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的心学解读

2016-12-10刘浩

求是学刊 2016年5期

摘要：金圣叹的《水浒传》人物论包含着深刻的心学寓意。金圣叹的心性论源于浙中派的王畿和泰州派的王艮。他非常推崇自性呈露的大自在境界，但同时不废礼法，以礼法作为良知天则的补充。金圣叹认为人生而孝弟，故其人物论特别注重对人物孝弟心性的阐发，能否至诚地展现孝弟天性是金圣叹品评人物高下的重要尺度。朝廷奸佞的迫害使梁山好汉心中积聚了“怨毒”，遂迷失了本性，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人物群像的批改，展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这一主题反映了金圣叹思想保守落后的性质。

关键词：金圣叹；心性论；孝弟；怨毒

作者简介：刘浩，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124-07

“独恶宋江”出自金圣叹之批语：“《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1]（3册，P29）金圣叹“独恶宋江”也就成了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金圣叹对梁山好汉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他由衷地赞赏武松、李逵的为人，誉之为“天人”[1]（3册，P515）和“先天之民”[1]（4册，P681），但同时又称他们是犬彘不食的“恶物”[1]（3册，P17）；他厌恶宋江的虚伪，称之“全劣无好”[1]（4册，P643），但又欣赏其权术，感慨“真好宋江，令人心死”[1]（3册，P414），“何物小吏，使人变化气质”[1]（3册，P415）。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机？他在著述中反复强调他批诗、批小说、批戏曲用的是“一副手眼”[1]（2册，P855），可见其文学思想是一贯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看似矛盾的表述归结为他率性而作造成的疏漏。以往研究常将焦点引向对金圣叹政治立场的讨论上。有学者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梦想着有个嵇叔夜横空出世杀尽梁山好汉，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伦理的险恶用心[2]（《论金圣叹》，P542）；有学者认为金圣叹同情底层革命，他保留了原著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独恶宋江”只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伪装[3]。从论争的效果来看，对金圣叹政治立场的分析始终无法圆满地解释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陈洪指出金圣叹的政治立场相当复杂，他不满于清廷的残暴，内心向慕五柳先生，但始终无法忘怀于功名。顺治帝的一句评赏点燃了他长期压抑的建立功业的渴望，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最终难以形成一贯。[4]（P142）因此，以政治立场为切入点解读金圣叹的《水浒传》人物论是非常困难的。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要之读金本《水浒传》者，不妨当作圣叹自作，一切圣叹对于小说之见地，处处可窥，至其对于文学之价值，虽有独见，对于批评之使命，则欠忠实，此亦无可讳者。”[5]（P334）朱先生所言极是，与其说金圣叹欲解读《水浒传》原著的本意，不如说他欲借此来表达他自有的一套哲学观念。因此，我们欲解释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的寓意，首先需要阐明他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找寻其批评话语背后的思想逻辑。金圣叹一些主要的文学批评范畴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陈洪说：“金圣叹的‘忠恕说受到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的影响，甚至说其中带有罗汝芳等人观点的印痕，当非牵强之词。”[4]（P170）吴正岚指出，金圣叹的“忠恕”说对王畿、李贽的思想是有所吸收的。金圣叹以“有不善，未尝不知”来反对“好善恶不善”的修身方法，与王畿主张先天正心的思路基本相同；李贽推崇真心的倾向，也影响了金圣叹“忠恕”说对至诚的重视。[6]本文就从金圣叹的阳明心学思想入手，谈一谈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的哲学寓意。

一、金圣叹的心性论

金圣叹的心性论分为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方面。金圣叹论本体时说：“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1]（4册，P771）本体无善恶之别，寓于鲜活的生命中，处于圆融无碍的状态。本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本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又体现为天然的尺度。人之所欲为性，当本体发挥作用时，人之所欲便会自然“中节”，不逾越规矩。金圣叹在《西厢记》批语中提出好色即是淫，但此种淫有节度，绝不是欲望的泛滥。他指出莺莺爱慕张生是佳人遇见才子的必至之情，然而莺莺天性“矜尚”，不会直白地吐露心事。[1]（2册，P1018）天性“矜尚”指的是人天性中的约束力，它不同于礼法，但这种天然的尺度与礼法的规定又是一致的。

