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救济农村还是购买公债？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在金融政策上的冲突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的形成*

严立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曾经执中国经济牛耳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在1927年支持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在1931-1934年的经济危机中，面对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崩溃和民族工商业危机的严重困难，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在应如何应对危机、如何调整银行业务、应以救济农村和挽救国民经济危机为重还是以购买政府公债、为南京政府提供军费为主等有关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政策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南京国民政府并趁机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蚀和控制了江浙金融资本，确立了国民党官僚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使中国走上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江浙金融资本；南京国民政府；救济农村；购买公债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江浙财团，阐明它的形成、发展和衰退过程，揭示其历史地位与意义，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可喜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史学界对此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的著作《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和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著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①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也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江浙财团及其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的研究。此后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在江浙财团的概念、江浙财团的形成及代表人物、江浙财团的性质及政治倾向等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对江浙财团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江浙财团对于社会和区域现代化的作用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对于江浙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当属吴景平主编的《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和陶水木等著《江浙财团研究》。②二书对江浙财团(或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与联系、矛盾与纠葛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对于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围绕政府公债政策和债务处理的矛盾冲突的考察和分析都是单纯围绕公债问题展开的。本文认为，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围绕政府公债政策和债务处理的矛盾冲突，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二者在一个更深层次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在当时农村经济崩溃和民族工商业陷入全面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和银行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应以救济农村、挽救经济危机为重还是以银行向政府购买公债、向政府提供军费为主这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的重大政策上的矛盾和冲突。围绕公债政策和债务处理的矛盾不过是表象，而围绕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的冲突则是其实质。更进一步说，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围绕公债问题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走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为重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还是不顾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通过军事和经济垄断手段使中国走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争论。争论的结局是南京国民政府压倒和控制了江浙财团，建立了国家官僚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衰落和国民党国家垄断金融资本的建立不仅是中国经济史，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失败，中国从此走上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本文中不采用“江浙财团”而采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用语。因为江浙财团中既有银行资本，也有工业资本，还有商业资本，由于本文主要论述江浙财团中的银行资本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采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用语更为合适。

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主张以救济农村为主调整银行业务和金融政策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也即江浙财团中的银行资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代表，在20世纪10-20年代，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书写过辉煌灿烂的历史，1927年并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支持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目的在排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的1927-1931年，不仅以江浙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中国民族银行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整个民族工商业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但是，从1931年秋开始，受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破产和“9.18事件”导致东北大量资源市场落入敌手的影响，我国经济整体陷入了危机之中，进入了1931-1934年的经济危机时期。面对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工商业陷入危机的严重状况，以江浙金融资本为核心的银行业开始从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业务方向，将主要业务由城市地产、政府公债和标金等投机事业转到支持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方向上来。我国银行业(不限于江浙金融资本)从兴起之初，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脱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现象。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江浙金融资本为中心的我国银行业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脱离的现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农村和农业则更是几无联系。据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统计，全国有各种银行146家，实缴资本2.65亿元以上，而冠名为农工、农业或农民银行的，仅13家，实缴资本1 440万元，且其经营重点也如同其他银行一样，在发行钞票、承办公债而不在农业。[1]而且农民银行的设立，往往是在农民尚未得到实惠时就已经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江苏省农民银行的基金是由“亩捐”的附征而收集的，浙江省农民银行的资本也是出在田赋附加上的。[2]90只是到了30年代以后，在农村和农业不断趋于衰败，农村金融出现严重枯竭、民族工商业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银行业终于开始考虑救济农村和农业。

