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万历援朝战争是16世纪末关乎东亚政治格局和明朝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但从参战伊始，日渐恶化的政治风气即渗透到将帅选拔等环节中。战争开始后，内阁与吏部之间围绕京察展开的党争，朝野关于速战还是封贡的争论，南兵与北将之间的矛盾以及朝鲜政府在后勤保障方面的不作为都给前线将士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并深刻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以赞画身份参战的名士袁黄虽然努力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力保战事顺利进行，却因学术思想上的分歧，无法摆脱的派系斗争，最终在立下殊勋之际黯然离任，成为内部纷争严重干扰战争进程的鲜活例证。

关键词：万历援朝；南兵；北将；京察；袁黄

作者简介：张金奎，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明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143-12

万历援朝战争是晚明时期的重大事件，对明朝的历史走向有深刻影响，史学界对此亦非常重视，成果迭出[1]，但对于战争初期明朝、明军内部的诸多内耗以及中朝联军之间的龃龉则关注度不高。本文拟以赞画身份参与战争的明中叶著名历史人物袁黄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战前各方的“小算盘”

1590年，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降服东北大名，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日本统一后，东亚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早在1578年，丰臣秀吉即曾表示：“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2]（P110）明朝政府此前也曾多渠道得到日本计划对外侵略的情报，但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四日，日军突然在朝鲜釜山一带登陆，并迅速向北推进，占领朝鲜绝大部分地区。李朝君臣无力抗敌，只好向明朝乞求救兵。收到朝鲜政府的求援请求后，明廷亦没有认真回应，仅派出三千明军入朝，敷衍了事。不料在副总兵祖承训统率下的明军遭到日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明廷这才发现决策失误，遂做出大规模援救朝鲜的决定，历时七年的援朝战争就此展开。

明廷做出援朝的决定后，推荐统兵官成为首要任务。八月，明廷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3]（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乙巳条，P4681）。在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宋应昌曾上书奏准“倭奴情形已著，防御宜先。议选练精兵、蒐罗谋勇”[3]（卷二四四，万历二十年正月辛卯条，P4560）。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日军如果侵略中国，山东和毗邻朝鲜的辽东都可能首先遭到打击，明廷任命宋应昌为援朝大军最高长官，应与其相对了解山东形势且事先有所准备有关。但“宋无阃望，能大言，次年将内计，有物色之者，因力任东事，大司马石东泉主之，内阁则赵兰溪暂代首揆，唯石是听”[4]（P441）。可见，宋应昌能获得选用，与兵部尚书石星的看重有密切关系。

但此时的次辅张位急于建立殊勋，“引杨一清、翟銮故事，欲经略东陲。志皋故留之石星，乃推宋应昌，位颇不悦。宋请蓟辽兵将，星希位意，用如松”[5]（卷九《海略》，P342）。可见，石星推荐李如松为帅，并不是单纯因为他在平定宁夏哱拜叛乱过程中有大功勋，而是为了照顾张位的面子，但并未考虑宋应昌与李如松是否能默契配合。

宋应昌领命后，随即提出“军务至烦，事机甚密，及一应战守机宜、奏章、文移，非臣一人精神意见所能兼理”，举荐本部“职方司主事袁黄、武库司主事刘黄裳文武具备，谋略优长，乞命二臣随臣赞画”[6]（卷一《初奉经略请敕疏》，P21）。神宗皇帝予以批准，并赐宋应昌“专敕”，可“便宜行事”，“督抚官毋得阻挠。将领以下，一听节制”[3]（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子条，P4684），“凡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总兵以下，如违军令者任自斩首”[4]（P551）。袁黄和刘黄裳本来只有六品，神宗“特赐四品服以示重”[4]（P563）。

袁黄（1533—1606），字庆远，号了凡，万历十四年进士。袁黄知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因举业不顺利，年近花甲才出任宝坻知县。因在任上颇有政绩，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明中叶，文官外放领军，一般授总督名号，宋应昌督军援朝，“又以总督为不足重，始有经略之名。经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权远出总督下，至是始加隆赫……其敕书云：凡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总兵以下，如违军令者任自斩首”，“文帅之重，至此极矣”[4]（P551），说明明廷对此次出兵藩国非常重视。袁黄服膺四品，随行参赞，也是仕途上的一次飞跃。

不幸的是，和李如松被举荐一样，袁黄和刘黄裳获得推荐，也有特殊背景。史载，袁黄“故耆夙名士，为太仓相公门人，号相知”[4]（P441）。太仓相公即大学士、内阁首辅王锡爵，此时因故回乡，不在任上，赵志皋暂时代理首辅事务。刘黄裳与袁黄是同年，同为万历十四年进士。也就是说，刘、黄二人都是内阁首辅的门生。宋应昌举荐他们随军赞画，不排除有讨好王锡爵的目的。以这样的背景参与援朝，为袁黄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据《实录》记载，袁黄离开宝坻，调到兵部后不久，即遭到弹劾。万历二十年七月，吏科给事中李汝华上书，指责礼部尚书李长春、礼部左侍郎韩世能等不称职，连带提出“蔡可贤、袁黄俱不宜用”[3]（卷二五〇，万历二十年七月己未条，P4647）。他的理由是“沿边、沿海各有专官，各有信地，弃职业为讨贼之务，舍见任为添设之名，未行先升……今日添官，平日所设之官何为”？[3]（卷二五〇，万历二十年七月己未条，P4648）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在奏疏中曾称袁黄是“原任宝坻县知县，今升兵部职方司添注主事”[7]（卷十八，《覆李掌科论劾疏》，P551），可见袁黄是“添注”官，也就是编外官员，没有实际职事。李汝华弹劾袁黄的理由虽然只是不该“添设”，并不涉及他的实际工作能力，但遭人弹劾终归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

