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127—1279年间，欧阳修的散文经历了在理学视域下被“经典化”的过程，由此确立了其作为文学史经典的价值属性。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在总体确认欧阳修散文文化经典属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多重维度的仔细解读。经由这一系列的解读历程，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权威性被明确限定，在文章技法与文史知识维度的典范性被深入提炼、辨析。由此，欧阳修散文的经典性内涵在理学语境中发生了转换，并对后世相关的文学史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欧阳修散文；理学视域；多维解读；经典化；属性转换

作者简介：裴云龙，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131-12

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1007—1072）位居北宋六家之首。他在生前将“古文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推至高峰，并且是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氏兄弟共同的宗师。1127—1279年，在理学思想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学术语境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六家散文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1欧阳修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对北宋古文历史地位的确立也具有引领的意义。本文将试图探索欧阳修的散文如何在这一时期经由理学视域下的解读实现其“经典化”，其经典属性如何最终在“唐宋八大家”的概念框架内确定成型。

一、文化经典属性的总体确认

在欧阳修生前，他的散文已被很多人尊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当代典范。具有儒学背景的僧人契嵩（1007—1072）曾称赞欧文“探经术，辨治乱，评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当”[1]（卷765《上欧阳侍郎书》，第36册P136）。以史学著称的刘敞（1019—1068）对欧阳修《新五代史》予以极高评价，称“天意晚有属，先生拔乎汇。是非原正始，简古斥辞费。哀善伤获麟，疾邪记有蜚。处心必至公，拨乱岂多讳”[2]（卷469《观永叔五代史》，第9册P5680），并认为《新五代史》在对《春秋》精神的阐发上胜过《史记》与《汉书》。

1072年欧阳修去世，他的散文也彻底走进历史的视野。与欧阳修有过交集的士大夫，都在有关的回忆性文章中赞赏其文化成就足以垂范后世。与欧阳修同辈的韩琦（1008—1075）在祭文中形容道：

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1]（卷859《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第40册P119）

作为欧阳修后学的苏氏兄弟，亦对乃师的精神贡献由衷赞佩。苏轼（1037—1101）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

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3]（卷10，P316）

苏辙（1039—1112）在神道碑文中表示宋代的文章因欧阳修的出现“乃复无愧于古”，同样将韩、欧置于相同的历史地位上，称“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4]（《栾城后集》卷23《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第3册P1136）。

1127年宋室南渡后，理学思想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一语境中，周必大（1126—1204）、杨万里（1127—1206）、陈亮（1143—1194）等拥有理学背景的南宋大儒依然标举欧阳修散文的卓越价值。其中，官至宰相的周必大称颂欧阳修的历史贡献道“庐陵郡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本朝儒宗”[1]（卷5120《龙云先生文集序》，第230册P183），并于庆元二年（1196）亲自主持完成了《欧阳文忠公集》的编纂。该书收录了《居士集》50卷、《居士外集》25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奏议》18卷、《河东奉使奏草》2卷、《河北奉使奏草》2卷、《奉事录》1卷、《濮议》4卷、《崇文总目序释》1卷、《于役志》1卷、《归田录》2卷、《诗话》1卷、《笔说》1卷、《试笔》1卷、《近体乐府》3卷、《集古录》10卷、《书简》10卷、附录5卷。[5]（卷4《欧阳文忠公集》，上册P171—172）此后，周必大的同乡杨万里为建于江西沙溪的“六一先生祠堂”撰文，在文中赞扬欧阳修“盖自韩退之没，斯文绝而不续，至先生复作而兴之”[6]（卷72，第6册P3041）。陈亮编纂的《欧阳先生文粹》则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唯一一部别集性质的欧文选本，他在序文中称赞道：

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反复以达其意，无复毫发之遗；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使人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7]（卷23《书欧阳文粹后》， 下册P246）

这段话肯定了欧文的审美价值，更在文化维度上肯定了其社会教化之功用。该书收录了130篇欧阳修散文，包括论、策问、书、劄子、奏状、序、记、杂著、碑铭、墓铭10种文体[8]，而不含《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抒情性的文章。由此可知，陈亮的选本最看重欧阳修散文在思想、文法等方面的实用价值。

