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锋，楚永生，廉俊霞

（1.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3.河南省沁阳市水利局，河南 沁阳 454550）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层次对作物生产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河南两省为例

孟德锋1，楚永生2，廉俊霞3

（1.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3.河南省沁阳市水利局，河南 沁阳 454550）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江苏和河南1 076户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层次对灌溉系统和作物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政规则，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都对灌溉系统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农户参与规则层次的提高，灌溉系统绩效的改善更加显著，表现为灌溉及时性更高、灌溉设施维护情况更好，但灌溉服务质量提高只在宪政规则层面显著。（2）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都促进了作物生产，随着农户参与层次逐级提高，作物生产绩效明显提升，表现在种植面积更大和作物产量更高。因此，增加农户多层次参与有利于促进灌溉管理改革的深入、持续进行。

参与式灌溉管理；用水协会；灌溉绩效；作物生产；倾向得分匹配法

发展中国家改善自然资源管理服务成功与否，取决于公众在决定其所获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参与程度［1］。在灌溉管理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后，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管理低效和财政支出压力迫使政府实施灌溉管理改革，增加农民用水户的参与，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权限下放给由农民自主组成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简称用水协会），实施用水户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我国于1995年引入用水协会，在湖北、湖南等省份开始进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试点。2005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建设，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用水协会的数量迅速增加，2014年全国农民用水者协会达8.34万家，其管理的灌溉面积约1 893.33万hm2，占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的29.2%［2］。

许多学者关注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在一些地区没有带来灌溉管理绩效的明显改善，反而呈低效运作甚至流于形式［3］，属于名义上实行的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在微观上并不能带来农民节水激励［4］，农户在灌溉管理中的参与行为对其灌溉用水影响并不显著［5］。但更多的文献证明了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带来的积极作用，使灌溉频率增加、灌溉及时性提高，进而提高了水稻的农业生产率［6］，而且灌溉用水更及时、充足，提高了农户的水稻产量［7］，参与式灌溉管理能激励农户更高效地使用灌溉用水，特别是低收入农户灌溉用水更加高效［8］，提高了小麦等灌溉需求量大的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户种植业收入，尤其低收入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提高得更多［9］。王金霞等［10］认为2001年以后，黄河流域灌区灌溉管理改革中用水协会成为改革的主导方式，但是用水协会对灌溉用水的影响主要在用水协会转变初期，作物用水显著减少，但如果继续推行则节水效果不再显著。已有文献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各地推进以用水协会为主要方式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上，在农户参与的层次、方式和方法上有较大差别。本研究从农户参与层次这一角度深入探讨此问题，基于江苏和河南32个灌溉组织的1 076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宪政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等制度安排的3个不同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是否有助于改善灌溉系统绩效和作物生产绩效，以期为我国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的持续、顺利推进提供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理论基础

灌溉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具有低度排他性和高度竞争性的特征。奥斯特罗姆等［11］认为，使用灌溉系统的农户可以自主管理灌溉系统，灌溉系统的绩效主要受其规则、自然特征因素和社群特征因素的影响，其中规则因素的影响最重要。规则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由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政规则3个渐次升高的层次组成，其中，操作规则直接影响行动场景中参与者作出的日常决策；集体选择规则，通过决定操作规则活动参与者的资质与改变操作规则所使用的具体规则来影响操作活动与结果；最高层面的宪政规则，通过确定集体选择活动参与者的资质与设计集体选择规则所使用的规则来影响集体选择规则，进而影响操作活动与结果。本研究认为，要实现灌溉系统的自主管理，就需要在不同层面规则的制定与具体决策上有农户的参与。因此，可以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行为分成3个不同规则层面的参与行为。由于不同规则层面在水资源分配权的决策上有不同作用，因此，3个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和作物生产的影响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1.2 研究假说

假说1：在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政规则3个渐次升高的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层次提高能够进一步提升灌溉设施维护水平、提高灌溉及时性、改善灌溉服务质量。