万历年间，党争已经渐成顽疾，当时最主要的斗争集中在吏部与内阁的权力争夺上。万历二十年年初，吏部尚书陆光祖在入阁斗争中失败，被迫离任。继任的孙鑨不知进退，公开与内阁对抗，恢复了吏部尚书在路途中不避让阁臣的旧例，将阁部之争表面化。精于任事的次辅张位奏准把原来由吏部廷推大臣，改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由皇帝裁用，削夺了吏部的部分权力，暂时占据上风。孙鑨一派不甘心失败，开始把目标瞄准次年的京察。袁黄作为内阁首辅的门生，被任命为赞画时又已到花甲之年，“潦倒迟暮”[4]（P563），在未来的阁部之争中很容易成为吏部一系的攻击目标。随军出征本来是袁黄建功立业的良机，但这样的政治生态却为袁黄的建功大志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明军中的南北之争

尽管参与援朝战争并非众望所归，但并不妨碍袁黄施展才华，袁黄本人也把这次出征当成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今将渡鸭绿，适朝鲜，奋武海邦，立功绝域，匪男子之壮游，实夙生之业债未了耳。”[8]（卷九，《与伍容庵书》）

万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宋应昌行文兵部，委派袁黄“亲诣天津、宝坻、山海关等处地方”，“会同地方该道官及新设备倭海防道，亲历沿边一带紧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处”[6]（卷一，《移本部咨》，P23），部署海防事宜。次月初八，宋应昌在致蓟辽总督的咨文中提道：

据赞画袁主事呈称：旧沿海卫所守备甚密，若宝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时，而国初因之者也。居住日夕，生聚甚繁。嘉靖二十九年，将正军四百余名尽数拨入振武营。三十八年，又将余丁四百余名抽戍石塘岭，而海上空无人矣！今宜以此军复还守海，而振武、石塘等处缺人，别募军补之……然不独梁城，凡天津等卫抽补者，各宜照此行之为便。[6]（卷二，《移蓟辽总督军门咨》，P29）

可见，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袁黄已经摸清了渤海湾腹地，特别是天津一带的海防现状，并提出了可行的改善意见。尽管这与其此前曾在宝坻任职，有一定积累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确有相应的才华，并非仅靠门户的荫庇。

十月，哱拜叛乱彻底平定，李如松脱身离开陕西，“充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3]（卷二五三，万历二十年十月壬寅条，P4711），着手组织军队，准备大规模入朝作战。十二月，明军进入朝鲜。次年正月初六，明军开始对平壤城北的牡丹亭发起试探性进攻。正月初八，明军对平壤城展开全面进攻，日军坚守一天后弃城南逃。明军乘胜追击，汉城以北的日军纷纷南撤，朝鲜半壁江山得以恢复。取胜后的李如松信心膨胀，率军直扑汉城。结果在汉城以北约30里的碧蹄馆遭到日军伏击。碧蹄馆一战，明军损失了300多官兵，而且大多是李如松手下的精锐家丁，士气颇受打击。此战之后，明军没有再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双方开始和谈。

在平壤大战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袁黄在做什么呢？

在宋应昌所撰《经略复国要编》中保留了开战前后其给袁黄写的两封信。一封写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五，信中写道：

第今日事势有难一一尽如吾辈意者。各兵老弱未经练习，且马多于步。不佞尝窃忧之。但中国目下可恃者，惟倭性畏寒一节。尔欲调换则动有牵制，欲操练则又稽时日。故不得不果时决意进剿。如再延缓，指日春和，我兵战阵未必闲习而倭奴得志，咎将谁归？……今已整刷三军，惟有决战而已。[6]（卷五，《与袁赞画书》，P93）

另一封写于平壤大战当天。在信中，宋应昌强调“林畔、云兴等处刍草米豆甚丰，遍山满田俱有荒草……且不佞复委艾君储蓄粮饷，陆续运解，似不足忧”[6]（卷五，《与袁赞画书》，P94）。

笔者在目前所见袁黄的作品中没有找到与这两封信对应的文字，但从其他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袁黄对战前准备工作非常担心。如在致户部给事中许子伟的信中，袁黄抱怨“特恨事多掣肘，官多坐视，调兵不发，运饷甚难”[8]（卷九，《与许甸南书》）。在写给保定巡抚刘东星的信中亦有“第恨我兵力甚弱，器械不备，运饷甚艰，不能远渡鸭绿，一张国家威武耳”[8]（卷十，《上刘晋川抚台书》）等类似言论。针对“各镇所遣之兵，彼以事不干己，老癃瘦弱，徒取兵数”的现实，袁黄还曾建议提督李如松：“愿足下精简堪战者若干，分为前后二队。前队须用朝鲜人为先锋，我兵弱者居中……”[8]（卷十，《再答李仰城书》）

从这些言论中推断，袁黄非常担心明军兵力及后勤补给都不充足的问题，作为赞画，很有可能建议宋应昌推迟进攻日军的时间。但从宋应昌的回函来看，袁的建议并未被采纳。

其实，权衡利弊，在没有充分战前准备的情况下入朝作战，不仅仅是宋应昌的想法，也是李如松的主张。史载，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朝鲜吏曹判书李山甫到辽阳拜见李如松。李如松表示：“我亦知春间用兵之难，故定于十六日，领兵前去矣。但所领兵马十万，而见来者四万余。待彼齐到，恐失天时”，故拟在“正月初间交战，收复平壤不出正月，收复王京，不出二月，收复诸道不出三月矣”[9]（卷三三，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癸卯条，P428-429）。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袁黄和刘黄裳共同向朝鲜君臣发出咨文，表达了必胜的信念。其中在论述必胜的理由时指出：“倭性畏寒，今岁厥阴，风木司天，阳明燥金，为初之气，立春后，尚有二三十日寒气未消，天时可乘……”[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壬戌条，P437）

袁黄作为军务赞画，相当于参谋人员。参谋对主官只有建议权，不能干扰主官决策。从咨文中看，袁黄已经接受了宋应昌、李如松在大军尚未集结完毕，即在冬季发动对日作战的主张，并予以贯彻。这说明他并不固执，而是谨守着赞画人员的本分。

袁黄是在正月初七入朝，并见到朝鲜国王李昖。史载，

是日，兵部主事袁黄渡江。上出迎于龙湾馆……袁黄曰：“天朝为贵国发大兵，若到安定绝粮退军则奈何？”上曰：“各站皆遣官支候，似无不足之忧。恐或军卒暮到，不及分给也。今闻下教，当更加申饬。”袁黄曰：“炮车无牛，尚滞途中，大军虽进，将何为乎？”上曰：“当更差官督运。[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辛酉条，P436）