以朱熹（1130—1200）思想为代表的理学正统体系也尊重欧阳修文章的文化意义。在写给周必大的书信中，朱熹认可欧阳修对于儒家经典有“反复穷究”之功，且《本论》一文“推明性善之说”，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也符合儒家的著史精神，“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他文章中尽管包含一些“游戏翰墨”之作，但大体上做到了在内容上“随事多所发明”，在情感和语言上“词气蔼然，宽平深厚，精切的当”。[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周益公书》，总第21册P1690—1691）其后，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魏了翁（1178—1237）响应了这一说法。真德秀认为宋代欧、王、曾、苏的文章都足以追赶“发挥理义，有补世教”的董仲舒和韩愈[1]（卷7171《跋彭忠肃文集》，第313册P258）。魏了翁在回顾欧阳修文章的社会价值时说道：“微欧公倡明古学，裁以经术，而元气之会，真儒实才后先迭出，相与尽扫而空之，则伥伥乎未知攸届也。”[1]（卷7080《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第310册P49）

此外，这一时期活动于中国北方金朝的士大夫也在他们的著述中将欧阳修的文章标举为文化典范。赵秉文（1159—1232）将欧阳修的散文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韩愈等古人并列，认为这些人的文章都是代表最高成就的“大儒之文”[10]（卷19《答李天英书》，P4）。元好问（1190—1257）也认可欧文有“传道”之功，韩、欧都堪称“系道之废兴”的大儒[11]（卷17《闲闲公墓铭》，P6）。与南方士大夫相比，北方知识精英虽然同样接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上与欧阳修、苏轼等人有更直接的传承关系。总而言之，欧阳修散文被确认为儒学文化经典的总体基调仍然承续于12、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然而，1127年后的知识精英解读欧阳修散文的思路也呈现出新的特色，并更明显地趋于历史的理性。一方面，理学思想所提供的视域，引导他们重新阐释欧阳修散文作为儒学文化典范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他们从思想、文法和知识等多个视角对欧阳修的文章做了更为深入、精细的理解和剖析，使得欧文的典范性在多重维度的范畴中得到确立。

二、基于儒学思想维度的争议与调和

在1127年前，欧阳修的散文被评论者坚定地认可为传承儒学道统精神的载体。曾巩称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12]（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上册P232）。另外，在现存唯一“北宋人选北宋文”的总集《圣宋文选全集》中，被选录的两卷欧阳修散文内容大多与经史思想、现实政治与道德思考有关。1

然而自12世纪开始，这一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动。其原因在于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中所谓“性，非学者之所急”以及“性之善恶不必究”[13]（《居士集》卷47《答李诩第二书》，中册P1169—1170）的观点不符合日益壮大的道学思想。杨时（1053—1135）的下述评价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

《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尽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更说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14]（卷12《语录·余杭所闻》）

杨时从“内圣”之学的视角，强调心性的问题和性善的理论对于个人道德冶炼与社会建设的基础作用，他认为欧阳修对这部分问题的有意回避使其学术思想很难发挥正面的社会价值。

杨时的这一立场在宋室南渡之后得到了很多理学家的呼应，从而对1127年后欧阳修散文经典性的具体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程颐（1033—1107）的再传弟子韩元吉（1118—1187）曾鲜明地表达对韩愈、欧阳修的非议，指出他们的功绩并不足以“绍圣人之传”。他评价欧阳修道：

欧阳公论性，则以为性非学者所急，而六经不言性，不知穷理尽性者，果何事哉？二公者，是犹溺于文词而未究，况他人乎！[1]（卷4790《答汪尹书》，第216册P59）

他对欧阳修“性非学者所急”的批判基本上和杨时出自同一轨辙，并由此认为韩愈、欧阳修只是“文词”层面的典范，而不是传承儒学思想的经典。其后，理学大儒陆九渊（1139—1193）更深入一步说道：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欧公极似韩，其聪明皆过人，然不合初头俗了。[15]（卷34《语录上》，P399）

欧公《本论》固好，然亦只说得皮肤。[15]（卷34《语录上》，P408）

他反对韩愈、欧阳修的“因文学道”，认为这样做颠倒了本末关系，因而对“道”的体认也不会深入；《本论》固是佳作，但在思想上未能鞭辟入里。方大琮（1183—1247）在《策问本朝诸儒之学》中再次引述了杨时的论点，“欧公论性非圣人所先，而世谓其性分之内全无见处”[1]（卷7401，第322册P264）。这类理学士大夫认为欧阳修的文章由于心性之学的缺失，不能继续被视为代表儒学思想文化的经典文本。