在工夫论上，金圣叹主张要顺随本性的自然呈露，而不杂入后天的意见。他的这一主张深受禅门洪州宗和临济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圣人千案》中引用了很多禅门公案，以阐释这种自性呈露的境界。《藏头案》讲述了一个小和尚不解“离四句，绝百非”的含义，逢人便问。马大师不堪其扰，便应了一句“藏头白，海头黑”。金圣叹评曰：“这僧吃江西饭，屙江西屎，随分盐酱，粗过一生便休，问甚‘离四句，绝百非？”[1]（6册，P931）他认为纠结于经义不足以悟道，当下生活便是道的呈现。人们只需在生活中的一举手、一投足中去感受道的运行。马祖道一曰：“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7]（P468）义玄曰：“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8]（P3）洪州宗的马祖道一和临济宗的义玄都充分肯定现实生活，着力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悟人生的真实。由于随顺本性没有常法可循，行为主体的性格便常带有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感。被金圣叹誉为“天人”的武松就是这样一种形象。金圣叹评价武松时说：“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1]（3册，P515）而徐增所见到的现实中的金圣叹又何尝不是如此。徐增说：“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9]（P367）可以看出，金圣叹在生活中自觉地实践着自性呈露的境界。

从理论渊源上说，金圣叹的心性论受浙中派王畿和泰州派王艮的影响较大。王畿认为王阳明的四句教只是“权法”，因此提倡先天正心之学。王畿曰：“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10]（《致知议略》，P130）王畿认为本体即是工夫，二者不分先后，因此提倡简易直截的修行方法，直指心性“不犯做手”[10]（《致知议辩》，P134）。金圣叹主张随顺本性呈露的自然人性论明显受到了王畿“致良知”说的影响。王艮的学说以“安身立本”为要。王艮曰：“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11]（P713）但王艮的“安身立本”思想并非将人导入自利，而是教人把一切过恶归到自身来，从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王艮有强烈的兼济天下的愿望。他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11]（P712）金圣叹也有类似的表述：“学者诚得闻此，内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为圣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辅王者。”[1]（4册，P771）金圣叹的学说以参赞造化、成己成物为旨趣，明显继承了王艮的观点。

然而王畿和王艮的理论都存在缺陷。王畿所说的“不犯做手”的“大自在”境界只有少数上等根器的人才能达到。王阳明很早就洞见了这个问题，他提醒王畿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12]（4册，P1317）到了金圣叹生活的时代，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社会上出现了“盲禅”猖獗的状况。钱谦益在《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缘疏》中说：“上堂下座，戏比俳优。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聋瞽相寻，愈趋愈下。”[13]（P1724）很多人并未参透禅机，却袭用了禅宗的形式，以此来欺世盗名，形成了很恶劣的学风。王艮的贵身思想原本建立在主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但在其后学中，肯定私欲的观点得到了强化，甚至将名教推向了对立面。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1]（P703）这种异端色彩在李贽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李贽充分肯定人欲，他在《答邓明府》中说：“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14]（P41）在《寄答留都》中说：“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14]（P265）李贽肯定人欲、蔑弃礼法的狂人姿态，使得士大夫纷纷予以指责。耿定向称，不讲孝弟忠信，“终是禽兽之根骨，不能出类也”[15]（《与李卓吾书》，P691）。李贽强调私欲、寡言节制是他与人交恶、到处受驱逐的根本原因。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金圣叹的心性论大体沿用了王畿、王艮等人的观点。但在面对阳明后学所出现的危机时，金圣叹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往的心性学说进行修正。受钱谦益通经学古、以教疗禅思想的影响[16]，金圣叹在崇尚个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法。金圣叹认为礼法是道的体现，将礼法作为良知的重要补充。金圣叹认为君子心性至诚，故“勉勉于天性”[1]（3册，P429）即可；常人难免受私欲的侵扰，故需礼法加以疗救。他说：“礼不为我辈设，自是千古透底语，然未尝不为儿子辈设也。”[1]（2册，P737）为了使礼法更好地发挥效用，金圣叹还为常人指示了修行的次第。他指出渐修分为三个层次：择善、慎独、止于至善。[1]（4册，P770）这是一个从有所取舍到从心所欲的过程。金圣叹重视礼法，但其旨趣仍然落在自明心性上。他说：“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1]（4册，P770）马积高说，金圣叹在讲“遂性顺欲”的同时，还讲性随习变，故而强调“修道之教”，但修道的目的却仍是发掘先天的道德素质。[17]金圣叹的这一主张比较符合王阳明的本意。王阳明曾将心性的修养比作炼金，金的成色越差，锻炼的过程就越繁难，但无论怎样，锻炼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取足金。[18]（P63）因此，金圣叹所说的渐修的三个层次就是一个去除私意、私欲，以恢复澄明心体的过程。