3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的银行业之所以特别热衷于投资公债，是有其客观背景的。首先，由于农村经济的趋于破产和全国各地现金向上海等大城市的流入，银行的存款在不断地增加。如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24家银行的存款，在1926年尚为9.18亿元，到1929年已增加为12.22亿元，到1932年则进一步增加为17.13亿元，比1926年增加几近一倍。[3]同时，由于在1931年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又陷入了衰退和危机之中，银行存款的投资和放款去路受到了严重的阻滞。有经济学家评论说：存款数字增加这么大，以致银行家们“为了怎么使这么多的存款使用的更为有利的问题而感到为难”。《申报》也报道说银行界正为怎样使他们的投资更有利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各银行以政局不宁，工商凋疲，均不敢投资于实业，以助长其发展，坐拥巨资，虚耗利息，深感无法消纳之苦”。[4]有论者指出：“银行界见农村已濒破产，重轻工业亦落没落之厄境，国内外商业极呈不景现象，均无投资之保障，且所获利润亦至微薄，然又不能运用此大宗游资，于是遂利用之购买地皮，与投资公债。”[5]“上海一埠，所集中之现金数，占全国流通资金二分之一以上。此巨量现金均积滞于都市之金融机关；去路既阻，遂群集于公债库券之投机经营。”[6]其次，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也将银行业吸引到了公债投机上来。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为了维持连绵不断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靠发行国内公债来筹集军费。自1933年孔祥熙继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暨财政部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发行公债来筹集内战经费。继1927-1931年的五年间发行了10.85亿元公债之后，又于1933-1935年的三年间发行了5.78亿元的公开公债，另又发行不公开债务，三年间实际举债8.62亿元，外加150万英镑。[7]22这些资金有85%被用在了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军政费支出上。③为了吸引银行业和社会资金投资于公债，南京国民政府采用高利率和大折扣，以使大获利的方式。公债利息通常在一分五六厘以上，且还可以打四至五折，所以通常可获利三四分以上。④于是，银行和社会资金多竞相投资于公债。有论者说道：“银行虽为都市之重要金融组织，然我国银行之业务亦未及于都市工商界，而呈畸形发展，年来银行多以购买公债为主要业务，二十二(1933)年各行所购有价证券共达二六一，三二五，一八零元，与其实收资本总额相埒，其中几完全为政府公债，为额庞大，盖可想见。”[8]据资料，以上8亿多元的国债中，约有3.3-3.4亿元为银行界所购买，约占其资本总额的13.78%， 银行资金就这样“群趋于套利之一途”。⑤而对工商业和农业的投资当然就不是银行的热心事业了。有论者估算上海各银行的大约三分之一或更多一些的赚取收益的可能完全依赖于它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9]这就出现了工商和农业一片衰败，而唯独银行业却由于投机公债而一片繁荣的不正常现象。银行业“几乎完全脱离了与一般产业的联系，而担负不起国民建设的任务”。[10]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农工商各业无不呈衰落凋敝之现象，何以近数年来国内银行之未见少，反有猛进之发展……此种发展与进步，纯为畸形发达之状态，因在实际上，已脱离与实业生产之关系，不能形成有利之互助与合作，而以收入之资金，完全作为公债之购买，与地皮之投资。”[5]

在中国银行的带动下，加上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农村金融日见枯竭，中国银行业终于认识到救助农村的重要性。“上海各华商银行，认复兴农村为当前急务，故有贷款银团之组织。其贷款办法何如，虽未具体商定，而放款农村之原则，已为金融界所赞同，并视此为救济农村有效方法之一，可谓认题已真。”[13]1934年，交通、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商业等银行也开始向农村贷款。1935年2月，交通、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及四省农民等五行联合成立农业合作贷款团，决定该年度向农村贷款的额度为300万元。[14]银行业对农业的投资方式分为农业仓库、农民抵押贷款和合作社贷款，以合作社贷款最为风行，多以物品作抵押。合作社贷款由社借款，分贷给农户，收获后以农产品交还贷款，风险较小，银行较易接受。银行业的农贷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如有的地方经过几年的贷款，经济生活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主要是借款为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购买肥料、种子、农具)的比率在减少，而借款用于购买牲口、车辆从事运输的比率在增加。[15]

三、南京政府无意挽救经济危机，坚持反动公债政策

面对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破产、民族工商业陷入全面危机的严重情况，南京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救治措施，但力度很小。救治措施之一是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其目的在统一农村救济工作。农村复兴委员会下设技术、经济和组织三组，技术组负责改良农产品、增进生产，经济组负责农村金融和农产品价格调剂，组织组负责农村自治，但具体工作大都委于银行业，政府所做的事并不多，并且做事拖沓，并未发生明显效力。[12]163南京国民政府救济农村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加强农贷，缓解农村金融恐慌。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农村金融，而不在于缓解和救济农村金融恐慌，所以在救济农村金融方面的行动上是十分缓慢的。除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较早以外，其余方面都开展得很晚。唯有农贷，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假惺惺地做(把主要工作都推诿给了银行业)，但如上所述，以江浙金融资本为中心的银行业由于已经认识到转变业务方向、削减购买公债力度以支援农村经济和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实现了对中交两行的强行注资以后，中国银行中的官股比例达到50%，交通银行中的官股比例更达60%。“至此，中交两行已完全置于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南京国民政府要清除不听命的障碍，以便利用中交两行的财力，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实现其金融统制的目的已初步达到。”[19]