然而，如前文所述，将欧阳修文章奉为儒学文化典范的观念在1127年后的文化场域中仍在相当程度上总体承续，这其中周必大、杨万里、陈亮等人的功用尤其显著。周必大称赞欧阳修“以六经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术复明，遂以忠言直道辅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1]（卷5151《庐陵县学三忠堂记》，第231册P265），这大体再现了欧阳修“古文运动”时期同道者的观点。杨万里对欧阳修《本论》一文评价甚高，他认为该文用完美的逻辑和从容的气势阐释了儒、佛之辩，视其为“作文而有用”的典范。在文学传统的视野中，杨万里推崇“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韩愈、陆宣公（即陆贽，笔者注）”等汉、唐士人，认为他们“虽不足以望孔孟”，但“其意纯而深，其文典而雅”，而在宋代只有欧阳修和苏轼足以“传斯文之正脉，得斯文之骨气，上以窥孔孟之堂奥，下以蹑诸公之轨辙”。[1]（卷5342《问本朝欧苏二公文章》，第239册P181）陈亮也有类似的评价，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7]（卷23《书欧阳文粹后》，下册P245）。

这类与北宋古文家贯通的思想在1127年后同样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在南方，陆九渊的弟子徐谊（1144—1208）于开禧二年（1206）八月在为周必大《平园续稿》所作序文中说道：“欧阳文忠公自庐陵以文章续韩昌黎正统，一起而挥之，天下翕然，尊尚经术，斯文一变而为三代、两汉之雅健，翰墨宗师，项背相望。故庆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与时高下。”[1]（卷6392《平园续稿序》，第282册P79）因而，他肯定周必大对欧阳修文章的保存、阐发工作也具有深远意义。北方的王若虚（1174—1243）特意以这段话回应理学家对欧阳修的非议：

欧阳子尝谓圣人不穷性为言，或虽言而不究，学者当力修人事之实，而性命非其所急。此于名教不为无功，而众共嗤黜，以为不知道。高论既兴，末流日甚。中才庸质，例以上达自期，章句之未知，已指六经为糟粕，谈玄说妙，听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颠倒错缪者十八九。此亦何用于世哉！愚谓欧阳子不失为通儒，而是说 者，未必无罪于圣门也。[16]（卷5《论语辨惑二》，P3—4）

他认为欧阳修回避空谈式的理论、专务于实事的态度值得肯定，这也是对于道学者空谈倾向的回击。

在如何从儒学思想的维度定义欧阳修散文经典性的问题上，古文家思想的传承者与尊奉程颐、杨时思想的理学家间产生了明显的争议。对此，朱熹等另外一些理学家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朱熹从内容、语言上都高度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并明言作文“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17]（卷139《论文上》，第8册P3311），且亲自为欧、曾编选过《文粹》。但朱熹在肯定欧阳修散文具有典范价值的同时，对其定位却与周必大、杨万里等人不尽一致。他在《读唐志》一文中表示：

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第23册P3374）

朱熹指出孔子所传之“斯文”不只是文章，还应确指务实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韩愈、欧阳修主张的先学文后务道，可能使后人对“斯文”的含义做出买椟还珠的片面理解，从而执着于作文而忽视修身。由此，他觉得欧阳修在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浅”，“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17]（卷130《熙宁至靖康用人》，第8册P3113），因此并没有切实地给人提供领悟、实践道德的路径方法，难免重“文”而轻“身”。他认为学生应从这一角度切实地理解这一问题，因而在《白鹿书堂策问》中提出过这样的设问：

本朝儒学最盛，自欧阳氏、王氏、苏氏皆以其学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学传之学者。然王、苏本出于欧阳，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而程氏尤不合于王与苏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岂亦无有可论者耶？[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第24册P3579）

朱熹在这段话中将欧阳修的文章归入“儒学”体系内的经典之一，但同时说明欧阳修将学术导向了与胡瑗（993—1059）、程颐有所不同且存在争议的道路。在理学的视域中，朱熹有限度地承认了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典范价值，在肯定的同时也坚持了批判的视角。

13世纪后，朱熹这一调和式解读思路在黄震（1213—1280）《黄氏日钞》中再现。该书“读文集三·欧阳文”一卷的末尾对欧阳修文章做了如下总评：

公虽亦辟异端，而不免归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系辞》非圣人之言，谓嬴秦当继三代之统，视韩文公《原道》、《原性》等作已恐不同，况孔子之所谓斯文者，又非言语文字之云乎！故求义理者，必于伊、洛；言文章者，必于欧、苏。盛哉我朝，诸儒辈出。学者惟其所之焉，特不必指此为彼尔。[18]（卷61“读文集三·欧阳文”）

这段话既表明了黄震对于“斯文”的理解，也阐述了他对后学者能够自觉区分“义理”与“文章”的期待。北方的思想家郝经（1223—1275）也贯彻了这一路数。他认为古文家对于儒学的思想贡献不应被抹杀，而所谓“道学”也不可局限于对周、程之学的独尊：

