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刊“基层治理的危机”中，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基层治理相关问题。其中三位作者（张静、刘磊、焦长权）直接指向当前中国基层的治理危机，并从不同角度理解、解释目前所存在的治理危机，他们从不同侧面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问题和表现形式。

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国家政权就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是税收和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又依赖于税收，因此收税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正是收税导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在税收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收税人对民间的压榨也越多，而多收取的税费被收税人的中饱私囊所抵消。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城市的单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统购统销制度、计划经济模式等，目标之一就是在克服政权内卷化的基础上进行国家政权建设。

通过建立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等，国家政权与农民、市民的关系，就变成了集体、单位内部的管理关系。这看起来是一种间接治理模式，政权机构很少再直接与农民、市民打交道，而通过集体、单位来打交道；换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治理模式，集体、单位这种熟人生活可及的组织，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替身。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支持，还需要意识形态的维系，“积极分子——一般群众——落后分子”的话语是用来约束群众的意识形态话语，先锋队、牺牲精神等话语则是约束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