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佼佼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以城市为核心，随着改革开放与加入WTO，中国农民被外向型经济卷入世界经济链条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乡村研究者与乡建实践者对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准确观察。[1]乡村与城市的“边缘-中心”关系一直存在，乡村被嵌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一方面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要被抛弃，另一方面，乡村精神和文化被挪用和占有，城市对乡村进行了理想化和景观化的处理。[2]

正因为乡村-城市的这一关系，使学者多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的知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研究、消费空间研究著作颇丰，由于都市空间作为现代性的承载者，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工人城市与工业空间的研究，将其作为理解城市、劳工问题和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的一条进路。[3]但乡村空间，既在城乡关系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又远离了当今众多农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被遗弃的场域。虽然中国有6.19亿农村户籍人口，但媒介话语中的乡村却经常被“边缘化”，农民作为文化主体也处于缺失状态。[4]因而在媒体中，在地农民自身的乡村空间实践再现颇少。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关于都市中产阶级“回乡”、“下乡”的故事却愈来愈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居民通过“回乡”、“下乡”等方式参与到乡村空间的建设或改造之中，无论是个体自发地、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回到乡村重新建筑乡村空间，还是在政府或其他组织、机构的主导下进行的乡村改造，都对乡村空间及其内在的社会关系、历史叙事进行了重构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