周、邵、程、张之学，固几夫圣而造夫道矣，然皆出于大圣大贤孔、孟之书，未有过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传者，独谓之道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不谓之道学，皆非邪？孟、荀、杨、王、韩、欧、苏、司马之学，不谓之道学，又皆非邪？[19]（卷123《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第4册P158）

这段话体现了郝经对周、程与欧、苏等多家思想的并重。然而，他对于心性之学的态度却沿袭程颐、杨时：

则性之善，孔子备言之矣。于是孟子道性，断然以为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万世之惑也……至今先儒谓性非学者所急，又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于是不言性，纵或言之，不过夫性习之说，不辨夫理性与夫气质之别，遂谓扬子云之善恶混为最得。[19]（卷123《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第4册P163》

这段话已表明他对性理之学本体意义和性善理论的推崇，并对欧阳修关于“性非学者所急”做了不点名的否定。他对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层面经典意义的理解体现于这段评述中：

宋兴，欧、苏则为之藻饰，周、邵则为之推明，司马则为之经济，程、张则为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圣人之道者，莫如宋诸公。[19]（卷130《去鲁记》，第4册P330）

可知，郝经认为欧、苏等古文家和濂、洛、关学的思想家同属于儒学传统的体系，但他们各自所发挥的“藻饰”、“推明”、“经济”、“究竟”的功效仍然有明显的层次区别，欧阳修的散文对于儒家思想的贡献与价值应被限定在“藻饰”的文学意义上。这一解读视角也被自宋入元的刘埙（1240—1319）所采纳。他在《隐居通议》中对“欧公言道不言性”的问题解释为：

盖公之意，以仁义礼乐为道之实，而不欲说性者，惧其沦于虚，亦其生平恶佛而恐其涉于禅也，故曰：“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当是时，道学之说未盛也，公固已有忧矣。盖自五代极乱之后，而入于宋，混一诸国，中外太平，此时世运如天地重开。咸平、景德以来，真元会合一番，其人物往往笃实浑厚，山立河行，竭诚尽心，惟务修实德，行实政。至庆历、嘉祐，若少杀而犹未衰，一主于实，故不为无用之空言也。[20]（卷2“理学·欧公言道不言性”条，P18—19）

这段话结合历史背景，对欧阳修回避心性问题的态度做了切实的历史分析。然而刘埙最终认为欧、曾“终是未曾深入阃域”，因而“千载唯以文章许二公”[20]（卷2“理学·合周程欧苏之裂”条，P17）。这一理学视域下的调和折中，回应了由不同视角所产生的评价争议，并对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层面上的经典属性做了明确的限定。

这一理念对后世文学史观念的形成颇具影响。爰及14世纪，余阙（1303—1358）曾经表示：

杨雄、司马相如、韩子、欧阳子，始号为工于文者，彼其于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穷日夜之力，极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砺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21]（卷4《送葛元哲序》）

他认为欧阳修属于对周、孔思想的忠实践履者，但没有达到精深的理解。由元入明的大儒宋濂（1310—1381）评述道：“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22]（卷29《徐教授文集序》，第2册P634）“骨骼”的定位比郝经认为的“藻饰”有所深入，但未臻“心髓”的深度。由此可知，后世关于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上经典属性的基本认识，即在理学视域的基础上形成。

三、基于文章技法维度的精读与提炼

欧阳修散文高超的表达艺术很早即为人所关注。活动于11世纪末期的陈师道（1053—1102）是第一位全面从创作角度来解读欧阳修文章的评论者。他较多地概括、征引了前人的观点，比如“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23]（《后山诗话》，P309）等等。1127年后，大量文章选本和“文话”类的著述开始出现，从经典散文中探索文章写作的法则和规律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焦点。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开始尝试从文章技法的层面对欧阳修的文章做细化、深入的解读。解读的切入点既包括微观的词句使用，也包括宏观的文体创作法则。欧文在文法层面的经典性在这一细读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而在这一细读和提炼的过程中，理学士大夫以及他们的学术理念，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遣词方面，很多人从欧阳修散文中发现使用虚词对于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例如，李涂（约1147年前后在世）的《文章精义》曾以《新五代史》为例，强调使用感叹词对提升文章表达效果的作用，提到“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24]（《文章精义》P70）。费衮（活动于12世纪中后期）的《梁溪漫志》中认为优秀的创作者可以娴熟地运用语气助词，使语言更加流畅自然。这方面优秀的范例一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一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25]（卷6“文字用语助”，P63）