假说2：在3个渐次升高的规则层面，农户参与更高层次的活动将有助于提高作物种植面积和作物产量，改善作物生产绩效。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2年7～8月南京审计大学农村水利改革课题组对江苏、河南两省进行的用水户参与式灌溉管理的相关调查。调查选择参与式灌溉改革已经进行试点较长时间的地区，分别为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和溧水区、盐城市滨海县和射阳县，以及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和沁阳市、济源市济源县。在每个样本县选择3～5个用水协会（共27个用水协会），另在每个地区至少选择1个村作为对比组（共5个对比组），总计32个灌溉组织。在每个灌溉组织平均选择30户农业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详细询问农户的家庭收入支出、家庭财产、种植结构、作物的单产和成本、灌溉次数以及对用水者协会运行的了解程度等方面，共调查1 076户农户，其中南京150户（含用水协会成员121户）、盐城340户（含用水协会成员312户）、焦作387户（含用水协会成员312户）、济源199户（含用水协会成员148户）。1 076户样本农户包括用水协会成员893户、对比组农户183户。

1.4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发现，农户参与行为存在自我选择所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按照统计假设，如果这一选择性偏差是基于可观测变量，就可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处理。该方法需要把农户群体依据参与活动的不同划分为两组（参与活动组和不参与活动组），然后把两组农户的多个可观察特征变量转变成1个指标（倾向得分值），依据倾向得分值，找到与参与活动组农户尽可能相似的不参与活动组农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自我选择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的运用有两个步骤：第一步，计算第i个农户参与某项管理活动的倾向得分值，可以采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步，对参与活动组农户和不参与活动组农户进行匹配，就可以得到某一个农户参与某项管理活动的灌溉绩效和作物生产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径匹配法（Radius Matching）以及核匹配法（Kernel Matching）3种。如果配对中参与者数量远多于未参与者，则核匹配是最佳选择［12］。

1.5 模型变量

1.5.1 不同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的变量选择 Mushtaq等［13］以塘坝管理的集体行动为例，将集体行动按规则的3个层面进行区分，认为宪政规则活动包括了用水者组织的设计和建立，确立该组织的任务和基本权利结构和决策方式，以及建立了一个选拔塘坝日常管理的管理员机制；集体规则活动则包括确立塘坝运行维护的规则，包括在不同水资源获取条件下的用水分配规则、塘坝蓄水决策、确定水费价格水平、冲突争议的解决方式和塘坝现代化和改善提高的规则等；操作规则活动则是在实施塘坝的运行、维护、融资、争议解决以及塘坝设施改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具体决策和行动。依据该研究的定义和解释，本研究对3个规则层面农户的参与行为分别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参与活动变量，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统计见表1。

1.5.2 农户参与行为的绩效变量选择 本研究考察灌溉系统绩效，主要考虑灌溉用水、灌溉设施和灌溉服务3个方面，分别选择灌溉用水及时性、灌溉设施维护水平和灌溉服务质量3个虚拟变量。作物生产绩效变量，选择了作物种植面积以及作物单产2个变量。其中，作物种植面积是虚拟变量，种植面积增加为1，否则为0；考察作物单产以调查地区共同的作物——小麦为代表，因此选择小麦667 m2产量作为作物单产的代理变量。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基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1.6 农户参与行为Logit模型的自变量选择

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分别估计3个不同规则层面农户参与某项管理活动的倾向得分值。

Logit模型的自变量是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可观察特征变量，共选择3组主要变量：（1）农户的人口特征变量，包括3个户主的特征变量（年龄、教育水平、参加其他组织）和3个家庭特征变量（老幼比例、非农劳动力以及家有干部等）；（2）农户的作物生产特征变量，选择耕地质量、地理位置、其他水源、交通距离、自然灾害等5个不变因素和灌溉技术、高产作物等2个可变因素；（3）灌溉组织特征变量，选择组织规模、河流下游、灌溉设施、灌溉方式等4个变量，以及地区变量（以南京为参照），考察地理位置和灌溉基础设施上的差异。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统计见表2。

2 结果与分析

依据调查数据，本研究计算了Logit模型估计结果以及各个绩效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结果。限于篇幅，此处重点分析灌溉系统、作物生产的各个绩效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2.1 不同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的影响

2.1.1 对灌溉用水及时性的影响 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用水及时性影响的核匹配估计结果见表3。在宪政规则层面，参加用水者大会农户中认为灌溉及时性提高的农户比例，比不参加用水者大会农户中这一比例高26个百分点，而且在1%水平上显著。参加会长选举后支持灌溉及时性提高的农户比例，比不参加会长选举的农户这一比例高28.8个百分点，而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参加用水者大会和参与会长选举2种活动均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灌溉用水及时性。

