嫌犯消失半年间的隐秘细节》，就通过对一个弑母嫌犯的刻画，还原出其生活场域以及家族脉络。

再以《三联生活周刊》的解释性报道为例，副主编李鸿谷提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概念，其中也包含了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呈现。

这些深度报道都通过“变动的事实”，透视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力求重塑人们的经验疆界，致力于推动社会公共治理和构建公民社会。

二、深度报道的生产传播再造

（一）从业群体。

1.深度报道者的行业变动趋势。近年来，深度报道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走向衰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度报道者群体萎缩，二是深度报道群体职业理念发生变动。此外，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国内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部，正在经历裁员或削减的过程。例如2014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被裁撤；2015年5月18日，《京华时报》内部宣布裁撤深度报道部；2015年12月17日，作为《华商报》核心的深度部，宣布解散。

学者张志安等人于2014年，进行了15年来针对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最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从业者对报道事实、观察和解释事件等“信息功能”最为看重，对监督政府、设置议程等“政治功能”则最不看重。这说明启蒙和监督角色的弱化，或许折射出从业者犬儒化的倾向和对新闻影响社会功能的悲观态度。

此外，在对深度报道者集聚的晚报都市报，进行青年记者的职业调查时，张志安等人发现，这部分职业群体具有如下特点：择业动机——兴趣导向为主，社会担当弱化；注重自我实现——对行业未来持审慎乐观态度。这说明新一代的职业群体，已经没有老一辈记者群体的从业激情和“新闻理想”，他们更多的是看重新闻行业对自身发展的影响。

2.深度报道者的行业变动原因。深度报道行业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深度报道从业者难以建构和内化自身的身份认同，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个人、体制、技术、行业等方面。

从个人而言，新闻人希望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样式，尤其是深度报道者，其在行业内积累的社会资源将有助于其行业转型。如调查记者龙志在2015年开始进行女性相关电商行业创业，即是出于对创业潮的兴趣。

在体制方面，监管导致的审查和自我审查，使媒体人初入行业时的热情在逐渐消减。深度报道者对自由表达的渴望，让他们倾向于脱离结构化、组织化的体制而独立行动。

在技术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冲击，让深度报道的市场难在。过去那种“一稿成名”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同时，网络自媒体带来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更，也可以赋予深度报道从业者更多的自由。

在行业方面，新闻行业所承载的过多期待与商业化诱惑，让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深度报道者放弃了职业认同。由于深度报道的社会效益边际效益呈现出了递减趋势，这方面的从业者与部门在行业里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威胁。

（二）生产机制。机构组织边界开放、社会协同。如今的深度报道生产，若仅凭记者和媒体机构的单方力量，很难一次性完成。现在的新闻生产更多地是社会化生产，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选题确立：公众兴趣导向。随着“众筹新闻”理念的普及，公众可以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给深度报道者提供导向。这些深度报道大都从公众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出发，符合公共利益需求。2015年10月，南都设置了“众筹版”，让普通市民参与新闻的生产过程并享受新闻分红。这也正契合了新闻信息与公众需求匹配的特点，预示着新闻生产者意识的转变，深度报道也将更加以公共需求而非组织标准为生产导向。

采访路径：公众协同完成。记者在做深度报道时，受制于现实条件的复杂性，而无法独立获取所有资讯，此时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核定消息源、获取报道内容。FIirst Look Media旗下的Reported.ly将Twitter视作最核心的组织平台，同时借助Facebook等社交媒体进行信息的搜集与传递。2015年《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发生后，该组织在报道中使用了一系列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记者通过群聊视频进行实时沟通交流。这一举措既核实了信息源并确保新闻真实，又扩大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三）传播周期。新闻产品全时循环、动态增值。网络和社交工具带来了公众的民主赋权，“草根”民众也有了自己的麦克风，他们可以利用自媒体发声。这不仅让深度报道的读者，由原来的“被动收受”转变为“主动表达”，更为新闻产品带来了附加值。

这一设置将深度报道从产品（social product）转化为过程（social proess），深度报道的生产从后台走向了前台，由制造分发、拥有控制，转变为社会协同、趋于透明。从以传者为核心的中心化生产，过渡为以用户为核心的去中心化生产。传统媒体时代的一天一次、单向传播、一对多扩散，被当下的滚动更新、整合传播、网络多点交互所取代。新闻不再有终结点，其生产可以24小时全时进行。

三、结语

本文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互联网重构中国新闻业当下的文本特征和生产因素。基于以上讨论，业者可以对中国新闻场域内的深度报道，进行一个初步的前景展望。本文认为，当下的深度报道旨趣不变，但在报道容量、呈现形态、叙事风格等方面，较以往有所转变。深度报道从业群体面临更替和萎缩的现实困境，深度报道的生产机制和传播周期被互联网重构。

参考文献：

1. 王辰瑶.深度报道如何适应新的需要[J].新闻记者，2014.

2. 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

3.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的文体说与旨趣说[J].新闻知识，2001.

4. [美]Bill·Kovach、Tom·Rosentiel.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M].刘海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孙藜，张志安.“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作者单位：信阳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