由此可知12世纪后人们对欧阳修文章的解读已经深入其较为微观的内部构造。

另外，很多人尝试从欧文中总结造句与谋篇的经验。唐庚（1070—1120）第一次比较集中地研究欧阳修散文的“句法”，他阐述了“凡为文，上句重，下句轻，则或为上句压倒”的句法论，并举《昼锦堂记》中的“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为例，认为只有此句可以跟前文“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相承接。[26]（《文录》，P3）1127年后，一些理学学者则在各种文章选本和著述中对欧阳修散文的句法和文章结构做了更全面、细致的解析。例如，吕祖谦（1137—1181）在其《古文关键》中选录了9篇欧阳修散文，其解读重点也较集中于宏观的文势与句法，如解说《纵囚论》一篇道“文最紧，曲折辨论，惊人险语，精神聚处，词尽意未尽”[27]（卷7），解说《上范司谏书》一篇说“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须看他前后贯穿、错综抑扬处”[27]（卷8）。其后学楼昉（生卒年不详）在其所编《崇古文诀》中，以笔法、文势为视角解读了18篇欧阳修散文，比如：

《峡州至喜亭记》：不言蜀之险，则无以见后来之喜；不言险之不测，则无以见人情喜幸之深。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28]（卷18）

《五代史伶官传论》：只看盛衰两节，断尽庄宗始终，又须推原昔何为而盛，今何为而衰。[28]（卷19）

吕祖谦、楼昉都出自浙江，在《宋元学案》中被列入“东莱学案”的学术脉络。此后，同样来自浙江且身为朱熹、吕祖谦四传弟子的黄震在其著述中解读了更多的欧阳修散文，且对欧文文脉展开的结构顺序有较多的关注：

《夷陵县至喜堂》：先叙其俭陋，次叙朱侯能变其俗，次自叙得善地而忘其忧。

《画舫斋记》：始言为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险，而终归舟行之乐，三节照应。[18]（卷61）

这些对欧阳修散文语句使用和总体结构、脉络、气势的概括，既勾勒了阅读者对欧阳修散文的整体观感，更深入至细部的行文理路。

此外，很多人从“江西诗派”有关“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视点出发，指出欧阳修长于在模拟、取法他人文法的基础上生发新意。比如，陈善（约1147年前后在世）的《扪虱新话》发现了欧阳修散文中“拟韩文”的现象：

公集中拟韩作多矣，予辄能言其相似处。公《祭吴长史文》似《祭薛中丞文》，《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吊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盖其步骤驰骋亦无不似，非但仿其句读而已。[29]（上集卷1“欧文作文拟韩文”，P6）

他进而提出“文章有夺胎换骨法”，并解释道：

文章虽要不蹈袭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夺胎换骨等法，所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欧阳公《祭苏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龙蛇。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斥，霹雳轰车。人有遭之，心惊胆破，震汗如麻。须臾霁止，而四顾百里，山川草木，开发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人但知诵公此文，而不知实有来处。公作《黄梦升墓铭》，称梦升哭其兄之子庠之辞曰：“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灭泯。”公尝喜诵之，祭文盖用此尔。梦升所作，虽不多见，然观其词句，奇倔可喜，正得所谓千兵万马之意。及公增以数语，而变态如此！此固非蹈袭者。[29]（上集卷2“文章有夺胎换骨法”条，P16）

可知“夺胎换骨”这一诗学观念也被人们应用于对散文的解读。此后，还有许多人注意到韩、欧文法的传承关系。例如洪迈（1123—1202）《容斋三笔》中曾列“韩欧文语”一条，详解《醉翁亭记》与《送李愿归盘谷序》的句法异同之处：

《盘谷序》云：“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30]（《容斋三笔》卷1“韩欧文语”条，上册P437）

同为江西籍的孙奕（约1190年前后在世）曾谈到“祖述文意”的内容，有些说法和陈善类似：

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而于昌黎不无所得。观其词语丰润，意绪婉曲，俯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故《本论》似《原道》，《上范司谏书》似《谏臣论》，《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纵囚论》、《怪竹辩》断句皆似《原人》，盖其横翔捷出，不减韩作，而平淡详赡过之。[31]（卷7，P62）

由此两段材料，可知这一时期人们试图用历史考索、梳理的视角体会欧阳修散文的写作技法。甚至对于前面提到的虚词使用，也有人从“祖述”、“化用”这一问题上做出解释。朱翌（1097—1167）《猗觉寮杂记》中录此一条：

《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32]（卷上，P29）

南宋末期的笔记《爱日斋丛钞》中写道，朱翌、项安世等人已发现，《易》、《春秋》三传、《庄子》以及韩愈、柳开、苏洵、王安石等人的文章中都出现过“也”字连用的现象，单篇中最多达到19次。[33]（《爱日斋丛钞》卷4，P90—91）