朝鲜濒临亡国，一心指望靠明朝援军帮助赶走日军，对明军方面自然是有求必应。只是这样的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朝鲜方面并没有多大把握。事实上也正是朝鲜政府在后勤保障方面的无所作为，给战争的进程造成了严重影响。只是明军刚刚入朝，朝鲜方面的保障能力尚未经受真正考验，袁黄暂时也只能相信朝方的承诺。

不久，袁黄向宋应昌报告了朝鲜方面的粮料储备情况：“查得平壤相近之邑，如成山、慈山、殷山、顺川、价川、三登以东，永桑、甑山、咸从、龙冈、江西、三和、肃川、顺安诸处各有积粮，但拨军马分头搬运，即可足食。又黄海道离王京稍近，有稻米二万余石，豆三万余石。朝鲜国见行差官输运负戴，道路相属矣。”[6]（卷五《议取王京开城疏》，P112）可见，袁黄虽然支持宋、李二人在战争动员未全部完成之前就开战的主张，但对此前担心的后勤补给并没有放松警惕。

在关注后勤补给的同时，袁黄在和朝方的交流过程中还详细询问了朝鲜“八道共有多少兵马，为倭夺去多少，现存兵马多少，在何地方住顿，王京之前后左右有汝国兵马否？大同江邦边有兵马，复有兵马多小，庆尚道尚存兵马多少，在何地方”等问题[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条，P442），为下一步的联合作战积累了情报。同时，袁黄还和刘黄裳共同建议朝鲜政府宽待投贼民众，“已克平壤，本国人有投入贼中者，若自来，则饶而勿罪可也。其中同恶向导者外，自来者，何必罪之”，“若以一切之法，深治投入之人，则不可也”[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P439）。

明中叶，边防日渐废弛，军纪随之涣散，进入朝鲜的明军亦不免把国内的弊病带到邻邦。为此，袁黄及时发布禁约文告：

今据嘉山吏民等具状……军卒中无知之辈，乱打厨人，争先夺食，不成模样。据此看得朝鲜兵燹之余，人民乱离，天兵远来，专为救恤，往来官军，恃势侵凌，毁夺器械。以此驿夫苦累逃遁，致令公差忍饿，稽迟军务，两属未便。今后不许打夺饭食，不许抢掠财畜，不许欧（殴）辱官长，犯者依令处置。每驿各置循环簿二扇，本部用关防钤印，分别等第开后，仍每驿差官一员，坐守挂号。其循环五口一换，有地方倭情，即时传报。有不遵约束者，开名飞报，以凭申请，依令处斩。各驿馆夫，亦不许躲避，以致误事。[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丁卯条，P445）

整肃军纪本是维持战斗力的基本要求，但却在无意中把袁黄卷进了一场争端。

平壤大捷是明军罕见的大胜，本应大书特书，但明廷却迟迟没有论功行赏。延迟叙功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南北兵互相攻讦，进而招致科道官的弹劾无疑是首要因素。

宋应昌受命经略之初，由于九边劲旅大多在陕西参加平定哱拜的战斗，明廷调集的援朝部队主要来自内地，其中在嘉靖抗倭斗争中屡立奇功的浙兵占了很大比重。李如松出身北边，更熟悉边镇步骑的战法，因而在到任后很快调动了大批北边部队，加入到援朝大军序列。南兵长于火器，但以募兵为主，单兵饷额较高。北兵长于骑射和冷兵器对战，且以世袭军士为主，饷额较低。战法和兵饷额度上的差异，使双方很难不发生龃龉，这就要求军中各级官员做好相应的协调工作。但恰恰是李如松首先没有秉持公正的态度。

平壤之役，李如松原本想智取，但被日军识破，被迫临时改成强攻。为迅速打开局面，李如松下令“诸将无割级”[5]（卷九《海略》，P342）。南兵使用火器，善于远程进攻，行进速度明显快于主要使用冷兵器的北军，南将吴惟忠所部率先登城，立下头功。但战后李如松在报功时却把首功给了部将张世爵，北兵居上，南兵居次。按照方孔炤的记载，李如松率军进入平壤城后，“辽人窃级上首功，南人、西人皆无级，一时哗然”[5]（卷九《海略》，P342）。战前李如松明确要求不得割首级，战后却按首级多少论功，自食其言，南兵自然不满，以至于不久就传出“辽人之窃级也，多朝鲜人腐首”[5]（卷九《海略》，P342）的“流言”。

对李如松的做法，朝鲜方面也颇为不满。宣祖李昖甚至直接对臣下说：“张世爵与提督，同乡人耶？谓有功则可矣，至录于首功，则未可也。”知中枢府事李德馨亦明言“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条，P479）。对于北兵拿朝鲜人首级冒功的传言，李昖曾问臣下：“向义鞑子或见我国之人，必斩首削发云，然耶？”平安道监司李元翼回答：“然。无人处见之，则必斩而献之。吏民及城中男女往来之人，斩头断发者亦多矣。”[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可见斩杀朝鲜民众首级冒功的事确曾发生过。

由于李如松的错误做法，南北将领之间甚至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据朝鲜史籍记载：

德馨曰：“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栢、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军士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既出银给南兵云。”[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

被手下将领公开指责，且不得不出银犒赏南兵以缓和矛盾，等于在事实上部分承认了王必迪的指责，这对李如松的威信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冒功舆论出现后，袁黄及时赶到军中，质问李如松“何为如此之事”。据朝鲜方面记载，李如松大怒，

曰：“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攘臂大叱。袁黄曰：“此是公论。”其后黄谢以所闻之误，则北将亦叩头谢罪云耳。[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