二、天人与孝弟

在《水浒》人物群像中，被金圣叹品为上上人的为数不少，但他却独爱武松、李逵二人，即便是“人中绝顶”[1]（3册，P31）的鲁达亦有不及之处。从当下的道德立场来看，武松这一形象是存在人格缺陷的。萨孟武说，快活林就是一个近乎托拉斯的垄断组织，施恩从中渔利是靠着自己的拳脚和他管营老爹的政治势力。快活林为一个更凶悍且靠山更强硬的蒋门神霸占是很自然的事。[19]（P81）武松帮助施恩夺回快活林，由此卷入了一场强权的博弈，实在算不上英雄之举。我们说人物品第的高下与批点者的评价尺度有很大的关系。武松和李逵之所以被喻为“天人”、“先天之民”，这与他们孝弟的品性有很大关系。

吴正岚说：“金圣叹的伦理理想是表里如一的真忠孝。”[16]因为重视“真”，金圣叹特别强调人物心性的“至诚”。“至诚”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直心而动，不假修饰。武松、李逵、鲁达都是爽直人，每遇不平之事，便以拳脚来解决问题，并甘愿承受由此造成的后果。当鲁达听说金氏父女的冤情后，起身向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金圣叹批曰：“快人快语，觉秋后处决为烦。”[1]（3册，P93）武松得知施恩快活林被夺之事后说：“我却不是说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说了，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有酒时，拿了去路上吃。”[1]（3册，P532）金圣叹于此处更是连用了三个“快人快语”，对武松的爽直赞赏有加。牟宗三在《水浒世界》一文中说：“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20]“无曲”就是毫不掩饰地将最真实的性情展现出来。牟先生对“无曲”的境界评价极高，他说：“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20]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天理流行”，它是最高本体的自然呈露。其次，无可不可，丝毫不以世俗人眼中的“是非”为意。武松杀了张都监，逃难途中得孙二娘相助。孙二娘本以为武松不肯扮作行者，心中犯难。不想武松却欣然接受，且安之若命，自此行事便真如行者。鲁达虽是出家人，却偷盗酒器，在销金帐中酣睡，完全不理会释家的戒律。这些情节展现了武松、鲁达自在洒脱的风神。再次，不为财色名利所动，直将此等物事视为游戏。金圣叹以为李逵的好处，是“处处以银为戏事”[1]（4册，P684）。世人常为银子所驱使，迷不知返，故很难明心见性。银子不能收买李逵，这是他的难得之处。

“至诚”是明明德的路径。王阳明说：“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18]（P54）所谓“天下之大本”指的是人天性孝弟，正如大慧宗杲所说，若透得狗子无佛性话，则“儒即释，释即儒”[21]（《答汪状元》，P438），“菩提心则忠义心也”[21]（《示成机宜》，P418）。“狗子无佛性”是一则著名的禅门公案。有人问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和尚回答说：“无。”[21]（《示鄂守熊祠部》，P405）方立天解释说：“‘无字本身不是思想，而是一种禅修的方法。”[22]（P231）这则公案告诫我们切勿将人性视为抽离于生活的绝对存在，而应放弃理智的作用，在生活中体察人性最真实的呈现。这种禅修的境界与阳明学所说的心性至诚的境界是相通的。人们达到这种境界，孝弟天性便会自然呈现。人天性孝弟，这是很多心学家都曾阐发过的观点。王阳明曰：“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8]（P8）王畿曰：“吾心之良知，遇父母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10]（P44）上述观点实际是对孟子性善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由于金圣叹认为“天人”不待学而知忠知孝，故其评论武松和李逵时，常用大段文字解说传主的孝弟。