由此可知，1127年后的知识精英不仅关注到单篇经典文章的取法与师承，而且自觉为一些重要的作文方法建构纵向的发展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文法的问题。“江西诗派”有关“夺胎换骨”的诗学观念，在对欧阳修散文技法的解读、提炼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功用。而这一从前代经典文献内部搜寻规律、经验与灵感的内向型读解思路，与理学家致力于通过内心冶炼与知识梳理来重建社会道德的治学理路具有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转向内在”的精神特征。欧阳修的散文也在这一阅读、整理的路数中，被打造为源远流长、具备历史厚度的文学经典。

由词、句、篇章逐步深入拓展，欧阳修的各体散文也被定位为文体写作的典范。浙东理学学者叶适（1150—1223）的《习学记言序目》简述了《皇朝文鉴》所分立的“赋”、“诏敕”、“册”、“诰”、“奏疏”、“表”、“记”、“论”、“书”、“策问”等多体散文的写作范例，欧阳修《通商茶法诏》、《尊皇太后册文》、《吉州学记》、《丰乐亭记》、《岘山亭记》、《朋党论》等文章都被列举、解析[34]（卷47—50“皇朝文鉴”，P696-754）。另外，罗大经（1196—1252）在《鹤林玉露》中指出，欧阳修散文成为经典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内容上表现了“仁人之言”、“治世之音”，更在于“事事合体”：

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35]（卷2丙编“文章有体”，P264—265）

还有人总结出了“四六”、“古文”这两大类文章的相通之处：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36]（《林下偶谈》卷2“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条，P18）

可知，人们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整理、研读欧阳修的散文来归纳各种应用文章的创作体式与创作经验。

通过这些解读，欧阳修的散文被塑造为写作范式层面的典范。不过，也有人从反面的视角看待这些特性。南方的李如篪（约1126年前后在世）认为《醉翁亭记》的“助语太多”是其弊病：

如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则“其”字可去。“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则“而”字可去，“泻”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闲字削去之，则文加劲健矣。[37]（卷下“杂说·欧文”，P52）

北方的王若虚也认为欧文中存在赘用、错用虚词的现象：

欧公多错下“其”字，如《唐书·艺文志》云：“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赞》云：“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贾直而不能容。”……此等“其”字，皆当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论》云：“龙之为物，以不见为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然其”二字，尤乖戾也。[16]（卷36《文辨》，P6）

综合来看，1127—1279年间的阅读者努力探索、挖掘欧文在文法上的示范性，但也给讨论和争鸣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人们在平视、理性的阅读视角与心态之下，对欧文在技法上的典范特色加以辨析和提炼。

阅读者将欧阳修散文打造为作文技法的典范，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科举需求的回应。《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选本都具有指导科举文章创作的作用。不过，被视为经典的欧阳修散文涵括了多种文体，并没有在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策论文方面有突出的偏重，这一点和“三苏”文的接受情况有所不同。并且，知识精英标榜欧阳修散文的意义，并非局限于使学习者功利性地获取应答科考文题的具体方法，而是力图使他们在阅读欧文的涵泳、熏陶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以此带动整个科场、文坛风气的好转。陈亮在《欧阳先生文粹》的序言中这样描绘孝宗时期的科场面貌和自己编纂这部选本的意义：

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始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7]（卷23《书欧阳文粹后》，下册P246）

陈亮的这一态度也足以说明欧阳修散文在理学视域下经典化的社会效用。这当中体现了对科举应试者的关切，但其终极目标超越了简单的功利需求。这一做法也和吕祖谦、楼昉等致力于编撰文章选本的理学家类似，体现了理学士大夫群体中的部分人士对科举考试进行积极、良性干预的努力尝试。

四、基于文史知识维度的探索与辨析

欧阳修散文长期以其广博的知识含量为人所注目。李清臣（1032—1102）在为欧阳修所撰《谥议》中称其“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1]（卷1709《欧阳文忠公谥议》，第78册P299）。1127—1279年间，知识精英在学识维度对欧阳修散文做了更为纵深的解读，由此将其树立为知识性的经典范本。

在解读中，人们试图透过文本的字里行间，体察出欧阳修隐含于其中的心情和态度，由此深入揭示欧文重要篇章的写作动因。例如，理学家邵雍（1011—1077）之孙、自北宋入南宋的邵博（？—1158）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发现欧阳修在一些文章的细微之处体现了他与韩愈思想的区别，并列举《谷城县夫子庙记》一文说明：

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以谓“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永叔作《谷城县夫子庙记》，乃云：“后之人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38]（卷15，P118）