四、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建立，中国走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末期所做的事情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对其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1935年的币制改革。币制改革的完成使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控制了中国的主要大银行，而且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它标志着国民党国家垄断金融资本的开始确立，当然也就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对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吞并。从此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代表，从中国的经济舞台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们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附庸。他们的上层人物和领导者如中国银行的宋汉章、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永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馥荪，通商银行的傅筱庵，盐业银行的吴鼎昌等，都不得不脱离原来的银行，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做了受支配的官吏，成了官僚垄断资本的账房和门客。江浙金融资本中幸存下来的几家主要银行，之后也外而饱尝日美等外资银行的侵凌，内而继续受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排挤和压抑，特别是吃了通货膨胀的苦头，业务和势力都日趋衰微。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当初扶助国民党蒋介石上台，目的是想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最终却反过来被国民党蒋介石所吞并，成了官僚垄断资本的垫脚石。这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悲剧，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幸。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衰落，国民党国家垄断金融资本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下使中国走上民族资本主义道路的努力彻底失败，中国从此走上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参见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参见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陶水木等著：《江浙财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参见千家驹：《中国的内债》，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而所谓的政费每年不过二三千万元，所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军事上。

④参见千家驹：《中国的内债》，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据朱偰估计，1927-1931年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了10.06亿元公债，实际收入为5.387亿元，折扣约在54.3%。(朱偰：《中国财政问题》，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232。)杨格估计的折扣率略低，他估计政府公债的实际收入约占票面额的64%。(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51。)

⑤银行界公债持有数和资本额见千家驹：《中国的内债》，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前文中已经说明，北洋政府时期的同一比例为6-7%。现在这一比例增长了一倍。

⑥参见《中国银行报告》(1931年)，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第45-46页。

⑦参见《中国银行报告》(1931年)，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第1页。

⑧参见《中国银行报告》(1932年)，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第37页。

⑨参见《中国银行报告》(1933年)，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第28页。

⑩参见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300页；徐农：《中国国民经济的全貌》，《新中华》，1936年第4卷第4期。

[1]宫玉松.三十年代农村金融危机述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4)：51-54.

[2]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吴承禧.中国的银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22.

[4]潘文安.今年之上海银行业[N].申报，1933-11-20(16).

[5]李焕文.国民经济建设方案[J].经济学季刊，1937，8(1)：64-66.

[6]王雨桐.过去之金融业与今后之动向[N].申报，1933-10-9(18).

[7]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何廉.中国经济病症之解剖与诊断[J].政治经济学报，1936，4(2)：251-253.

[9]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M].杨西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9.

[10]郑森禹.民国二十四年度的中国银行界[J].东方杂志，1936，33(11)：59-61.

[11]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M].台北：台北传记文学社，1982：122.

[12]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M].台北：台北传记文学社，1976.

[13]时评.农村放款[N].申报，1935-02-08(8).

[14]农业贷款团昨成立[N].申报，1935-02-10(12).

[15]沈祖彝.江浙冀鲁四省之信用合作[J].钱业月报，1933，13(1)：1-16.

[16]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919-921.

[17]沈国仪.孔祥熙传[M].台北：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1996：143.

[18]吴承禧.民国二十四年度的中国银行界[J].东方杂志，1939，36(7)：80-83.

[19]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251-252.

[20]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1]曹必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J].民国档案，1989(4)：106-109.

(责任编辑 廖向东)

Rural Relief or Buy Bonds?——A Conflict between Jiangzhe Financial Bourgeois and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Financial Policy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Bureaucrat Monopoly Capital in the Earlier 1930s’

YAN Lixian

(InstituteofModernHistor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6,China)

As a leading economic class, the Jiangzhe Financial Bourgeois supported Chiang Kaishek to establish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27, and naturally needed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capitalism. During 1931 and 1934, however, there occurred a sharp conflict between them in dealing with the financial exhaustion and economic collapse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especially over how to cope with economic crisis, how to adjust the banking business and how to choose the balance point between the rural relief and buying the bonds so as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war funds. Tak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ontrolled the Jiangzhe financial capital, and established the dominance of the Kuomintang financial bureaucrat monopoly capital.

Jiangzhe financial capital;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rural relief; buy government bonds

2016-05-30

严立贤(1960-)，男，浙江龙游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博士。

K263

A

1001-5035(2016)06-0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