在评论武松时，金圣叹反复渲染的是武大和武二的兄弟之情。然而这其中的很多评语倒未必符合作品的本意。例如，《水浒传》写武松与宋江结识于柴大官人庄上，二人一见如故。临别时，宋江与宋清在一个酒店里为武松饯行。金圣叹对宋清的在场颇为留意，他在“宋清横头坐定”和“宋江叫宋清”两句下批道：“直刺入武二眼里心里。”“盖武二一心只在哥哥，却见他人兄弟双双如此，自虽金铁为心，正复如何相遣。”[1]（3册，P416）按照金圣叹的逻辑，宋清的在场加深了武松对武大的思念。但事实上，这层含义在原文中本不明显。再如，武大死后，《水浒传》便将这个人物搁置一旁了。但金圣叹为了凸显武松的孝弟，总是捕捉一切机会渲染武松对亡兄的思念。在施恩父子宴请武松一段文字中，他无端插入了一句批语：“所谓人皆有父子，我独亡兄弟也。”[1]（3册，P533）结合上下文来看，这句批语显得非常突兀。武松正欲为施恩吐气，当豪情满怀之时，突然忆及武大，显得不合情理。张都监中秋节宴请武松，席间让玉兰演唱《水调歌》。情节本也平常，但金圣叹偏要从中解读出深意来，他说：“绝妙好辞，令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到张青夫妇，想到管营父子，洒泪不止。”[1]（3册，P548）这层含义也是原文未有，而金圣叹有意做的附会。金圣叹有一个从小离散的兄弟，这一点固然使他对兄弟情有很深的感触。但金圣叹做出如上附会的更主要目的是表达人天性孝弟的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圣叹甚至不惜篡改原文。张青夫妇送别武松一段文字，各本的情况如下：

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武松作别了，自和公人投孟州来。（袁无涯本）

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武松作别了，自和公人投孟州来。（容与堂本）

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武松忽然感激，只得洒泪别了，取路投孟州来。（金批七十回本）

容本与袁本文字相同，情节较为简单。相比之下，金本的内涵要丰富得多。金圣叹不但改动了原文，还加上了批语：“亲兄武大，灵魂不远，今竟何在哉？忽然感激，洒出泪来。武二天人，故感激洒泪也。”[1]（3册，P519）金圣叹指出，武二失去了兄长，早已对夫妻的情分产生了怀疑，在心底萌生了怨恨的情绪。他在无意间看到了可亲可敬的张青夫妇，才重新燃起了对人间亲情的信心。原文被植入了一层孝弟的新内涵。金圣叹为了使《水浒传》更符合自己的伦理理想，真是煞费苦心。

金圣叹对李逵的评点沿用了同样的视角，着重凸显李逵的孝弟。李逵在回家途中偶遇李鬼剪径，本欲一斧头劈死他，怎奈李鬼以家中有老母待养，乞求饶命。李逵不但饶恕了他，还资以金钱助其改业。金圣叹批道：“看他一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心肠。”[1]（4册，P778）李逵为娘寻水而来，叫道：“娘喝水。”金圣叹批曰：“三字宛然纯孝之声，无贤无愚，闻之下泪。”[1]（4册，P784）李逵看到母亲为猛虎所食，愤怒之下连杀了四虎，好生安葬了母亲，并为此大哭了一场。金圣叹评曰：“写得生尽其爱，养尽其劳，葬尽其诚，哭尽其哀。”[1]（4册，P786）李逵对母亲的照顾未必周到，但其言行却发自内心最真挚的感情，因此他是真孝子。金圣叹誉之为“真正仁人孝子”[1]（4册，P786）是很中肯的。但金圣叹的一些批语还是显得比较牵强。例如，《水浒传》写李逵赶路时，无意间赶出了一只白兔，容与堂本批语曰：“好想头。”“趣。”[23]（P627）仅此而已。金圣叹却据此展开了一段关于“孝感”的议论：“传言：‘大孝合天，则甘露降；至孝合地，则芝草生；明孝合日，则凤凰集；纯孝合月，则白兔驯。闲中忽生出一白兔，明是纯孝所感，盖深许李逵之至也。”[1]（4册，P776）李逵孝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金圣叹通过对文本的过度阐释来强化读者的这一印象，就有些过分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弟”两字在金圣叹心目中的地位。