在集体选择规则层面，参与用水分配计划决策变量的 ATT值为0.149，参与灌溉设施维护计划决策变量的ATT值为0.097，参与水费价格决策变量的ATT值为0.201，参与用水冲突管理决策变量的ATT值为0.108，均在5%水平上显著。因此，这4个代表集体选择规则的活动可以使灌溉及时性提高10%～20%，其影响效果排序为参与水费价格决策＞参与用水分配计划决策＞参与用水冲突管理决策＞参与灌溉设施维护计划决策。

表2 Logit模型自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在操作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参与活动对灌溉及时性的影响结果分别为：协助巡查偷水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为0.126，协助渠道维护变量的ATT值为0.138，参与灌溉管理培训的ATT值为0.118，参与实际解决用水冲突变量的ATT值为0.142，这些效应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操作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能使灌溉用水及时性提高10%～15%。

总体来看，宪政规则参与活动的ATT值最高，其次是集体选择规则参与活动的ATT值，而操作规则参与活动的ATT值最低。因此，在灌溉管理中农户参与层面越高的集体行动，对其灌溉用水及时性的提高作用越大。

2.1.2 对灌溉设施维护的影响 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设施维护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在宪政规则层面，参与用水者大会对灌溉设施维护影响的ATT值为 0.091，参与会长选举对灌溉设施维护影响的ATT值为0.122，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宪政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可以提高灌溉设施维护水平9.1%～12.2%。在集体选择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管理活动中，参与水费价格决策活动对灌溉设施维护的ATT值为0.09，在5%水平上显著，参与用水分配计划决策活动对灌溉设施维护影响的ATT值为0.063，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两种参与活动对灌溉设施维护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参与灌溉设施维护计划决策和用水冲突管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在操作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活动中，只有参与灌溉管理培训和对灌溉设施维护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参与活动与灌溉设施维护直接关联不大。

表3 3个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用水及时性的影响

总体上，3个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均可以使灌溉设施维护得到较大提高，宪政规则活动能提高9%～12%，集体选择规则活动能提高6%～9%，而操作规则活动也能提高6%～7%。因此，可以认为宪政规则活动的正向影响效果最大，集体选择规则活动次之，操作规则活动的影响效果最小，这与3个层面规则活动的高低次序一致，可见，更高层面的参与活动，其影响效果越大。

表4 3个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设施维护的影响

2.1.3 对灌溉服务质量的影响 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见表5。宪政规则层面，参与用水者大会对灌溉服务质量影响的ATT值为0.096，参与会长选举对灌溉服务质量的ATT值为0.120，都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宪政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可以使灌溉服务质量提高9.6%～12%。在集体选择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活动对灌溉服务质量影响的ATT值，均未能通过10%水平的统计检验，说明集体选择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在提高灌溉服务质量上没有显著成效。在操作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活动对灌溉服务质量影响的ATT值，都没有通过10%水平的统计检验，说明操作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也没能显著提高灌溉服务质量。综合来看，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只在宪政规则层面提高了灌溉服务质量。

表5 3个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服务质量的影响

2.2 不同层面的参与行为对作物生产的影响

2.2.1 对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 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效果见表6。在宪政规则层面，参与用水者大会和参与会长选举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宪政规则层面的参与活动有利于扩大农户作物生产规模。在集体选择规则层面，4种代表性活动的ATT值均为正值，除用水分配决策变量ATT值不显著外，其他3个变量的ATT值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参与灌溉设施维护计划变量的ATT值为0.095，参与水费价格水平决策的ATT值0.139，参与用水冲突管理决策的ATT值为0.13，因此，集体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也有利于扩大作物生产规模。在操作规则层面，农户的参与行为对种植面积影响的ATT值均为正值，除参与灌溉管理培训变量外，其他3个变量的ATT值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协助巡查偷水的ATT值为0.05，协助渠道维护的ATT值分别为0.08，均在5%水平上显著；实际解决用水冲突变量的ATT值为0.077，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操作规则参与活动中，协助巡查偷水、协助渠道维护和实际解决用水冲突等活动均有利于增加农户的作物种植面积。

