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

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格局调整的客观产物。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尤为关键，也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是国家在经济层面的回应，而“新社会阶层”（主要是体制外的新中产阶层）的正式提出则意味着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上的政治考量。

1980年波伊特（Harry Boyte）发表了《后院革命：理解新公民运动》（Backyard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Citizen Movement），此书被左派力量视为美国城市草根抗议运动的政治宣言。波伊特聚焦于1970年代美国邻里社区里身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普通市民组织起来，在城市这个“社会工厂”中围绕广泛的主题争取地方权力和自治的草根性社会运动，并期盼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后院”（backyard）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其实与英美中产阶级前廊后院、独门独栋式低密度郊区化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其涵义也从家庭私人空间进而扩展到社会领域。西方社会的“NIMBY”现象（“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音译为“邻避”）正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并以维护房产价值和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后院”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法律上的（De jure）和事实上的（De facto）“领地”（territory）。而领地是连接空间和社会的进程，也是权力的空间形式。

中国大城市的“垃圾围城”问题变得日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