朱熹从欧阳修发明“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论说出发，认为欧阳修在儒学见解上超越了韩愈[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读唐志》，第23册P3375），而邵博的这一发现来自比对文本之后对欧阳修写作心态的揣摩，并呈现了与理学家近似的关注焦点和学术心得。此外，《醉翁亭记》的创作心理也在陈鹄（生卒年不详）《西塘集耆旧续闻》中被仔细剖析，该书中写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39]（卷10“优《竹楼记》劣《醉翁记》非荆公言”条，P394）这一解读视角也延伸至《新五代史》中的一些篇章。吴曾（约1162年前后在世）在《能改斋漫录》里分析了欧阳修指责冯道的心理动因：

盖欧阳公为史时，甫壮岁；使晚为之，必不尔也。前辈谓韩魏公庆历嘉祐施设，如出两手，岂老少之异欤。欧阳公出处与韩同，其论冯道，予以为当以庆历嘉祐为例。则道也，庶乎有取于欧阳公矣。[40]（卷10“议论·欧阳公论冯道乃壮岁时”条，上册P299）

欧阳修写作具体篇章时的心态和处境都在这样的解读路径中得到深刻揭示。

知识维度的解读也体现于对欧阳修散文所涉文史知识的深入考察。例如范公偁（1126—1158）在《过庭录》中讲述了《昼锦堂记》写作、修改背后的典故：

韩魏公在相，曾乞《昼锦堂记》于欧公。云：“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下，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41]（“前辈为文不易”条，P325）

南宋后期的文章选本和评点类著作，对此类背景知识的介绍更加详细。比如谢枋得（1226—1289）《文章轨范》对《朋党论》的写作动因和写作前后的历史事件做了较细致的勾勒，黄震在《黄氏日钞》中对《徂徕先生墓志》、《滁州菱溪石记》、《海陵许氏南园记》、《真州东园记》、《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书》等篇章所涉人物的生平、与作者关系、历史典故、创作缘由与后续反响等知识都有不同程度的简介。

欧阳修文章所包含的知识疑点也同样得到了解读者的关注。南宋初期的胡仔（1110—1170）指出，欧阳修《花品序》中有关牡丹在刘禹锡之前“初不载文字”的说法可能不正确，而且对刘禹锡诗歌题目的引录也有错误[42]（前集卷30“六一居士下”，P206）；其后，洪迈（1123—1202）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列举了白居易、元稹的多首歌咏牡丹的诗作为证[30]（卷2“唐重牡丹”条，P17—18）；再到后来，比他年幼将近30岁的王楙（1151—1213）发现了牡丹花在南北朝时期即已形诸文字的证据[43]（卷5“唐人言牡丹”条，P47）。此外，还有人对欧阳修史论、史传类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质疑了欧阳修《春秋论》中的“隐公非摄”之说[35]（卷2甲编“鲁隐公摄”条，P22—23）；王应麟（1223—1296）反驳了欧阳修所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的说法，订正了纸钱产生的时间和进入葬仪的由来[44]（卷14，下册P1667—1668）。

经由知识维度的解读，欧阳修散文成为精英群体内部进行学理论析和知识研讨的文化资源。与11世纪后期相比，1127—1279年间的阅读者不局限于宏观、仰视地描述欧阳修在知识上的成就，转而以平视的视角对欧阳修散文所包含的知识内容做纵深的探索与辨析。这种深入解析、理性思索的研读方式，也切合了这一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既往学术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炼、反思的治学路径[45]（P10，P150—151）。欧文由此被学术群体树立为理性、深入研析知识的文化范本。

五、欧阳修散文经典性内涵在理学语境中的转换

在1127—1279年间，精英阶层在理学视域下对欧阳修散文进行了多维的细致解读。在其文化经典的属性被总体确认的基础上，欧阳修散文在思想、文法、知识这三重维度的经典性都获得梳理和定位。经此过程，欧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权威性被明确限定，而文章技法、文史知识维度的典范性被深入剖析。

宋室南渡之后，欧阳修的思想与理学主流观念间的差异得到彰显。这类差异也体现在作为欧文经典化主要推动者的周必大、杨万里、陈亮等人的著述中。

作为《欧阳文忠公集》的编纂者，周必大本人的文章里也体现了对欧阳修思想的沿袭。他的《泰和县龙洲书院记》一文记载泰和县令兴学的事迹，末尾提到：

昔欧阳文忠公著《本论》，谓三代之民不从事田亩则从事礼乐，不在其家则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圣人之教行，虽有佛老，无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转而为寺观，何不疑于彼而反疑于此也？幸贤令为之主盟，使诸生得藏修息游于斯。[1]（卷5150，第231册P253）