综合可知，宪政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3个层面的参与活动，对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影响效果排序为宪政规则活动＞集体选择规则活动＞操作规则活动，与这3个层面的高低排序一致，层次更高的参与活动影响更大。

表6 3个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对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

2.2.2 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3个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对小麦单产的影响效果见表7。在宪政规则层面，参加用水者大会对小麦单产影响的ATT值为14.4 kg/667m2，在10%水平上显著；参加会长选举变量的ATT值为正值，但没有通过10%水平的统计检验，说明参与用水者大会，有利于提高农户单产水平。集体选择层面的参与活动对小麦单产影响的ATT值均为正值，但只有参与用水分配计划决策的ATT值和参与灌溉设施维护计划决策变量的ATT值通过了10%水平的统计检验，其他2种参与活动对小麦单产影响不显著。操作规则层面的4种代表性参与活动对小麦单产影响的ATT值均为正值，协助渠道维护变量的ATT值和参与灌溉管理培训变量的ATT值均在10%水平上显著，而协助巡查偷水和参与实际解决用水冲突变量的ATT值均没有通过10%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协助渠道维护和参与灌溉管理培训，提高了农户在渠道管理方面的能力，获取及时的灌溉用水，从而提高了小麦的单产水平。可见，3个层面的参与活动都对小麦单产产生了积极影响，且其效果大小与参与层次高低基本一致。

表7 3个规则层面农户参与行为对小麦单产（kg/667m2）的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分析了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下不同层次的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和作物生产的具体影响，侧面考察了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利用江苏和河南1 07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参与灌溉管理中不同规则层面的农户参与行为都对灌溉系统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农户参与管理活动从操作规则层面逐级升高到集体选择层面和宪政规则层面，灌溉系统绩效改善的效果越来越显著，主要表现为灌溉及时性提高的幅度更大、灌溉设施维护情况更好，但对灌溉服务质量的影响则只在宪政规则层面显著。（2）操作规则、集体选择和宪政规则3个规则层面的活动，农户参与层次逐级提高，由此带来了农户水资源分配权力实现程度的提高，对促进作物生产绩效作用更大，主要是促进农户扩大作物种植面积、提高作物产量。

为了推进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向农户分权，吸引农户深度参与，是灌溉管理改革的正确方向。农户在规则体系各个层面的积极参与既有利于自身灌溉用水的获取进而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又有利于增强灌溉设施维护水平，提高灌溉用水效率，促进政府灌溉管理改革目标的实现。二是农户的深度参与有助于加深农户主动参与意识，增加农户对农村改革的正确理解，形成农村各项体制改革的良好群众基础，促进农村改革的民主性和规范性。

［1］ 世界银行. 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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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亚华. 中国用水户协会改革：政策执行视角的审视［J］. 管理世界，2013（6）：61-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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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崔建勋）

Influence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levels in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on crop production—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Jiangsu and Henan provinces，China

MENG De-feng1，CHU Yong-sheng2，LIAN Jun-xia3
（1.School of Finance，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3. Qinya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Qinyang 454550，China）

Based on 1 076 farmers’ survey data in Jiangsu and Henan provinces，this paper used PSM（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levels in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on irrigation system and crop production. Two main results were got. First，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different levels of rules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performance of irrigation system. With farmers’ participation levels raising，from lower level of operation rules，to higher levels of collective selection rules and constitutional rules，the performance of irrigation system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including higher irrigation timeliness，better maintenance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and partly improving irrigation services that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only in constitutional rule level. Second，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as accord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rop production performance. As farmers participated in actions of higher rule levels，better performance of crop production including larger crop planting area and higher crop yields was got. Therefore，policy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water users association；irrigation performance；crop production；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323.213

A

1004-874X（2016）10-0163-09

2016-08-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03091）；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金融学”（苏教高[2015]11号）；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应用经济学”（苏政办发[2014]37号）

孟德锋（1979-），男，博士，副教授，E-mail：mengdefeng2007@163.com

孟德锋，楚永生，廉俊霞.农户参与灌溉管理层次对作物生产的影响研究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6，43（10）：163-171.

makers should guid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multi levels of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reform of irrigation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