按照这一记载，应该是袁黄和北将们各退了一步，基本平息了事态。按照中方的记载则是“赞画袁黄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经略乃令辽人均功与南、西军，并以一级叙惟敬名下，以大捷闻”。袁黄本人也认为李已经“翻然改悟，即出令禁止，且移酒相劳，欢若平生”[8]（卷十《上宋经略禀启》）。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是袁黄占了上风。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明廷曾派出锦衣卫指挥使黄应旸等赴朝。黄应旸曾对朝鲜国王说：“提督，辽东人，不辨皂白，只喜杀戮，故俺赍免死帖万余道，专为活民而来。愚氓虽或畏死附贼，而如非向道者，则俺皆给帖安接，许还其本业。”[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戊寅条，P452）如果没有人弹劾北兵滥杀冒功，明廷没有理由颁发所谓的免死帖。另据朝鲜知中枢府事李德馨汇报：“与其手下人相语，则提督见家书，多有不喜之色，云，谓曰：‘吾之事，为功为罪，未可知也。及来普山时，抚膺愀然不乐，此亦未知其故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李如松立了大功却担心受到处罚，进一步验证了他已遭到弹劾的判断。据载，朝鲜方面曾听见袁黄的下属私议，“主事同年二百余人，布在台阁，此言必闻之，闻之，则大事必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可见，李如松遭到袁黄的举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方孔炤的记载明显有问题。试想，如果袁黄已经当面令李如松低头，且与众军均功，等于彻底解决了问题，何必画蛇添足，去破坏自己好不容易实现的南北军和谐共处呢？王必迪又怎么会难耐气愤，公然挑战李如松权威？

不过，按照惯例，明军出征时会有纪功御史随行，记录官兵功绩，同时考校真伪，袁黄如果因为北军中出现冒功现象弹劾李如松，不免有代庖之嫌，史籍中也确实没有袁黄上书弹劾的记录。朝鲜方面在讨论李如松被参一事时也没有提及袁黄，而是说“似闻宋侍郎即奏本于朝廷，故论劾云”[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宋应昌出征时，神宗赐予他专敕，可直接处置副总兵以下官员，李如松身为提督，显然不在直接惩处的范围，通过弹劾打压李的气焰，倒是宋应昌的主要选择项。

早在明军入朝之前，已经有人看出宋应昌与李如松的关系不是很和谐。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朝鲜使节前往李如松府拜会，递上呈文，李如松颇为不悦，质问：“俺处亦当为咨，而今何独咨于宋爷耶？”[9]（卷三三，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癸卯条，P428）大有与宋分庭抗礼之势。朝鲜使节当即得出“大抵宋与李似不和协”的结论，并将其中的原因归结为李如松“新立大功，且多气，必轻视侍郎矣”[9]（卷三三，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己酉条，P431）。朝方的判断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指出问题的实质。

明中叶，文官集团的势力逐渐压过武官，以文制武成了事实上的定制。北将杨元曾公开向朝鲜臣僚抱怨“张参议、王同知等文官，出来各营，监放粮料。中朝文官，但为弄笔。如刘员外、袁主事、宋经略，不见一倭之面，而束缚武将太甚，使不得措手，甚为痛愤”[9]（卷八八，宣祖三十年五月乙巳条，P83）。李如松虽然在平定哱拜叛乱的战争中立了大功，但对这一体制性束缚也无能为力。

但宋应昌和以往的总督、经略不同，“当倭事起时，宋素无威望，物论无以阃外相许者，一旦特拔，议者猬起，且谓事权过隆”[4]（P563）。宋应昌迫于压力，尚未出征就不得不请辞经略防倭之命，赖神宗力挺，“嘉其忠信任事，不宜困言自阻”[3]（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乙丑条，P4692），这才衔命出征。这样的背景无疑又让李如松看低了几分。作为东征军最高军政长官，同时获得内阁及皇帝的支持，宋应昌本应尽力弥合文武官之间的罅隙，团结一致，但宋应昌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宋应昌，浙江仁和人，与以浙江兵为主体的南兵有着天然的联系。史载，“军中之事，则南兵每密通于宋侍郎”[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条，P479），南将“戚金与经略同心”[9]（卷四八，宣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条，P23）。李如松也曾公开抱怨“经略南人，未知一分兵事，全惑于南军之言”[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壬戌条，P497）。可见，宋应昌将南兵看成了自己的嫡系，这就形成了提督与北兵，经略与南兵两个存在诸多矛盾的利益共同体。偏偏明廷又“以南军受节制于北将”[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大概南北之事，最为可虑，南人多用权，北人势孤，故如此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79）。

这种交错式的人事安排虽然有助于制衡，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矛盾。按照朝鲜史料的记载，宋与李甚至发生了公开的对抗。“提督移咨于侍郎，其持咨之人，侍郎以棍杖打下三十。”[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两股势力在异国战场上互相斗争，最终的结果必然会是两败俱伤。

袁黄作为出身江南的文官，同时是宋应昌在兵部的下属，又是凭借宋的举荐才获得出征朝鲜的机会，种种因素注定他只能和宋应昌站到一起。史载，袁黄曾致书南将骆尚志：“凡论功之事，俱书而送之，皆以公等为首功，以报朝廷，公等将有大功。宋侍郎亦已知之。”[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李如松也曾对朝鲜官员表示宋应昌向朝廷汇报战功时“以吾为第二”[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壬戌条，P497），“军功奏本亦为壅遏，可为痛愤”[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条，P479）。可见，袁黄在向明廷汇报战况时和宋应昌态度一致，且事先有过沟通。这样，袁黄与北兵北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碰撞。

三、朝方制造的后勤障碍

虽然与北兵群体产生矛盾，但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并没有使矛盾激化，反而为袁黄赢得了一次立功的良机。

碧蹄馆一战后，明军再没有展开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有士气受挫的缘故，但并非主要原因。由于是仓促上阵，明朝政府的战争动员并没有全面展开，虽然已经筹集了大批后勤补给物资，但根本来不及有序运到前线，因此对朝鲜政府提供的粮秣非常依赖。朝鲜君臣为了借助明军复国，也承诺提供足够的粮饷和运输人力、物力，这才有了上文中提到的袁黄平壤、成山等地有米豆五万余石的报告。在明军南下直取开城之前，宋应昌在给明廷的报告中还曾提道：