可见欧阳修的思想确对周必大有较深影响。周必大在政治场域中与朱熹等理学家有近似的立场，但他却并未对理学观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或尊崇。对于理学家与古文家的思想差异，周必大表露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他在为程洵（生卒年不详）文集作序中写道：

大抵论议正平，辞气和粹。盖尝记其师里人李缯之言曰：“道有远近，学无止法。不可见其近而自止，必造深远，然后有成。”此程氏学也。又曰：“文以载道，物有是理，辞者达是而已。”此苏氏学也。君之所得，实本于缯，学者果可无渊源乎？[1]（卷5119《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第230册P163—164）

周必大对程洵的欣赏之处正在于其折中程、苏的学术取向，这也见出他与朱熹所代表的程学正派思想的显著区别。另外，周必大的著作中还包含《汉未央宫记》、《唐政事堂记》等赞扬汉、唐盛世的文章，这种历史观念也与尊崇三代“道统”而轻视政统的道学家有所不同。

杨万里的著作中也可见欧阳修思想影响的印迹。他的《君道》三篇中有关“合天下之明，以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的论述理路[6]（卷87《君道下》，第7册P3426），与欧阳修《为君难论》中“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的阐述过程相近。和周必大相比，杨万里的思想更贴近于理学家，他在《默堂先生文集序》中承认了自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贯穿下来的“道学之正统”，且以“嗣千有余岁之绝者，不在伊川乎”来描述程颐的作用[6]（卷79，第6册P3218），但弘扬道学思想的文章在杨万里的著作中并不多见，后世成书的《宋元学案》也只将杨万里归为“赵张诸儒学案”中的“门人”之一，对其之于道学学术发展的作用并未单独强调。

陈亮的文章也具有与欧阳修散文相通的文化气质。刘埙《隐居通议》中有“龙川宗欧文”一条，称赞陈亮文“纡余宽平，甚似欧文，岂非诵习之熟，自然逼真欤”[20]（卷15“文章三”，P162—163）。在儒学文化的场域中，陈亮以事功之学以及与朱熹围绕如何从思想史角度看待汉、唐的争论而著称，且对心性之学有过直接的非议：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7]（卷24《送吴允成运幹序》，下册P271）

亮少以狂豪驰骤诸公间，旋又修饰语言，诳人以求知。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终不近也。[7]（卷27《与韩无咎尚书》，下册P311）

这种有意与道德性命论题保持距离的学术立场接近于欧阳修的主张，也自然体现了与理学主流观念的疏离。

综合来看，在12世纪之后，欧阳修回避心性之学的学术立场无法得到主流理学家的支持，全面推崇欧阳修思想的周必大、杨万里、陈亮等人都未能在理学语境中发挥核心的影响力。因此，欧阳修对儒学学术文化的发展起过的历史作用虽依然得到总体承认，但他以及其坚定支持者的思想已不能代表宋室南渡之后的主流儒学。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知识精英对欧阳修散文中所涉文法、知识的成分做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解读与剖析，也使其经典性得以产生的维度得到明显扩展。这一经典化的进程及其内在理路，也充分包含、体现了理学视域的深刻影响。吕祖谦、陈亮、楼昉等人编撰文章选本或对欧文表达技法进行提炼、概括，反映了理学家对科举考试的积极干预；众多学者以“江西诗派”的视角探寻、提炼欧文笔法中蕴含的历史传承要素，梳理、反思欧文中包含的文史知识与学术资源，都契合了理学家在这一“转向内在”时期从既有知识体系中寻找经验、灵感，并对之加以重新总结、整合的治学理路。爰及后世，明代中叶茅坤（1512—1601）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对欧阳修散文的推崇主要集中于其堪与司马迁媲美的散文笔法，而不是他的儒学见解[46]（《庐陵文钞引》，第1册P324），清代的文章选家也将其视作“长于论事，而言理则浅”[47]（《原序》，P2）的“春华”[48]（《叙》，P1）。

总之，在1127—1279年的理学语境中，欧阳修散文经典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经由这一系列多维解读的过程，欧阳修在文学传统、文化经典谱系中的地位基本奠定。在《宋元学案》梳理的学术史脉络中，欧阳修被视作“庐陵学案”的创始者，北宋散文六家中的另外五人都被归入该学案的“门人”或“学侣”[49]（卷4，P205—212）。由此可知，1127—1279年的批评史家、学术史家在理学视域下对欧阳修的评价和定位，对北宋散文六家整体价值属性的确立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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