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杨

西安（长安）与咸阳，在中国区域文化中，几乎从未彻底地割裂，早在西汉，贾谊在其著名政论《过秦论》中即以“关中之固，金城千里”来形容此地之利。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筑“咸阳”，取其渭水之北、山水俱阳之意;西汉政府以秦在渭南的离宫基础上，兴建了长安城，司马迁直言：“长安，故咸阳也。”自此，各自分布在渭水岸旁的两地同置一个地级政区的管辖之下长达1900年之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正是该地区地缘政治的绝佳写照。但自汉唐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中心的转移，以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影响力逐渐式微，当今西安地区“废都”的名号，一面是历史余辉下的自豪，另一面也掩映出恰似迟暮之势的反讽——事实上，西安，与其腹地咸阳，远非“遗迹”般的存在，其内部的张力始终在等待时代的再次垂青，正如贾平凹所言：“历史当然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的西安当然不仅仅是个保留着过去的城，它有着其他城市所具有的最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所在地。”

追溯至久远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西、咸两地已密不可分，丝绸之路在咸阳歧一分为二：一条从咸阳向北，大致走今西兰公路，经礼泉、乾县、彬县、长武西去;一条从咸阳西去，大致走今西宝北线，经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西去，所以咸阳就是控制关中地区丝绸之路的枢纽，成为西安的西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