臣于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令都司张三畏，转咨朝鲜国王，要见进攻平壤，以兵四万、马二万，各计算，务令本国处办两个月粮料堆积，自义州以及平壤一带，听候支给两月，方支中国接济粮料。如克复平壤后，倭必遁归王京。彼时兵贵神速，势必进取。但王京去平壤已远，江山险阻，中国转输更难，而客师深入，其粮料亦须支给。本国亦以前兵马计算，务足两月，始克有济。随准国王咨，报义州以及平壤一带，见在本色米六万五千七百余石，豆六万八千四百余石，剉草十万四千二百余石。其报平壤以及王京一带粮料数目，亦略相同。备开到臣，臣已将原文封送本兵查照讫。而今称粮饷颇艰者，盖先因倭奴把截平壤、王京一带，其中积贮焚掠已空，即中国与朝鲜刍粮，彼时未敢前运，实恐倭从中路邀夺者，势也。今平壤遽下，大兵遽进，而一时粮虽见存，转输不迭，实以引重致远，难于疾趋者，亦势也。臣已屡咨朝鲜国王，速发各处人夫牛马车骡尽力挽运……[6]（卷五《议取王京开城疏》，P111）

可见，宋应昌也相信朝鲜方面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粮秣，只是存在运输困难而已。但实情却令人大跌眼镜。朝鲜工曹正郎徐渻曾报告他看到的收复平壤之后的城内景象：

臣自七星门，入平壤城，见各卫所屯天兵，皆极瘦瘠，虽复留养十数日，未可用于战阵，而倒损者，又不知其几。天兵之屠马者，分肉者，持肉而往来者，触目皆是。而谷草不敷，天兵腰刀刈草于山野，十数里之地，担者、负者、戴者，陆续道路，所见极为惨恻。而问诸该官，则料草一事，尽心力为之，措置无路云。臣见调度使：“顷日因袁主事，咸定一日支料五升，自今二十一日留平壤主事委官，以战马饥疲，加给二升。库中见存黄豆仅一千石，而一次所给，至于三百石，若久留则后无可继之道，极为悯虑。”[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丁未条，P484）

如果有数万石粮草，怎么可能逼得明军杀马食肉？李如松入城后，朝鲜左议政尹斗寿前往拜会，在以国王名义发出的咨文中仍称米、豆各二万石，李如松毫不客气：“昨日査大受禀帖云人马饥困，并日而食云，咨中之实，必不实。”尹斗寿不承认有假，以“黄海道粮草陆续来，故见存如此”搪塞。李如松于是行文宋应昌，“前日闻四十日储粮之言，入于平壤，则翌日粮尽。前言四十日粮之言，果安在也？今此开城四万石之言，亦不可信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壬子条，P488）。其实，就是国王李昖也不相信本国还有这么多粮草，他曾明确说：“开城粮豆四万石见存之言，然乎？非但天将不信，予亦不信。”参赞官沈友胜称开城府有粮二万石，“今日崔滉书状中，亦曰海州米豆，时方船运于开城，柳成龙通关还止，使用于其处云。以此观之，非虚言矣”。李昖则说：“予则本不信也。速遣宣传官掷奸可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壬子条，P489）“在义州时，常以措备粮饷为言，则朝廷以自然为之为对。而今者粮饷匮乏，士马饥困，至于退屯，此非提督之咎也。无粮而请留，则是欲使坐而饥死也。”[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条，P479）连李昖都不相信臣下的报告，足见朝鲜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提供明军继续南下作战的粮秣。

虽然不能履行承诺，但朝方不顾一切催促明军前进，力求全面恢复故土的努力却没有停止。为此，袁黄不得不联合刘黄裳向朝鲜政府发出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咨文：

劝宾以酒，犹欲宾憩而饮，恐之急而涌也，今为人杀贼，转战数千里，而不欲人息而喘乎，岂人情也耶？今将士之力战功高也，不思敬戴以劳之，军卒之裹疮疾病也，不思惜而饱怀之，马瘦而死者半也，不思饲而医药之，怡然高卧，若倩人斗者，尤怪胜者之拳，不加疾也。率尔咨来，促其进战，此何心哉？尔国君臣，独不见天时乎？二月雨不休，冰解雪淖，泥深数尺，上没马腹。想尔国兵不能战，而能泥行哉，请以尔马先之，吾兵即继于后……尔国粮既不足，草又短小，不思勉力丰办以待兵至，径咨来催战，何为其然也？[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乙亥条，P508）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补给跟不上，明军只能“有一城之粮草，进一日之兵马……前途粮草略备，且挨城而进”[6]（卷五《议取王京开城疏》，P112），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朝鲜国都汉城尚在日军手中，尽管明朝决策层已经准备与日军议和，但如果就此停战，不仅无法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而且有前功尽弃的可能，所以，尽管可以指责朝鲜政府支持不力，但攻取汉城仍是明军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时，赞画袁黄想到了一个良策。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宋应昌曾致书袁黄，信中写道：

军中用间诚为胜算，然必任使得人方能济事。今冯仲缨等往说咸镜，已有头绪，乃王宗圣又欲往王京说之。夫倭奴当胆寒粮少之时，机会甚有可乘。宗圣如往，事必可望。谨如命给与牌票，便彼行事。如得成功，贤于十万师。门下延揽英雄之功非细。仍给王宗圣银百两，家丁四名，每名给银三十两，以鼓其志。其冯仲缨、金相等查果的确，亦当破格赏之。事竣日并为优叙。中间往说事宜，尤望门下丁宁，以图万全为望。[6]（卷六《与袁赞画书》，P134）

从信中可以看出，袁黄提出用谍战代替兵战的建议，并准备由手下幕客冯仲缨、金相、王宗圣分头具体执行。

另据朝鲜史籍记载，获知袁黄准备用间后，领议政崔兴源曾亲自找到袁黄：

臣到袁主事下处，告曰：“本国二王子，时在咸镜道倭贼中，若大人差人飞檄，付送贼中，则庶有生还之理，故方欲仰渎此意。而适闻大人差冯相公等往咸镜道云，此实机会。望大人作檄文，以付冯公之行。”主事即取笔砚作札付后，仍招前差三十人于前，问之曰：“汝等之中，有能入于咸镜道贼中，传此札付，图还二王子，则我即报兵部，为世袭指挥。”有二人应募曰：“小的愿往。但俱不识字，欲得一识字者同往。”主事曰：“既汝二人应募，识字者，汝可拣了。”主事且曰：“本国北道，有一万兵云，故我差冯、金二人，领管下兵三十人同往，向导之人，须以惯知道里者定送。”[9]（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条，P454）

用间的前提是严守机密。间谍尚未出发，朝鲜方面已经得到信息，并附加了任务，这说明明军和朝鲜方面保持着顺畅的信息交流，但也增加了泄密的风险。因为“陷在贼中”的两位王子是朝鲜政府的心病，所以就在崔兴源求助于袁黄的同时，唐陵君洪纯彦也向李如松求助，希望“老爷到平壤，作一通檄书送贼中。彼既震慑皇威，必能悔祸”[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壬戌条，P498），放回二王子。

李如松是否兑现诺言不得而知，但袁黄的计划无疑是成功了。史载：

……有谍言清正截鸭绿江，遮我归路。经略宋应昌茫然无措。刘黄裳议还辽避之。袁黄幕客，山阴冯仲缨请使清正说之，因请同事金相为副。应昌赏之，奉谕帖以往。至咸镜，留相外观形而仲缨单骑突入倭营，清正盛张军威迎之。仲缨立马大言，清正慑服，率诸酋跪拜受谕，亦以秀吉受封为请。仲缨曰：先还朝鲜王子、陪臣如约，然后可。清正唯唯，随令王子、陪臣见，与订盟，交割王京，传示拔寨东还。仲缨诳之曰：恐朝鲜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既行，金相领徤卒百人，俟倭尽，邀其星落者杀之。黄裳忌黄收功，责其通倭结好。仲缨示以所杀，乃愧服。分级十之三与刘门下。应昌叙其事，如松怒，揭仲缨卖倭宵遁，论以军法，并揭袁黄罪。袁遂削籍去。[5]（卷九《海略》，P342-343）

另据宋应昌报告，在冯仲缨等南下，以纵横之术游说日军的同时，宋“又遣游击宋大斌、指挥赵应爵等领兵于益水、剑山等处张疑设伏以惧之”[6]（卷十三《恳明公道早赐生还疏》，P267）。前有冯仲缨等游说，后有明军疑兵，前后配合，袁黄的幕客不仅救回了两位王子，而且诱使日军同意放弃明军梦寐以求的汉城。按照宋应昌的说法，在冯仲缨等游说之后，宋又与李如松、刘黄裳等合议，“乘其倭有惧心，哀请将机就计。复遣沈惟敬、周弘谟、胡泽、沈思贤等议封、议贡，赚而出之”[6]（卷十三《恳明公道早赐生还疏》，P267），最终收回汉城。不论宋应昌所述是否属实，袁黄及其幕客的用间计划都是成功的，在收复汉城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方孔炤的记载来看，刘黄裳事先并不知道袁黄的计划，说明保密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分一部分首级与刘黄裳，可以平息刘黄裳被瞒的怒气，但关键是计赚日军撤退已经是奇功，还有必要邀劫日军散兵，获取首级，画蛇添足吗？如果这些首级不是供袁黄等报功，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据朝鲜史籍记载，袁黄在见朝鲜官员时，曾“执沈喜寿手，入卧内，愿得首级新鲜者”，“且曰：非但我也，经略之意，亦如此。”沈喜寿问：“大司马，以皇朝重臣，总兹戎重，官非不高，功即己功，岂肯为此？”袁黄回答：“大司马岂不欲升职？且有不文不武两子，岂不欲得首级乎？”[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条，P510）据此可知，宋应昌曾希望借东征的机会，为两个不肖的儿子表功，换取官位，只是不便明说，才假于袁黄之口。对于这样的传言，李昖颇为怀疑，提出“此乃冯之事，无乃讹传为袁之言耶？”[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条，P510）袁黄是否说过这些话，因为是一面之词，无法坐实，但宋应昌试图徇私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李昖还曾说过：“宋侍郎所为，甚不好也。足不践朝鲜地方，而欲参平壤之功。受天下重寄，处事如此，未知其可也。”[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条，P496）冯仲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碧蹄馆战役之后，则李昖所说宋应昌“欲参平壤之功”，当发生在这之前。另外，李如松以前也曾指责宋应昌“验首级之时，以其亲属未越江者并分给而录功”[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壬戌条，P497）。据此推断，冯仲缨、金相等截杀日军散兵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宋应昌的需要，至于事先是否得到袁黄的授意，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刘黄裳参与分功，说明他的政治品格与宋应昌没有大的区别。

计赚汉城本是一个奇迹，但却给袁黄招来大的麻烦。《李朝宣祖实录》记载：

备边司启曰：“伏见领议政崔兴源状启：李提督言北道斩倭之事皆是刘员外、袁主事管下之人，提督前不为文报，且求见本道状启。云，所谓本道状启者，前日北道斩倭首级，与生擒一倭，具由状启，而路遇冯仲缨等，并与生倭首级，状启而夺之云。其状启终不得达，假令送之，无益有害……且仲缨等，皆是袁、刘最亲之人，渠之所为，本来无理，而在我周旋，极为难处。今日所索首级，时未送之，而渠闻李提督即日当到，而先为发去，故令差备通事，周旋善辞，不为给送。”上曰：“依启，恐忤李提督之意，不可不详察而处之。奉命出征，瞻聆所系，虚占首级，以要功利，冯仲缨、金相之徒，虽不足数，袁黄、刘黄裳，则称是文儒，而亦不无预知之事，窃为中朝士大夫耻之。”[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辛酉条，P496）

从这段记载来看，李如松显然没有从这次用间中获得什么利益，否则无须借助朝鲜的官方报告来打压刘、袁。结合方孔炤的记载来看，李如松应该没有获得朝鲜方面的实质支持，于是直接给冯仲缨等扣上“卖倭”的帽子，进而上书弹劾袁黄。袁黄后来获知李如松“背后作密柬送长安，诋职争功，以李材相比，欲致之死地”，但认为“必无此事。如果有之，则其人反复险诈，机关难测矣”[8]（卷十《上宋经略禀启》）。李、袁矛盾是南北兵矛盾的一个体现。李如松上书弹劾本质上是泄愤，但却把袁黄推向了深渊，成为其丢官罢职的助推器，因为此时的明朝内部正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风暴。

四、来自京城的干扰

万历二十一年是京察大计之年。正月，大学士王锡爵归省还朝，重新担任首辅。为打压内阁，以尚书孙鑨为首的吏部官员借京察，把包括次辅赵志皋之弟在内的许多阁臣亲信黜落，“凡大奸慝及政府私人为世所指名者，无一得免”[10]（卷十六《明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光禄大夫清简孙公神道碑》，P234），又绕过内阁，直接将察疏上奏皇帝，且获得批准。虽然打击了内阁，但由于过于强势，也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台谏有欲为私人地者，既不得请，亦以怼考功，而又欲自效以结于政府，相与私语曰：今年拾遗拾吏部，他不足问……于是仍掇前语，以引虞淳熙入吏部为私，复及主事袁黄、郎中杨于庭。”[10]（卷十六《明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光禄大夫清简孙公神道碑》，P234）袁黄因此被卷入京察之争。

在接到科道官的弹章后，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为袁黄做了很多的辩解，认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文藻著名，而人不满其行辩言倾听，而人多疑其心，此则近于有才而奸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系居乡，当官未闻显过，遽难议斥，似应以浮躁降用者也”[7]（卷十八《覆京察拾遗疏》，P544），“袁黄辩博无方，足称才士。顷者，总督荐升备倭佥事，臣等以舆论不一，未敢推用，正与科臣之意相合。然其才华蕴藉，自难多得。若反正务实，必当过人，相应令其赴任供职”[7]（卷十八《覆李掌科论劾疏》，P551）。

在遭言官拾遗弹劾的三人中，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既是吏部官员，又是孙鑨的同乡，杨于庭刚刚在平定哱拜叛乱中立功，只有袁黄身份特殊，因为他是首辅王锡爵的门生。袁黄早年师从阳明后学王畿，崇尚心学。他的另一位老师唐顺之则深受禅宗影响。史载，袁黄入朝后，“尝命题以朱、陆之学，试文于我国人。我国人无他言，但答曰：‘我国但知有程、朱之学云。厥后寄书于其师赵公，自夸曰：‘吾道学大肆于外国云，可见其人之浮妄”[9]（卷四八，宣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条，P23）。又“好佛，持身如僧”[11]（卷二七，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辰条，P241），“出外国临大军，至垂念珠”[9]（卷四八，宣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条，P23），以至于李如松骂他是“可恶老和尚”[9]（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条，P480）。这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朝鲜显然得不到认同。对于他的这些“异端”行为，宣祖李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其人非寻常底人……著书亦多，分明非庸人也，渠之为人，心术不明而然也。”[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条，P510）

袁黄在入仕途之前就已很出名，对于自己宗奉的掺杂了大量禅学因素的心学思想坚信不疑。在朝鲜尚且大肆宣扬，在国内自然也会引以为傲。问题是万历中期的思想界陆王心学已经不占主导地位，袁黄大肆宣传心学势必引起宗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的反感，进而招致政治层面的打击。朝鲜史料称其“辨论四书注疏，逐节非毁，未久以左道惑众，遭台劾”1，印证了这一点。王锡爵作为他的座主，科道官员不顾及他的颜面，执意把袁黄列为打击对象，王锡爵也没有去维护他，估计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袁黄难容于众人的学术“异端”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为这些因素，吏部在权衡后做出让步，把袁黄推了出来，同意将其罢免。“袁黄心行既多可议，赞画尚未成功，是以臣等拟以降用。夫以黄投身豺虎之窟，为国御侮，犹不得免，岂非以计典之重哉？”[7]（卷十八《覆京察拾遗疏》，P544）但袁黄人在朝鲜，且多有功绩，吏部的意见等于把球踢给了皇帝，“袁黄奉旨赞画征倭，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圣裁”[7]（卷十八《覆京察拾遗疏》，P544）。

吏部的方案出来后，刑科给事中刘道隆为了迎合内阁，率先劾奏“该部曲为解说，仅议一袁黄而止，非体”。内阁随即上言，批评赵南星“非人抑扬太过，致招訾议”，建议“仍黜虞淳熙、杨于庭，以从公论”，但“袁黄候征倭事毕议处”[3]（卷二五八，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己未条，P4790），等于把吏部的方案完全推翻，同时又保住了袁黄。如果这一方案被接受，内阁一系将获得全胜。

不甘心的孙鑨再度上疏分辨，力保虞淳熙、杨于庭，结果触怒皇帝，被罚俸三月，赵南星官秩降三级。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纷纷上疏，抨击内阁一系，试图扭转局面。其中礼部精膳司署员外郎事陈泰来公开指责“部权归阁”，吏部除个别官员外，“奔走请教，一一禀承”，“今日复借拾遗处分，荧激圣怒。即昨年之故智，将来必挈权以阿阁臣，而后为不专权，必植党以附阁臣”[3]（卷二五八，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癸未条，P4799）。王锡爵见辞连自己，随即提出辞职。神宗手诏慰留，并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庭、袁黄、陈泰来等全数罢职或降级。在这次政争中，内阁获得全胜，袁黄却作为牺牲品，被无情地抛弃。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宋应昌在信中提到“旬日前不佞虑及此，豫致书石老先生并当轴诸公。昨睹邸报，果符所料。然海上之事待公纡谟，以收完续。当事者已允不佞所嘱，谅多口不足为硕德累也”[6]（卷六《与袁赞画书》，P133）。似乎宋应昌早已料到袁黄会遭到纠弹，这其中除了惹怒北兵，遭李如松弹劾的因素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

在对待侵朝日军的方略上，明朝朝野一直有战与和两种意见。前者大体是言官们的主张，后者则或多或少与军方有联系。万历时期的国库并不丰盈，加之刚刚进行一场平叛大战，明朝政府在事实上并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的条件，这也是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军方在与日军大战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封贡的原因。但收复汉城之后的中、日和议始终未能达成，主和派因此屡遭言官弹劾，石星甚至因此锒铛入狱。宋应昌也未能幸免，在停战的当年，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洪启睿即上章弹劾他误国，“夸而自喜，恡而寡谋”，“粉饰封贡之说，以欺陛下”，“捐金行成，卑辞绌体”[9]（卷五二，宣祖二十七年六月己酉条，P91-92），甚至有允诺和亲的嫌疑。

允诺和亲的罪名太大，宋应昌急忙上疏辩驳：“臣查款贡一事，臣实借此赚倭。平壤之克，王京之出，釜山之归，虽借将士、策士之力，而兵不厌诈，亦每用此着而阴助之，兵机宜密，难向人语，人每不识而议之。臣于未复王京以前，臣实未曾题请封贡也。倭在王京乞款，臣始言之。然臣止是请封，未曾请贡。但惟敬至辽阳时，赞画主事袁黄曾言倭中人有指封贡为和亲说话。臣与赞画刘黄裳大骇，面折其非，袁黄不悦，遂条陈征倭有十不利之说，此二十年十二月初间事也。”[6]（卷十四《辩明心迹疏》，P281）宋应昌不承认主动议和尚可理解，但他把首倡和议，提出和亲的责任推给袁黄就很成问题了。

袁黄主和是事实，他在致同僚的信中多次提及“当以封事为权宜，以守御为实事，若浪战，非策也”[8]（卷十《与吴海舟侍御书》），“今（李）必欲进剿。上兵伐谋，战非得已，即战而有功，亦非完策，况未必然耶”[8]（卷十《答王晴江书》）。在《李朝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右议政沈喜寿曾说“今此和议，袁主事主之，刘员外赞成”[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戊寅条，P512），宣祖李昖也曾抱怨“渠之学术虽如此，成事则可，而其人主和，误我国事矣”[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条，P510）。问题是袁黄只是赞画，他有权做出和或战的决策吗？

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明军曾俘获少量日军。从战俘口中，明廷了解到了丰臣秀吉的真实战略意图，“可见倭奴本情实欲占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救朝鲜实所以自救，非得已也”[12]（卷十三《请处降虏疏》，P251-252）。这一情报结束了是否要援朝的争论，争论的焦点转移到是战还是和。主战派追求速战速决，彻底解决日本的威胁。主和派则支持封贡，不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争取缓冲时间。

战前，兵部尚书石星曾密遣侦探赴日本收集情报。其中的史世用假扮商人与泉州海商许豫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顺利抵达日本萨摩。史世用不仅探得日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而且与萨摩州地方势力取得联系，发现日本内部存在严重矛盾、对战争的走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这些情报为决策层推进谈判奠定了心理基础。加之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朝鲜方面配合不力，明军也不具备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条件，所以从收复汉城开始，明朝决策层的战略重心就已转到和议层面。主张谈判的是取得内阁支持的兵部尚书石星，宋应昌是石星的坚定追随者，“石尚书与宋应昌为一体”[9]（卷四八，宣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条，P23），“侍郎出来，和、战决矣”[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条，P496），袁黄充其量只是中央决策的执行者，怎么能把主和的责任推给他呢？另据朝鲜史料记载，“提督军中，一闻和议之成，莫不喜悦，欢声如雷”，“非但人人皆喜，提督亦甚喜”[9]（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戊寅条，P512），可见，即便是当初主战的军方也支持议和。与日方谈判是整个东征军都支持的事。

至于所谓的和亲，更是无稽之谈。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李如松家塾师诸龙光，故浙江余姚人也。受李氏恩豢已久，后复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渐疏外之，龙光积忿未发。会如松奉征倭之命，先胜于平壤道，后败于碧蹄馆，久戍朝鲜，而封贡议起。如松颇附会文帅宋应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结东征之局，此实情也。一时抑和主战者，议不得伸，渐谓军中行贿媚倭，至甲午四月，且有和亲结好之说。龙光遂借以倾李氏，上急变告如松私许日本与天朝和亲。御史唐一鹏等信之，遂露章劾如松并东征在事诸臣。科臣乔允，因而和之。上命讯之，实无此事，下龙光究问主使之人，不得。……按古来北虏与中国和亲，唯汉、唐有之，未闻岛夷也萌此念……造为此说者，皆出东征失志游棍，流谤都中，而言路地二无识者，遽登之白简……[4]（P438）

可见，和亲之说原本就是“东征失志游棍”制造，用于打击异己的谣言，传播开之后，转而成为主战派攻击政敌的有力武器。宋应昌作为东征军最高统帅，对这一流言本应详加调查，澄清事实，可他却急于洗刷自己，硬生生把这一罪名强加到已经被免职的袁黄头上，其人政治品格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结 语

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是晚明时期影响深远的一次大战。但此时的明朝已经是将倾之大厦，疲态尽显。国库收入有减无增，只论归属，不论是非的朋党之争，长期的右文抑武以及军队内部的派系争端等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明朝政府的根基。面对强敌，明朝朝野本应捐弃前嫌，同心协力，一致对敌，但已经严重恶化的政治风气盖过了理性的思考，前线将士不仅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反而成为明廷诸多矛盾与积习的集中爆发点。战前动员过程中的多方掣肘，战争进程中的派系斗争及不时作祟的私念都给大战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兵部主事袁黄以衰老之躯入朝参战，忠实履行赞画职责，却在朝鲜政府后勤保障不力，被迫用计策骗取日军后撤，进而收复汉城，立下大功之际，怀着“弓藏鸟尽应无恨，尚恨林深鸟未除”[8]（卷八《咸镜报捷闻归田之命》）的愤懑凄然离职，且在战后“归而论功，幕府走卒皆得以徼尺寸之荣”之际“某没不与”[8]（卷十《与王带水知功书》），无寸功之赏，成为明廷内部纷争严重干扰战事的一个鲜活例证。

参 考 文 献

[1] 关涵予：《壬辰战争研究综述》，载《前沿》2013年第18期.

[2]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3] 《明神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方孔炤：《全边略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6]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

[7]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

[8] 袁黄：《两行斋集》，天启四年嘉兴袁氏家刻本.

[9] 《李朝宣祖实录》，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昭和三十六年（1961）.

[10] 黄汝亨：《寓林集》，续修四库全书丛书影印本.

[11] 《李朝宣祖修正实录》，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昭和三十六年（1961）.

[12] 王锡爵：《王文肃公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