由于金圣叹特别强调“孝弟”，故百回本《水浒传》中原本不太重要的情节与人物，在金批本中受到了特殊的重视。在金批本第十六回的末尾，何涛奉命捕盗，因不曾拿得要犯，受到上司的责罚。弟弟何清探得消息，前来报信。金圣叹感慨，此段文字“真有人伦之责”，“天下哥哥之不以兄弟为兄弟也久矣”[1]（3册，P326）。可见，金圣叹即使在批点一些不太重要的段落时，依然不忘突出“孝弟”两字。

我们说能否至诚地展现人的孝弟天性是金圣叹评赏人物的重要尺度。这也是解决金圣叹是真恶宋江还是假恶宋江问题的突破口。在金圣叹看来，宋江是虚伪的，宋江是不孝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少有异议。因此，我们说金圣叹是真恶宋江。

三、乐与怨毒

“天人”不仅是忠孝的，而且还是乐的。王阳明曰：“乐是心之本体。”[12]（《与黄勉之二》，P207）王畿曰：“人心本乐，本与万物同体。”[10]（《九龙纪诲》，P56）王艮曰：“‘不亦说乎？说是心之本体。”[11]（P714）这里的“乐”不是指感情，而是指心性修养的境界。陈来说：“‘真乐就不应狭义地理解为怡悦，而且应引申为‘安。”[24]（P79）武松祭奠亡兄之时，李逵安葬亡母之时，都会大哭一声。这是内心情感的释放，属于人之天性。这便是“安”，亦即是“乐”。因此，“乐”就是主体由顺随本性而产生的心安理得的状态。晚明的一些名士都有自觉“求乐”的心理，他们“公然把人生价值归于‘快活，而‘快活既包括享乐，也包括‘解脱”[4]（P116）。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利己且颓靡的人生观。实际上，他们寻求一种大自在的境界，游戏人生，不以俗务为念，与道合一，故内心闲适和畅。持此论者多希望统治者能在宥天下，利万物而不有，“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万物”的含义是顺从、听任万物依本性自由发展。[4]（P171）相反，如果人的本性受了压抑而不得施展，内心就会积聚一种“怨毒”的情绪，于是就会犯上作乱。厨川白村认为人的生命力受到抑制后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将这种情绪形象地比作苦闷的哀号。[25]（P17）其实，“怨毒”也好，“哀号”也好，指的都是人的本性受到压抑后引起的强烈反抗。

人的天性是孝弟的，为何又有为善为恶的区别？王阳明说：“恶人之心，失其本体。”[18]（P34）将恶理解为善的失调，它是原本有价值的东西遭到了扭曲。金圣叹认为这种人性的扭曲源于外力的作用：“末世之民，外迫于王者，不敢自尽其调；内迫于乾元，不得不尽其调，所以瞒着王者，成就下半个腔出来。”[1]（6册，P834）梁山好汉原本可沿着各自的生存意志自由地发展，贪官污吏的迫害使得他们的本性难以伸张，于是犯上作乱在所难免。金圣叹虽然不太喜欢宋江的虚伪，却赞扬他深得控御豪杰之法。武松在孔太公庄上偶遇宋江，当晚二人同榻“叙说一年有余的事”[1]（3册，P585）。金圣叹批道：“我于世间无所爱，正独爱此一句耳。我二三同学人，亦同此癖也。武松之入玄中，宜哉。”[1]（3册，P585）尚且不论宋江与武松的叙旧是否发自真情，他与武松相处能够使之尽情展露才性，畅尽而无余憾。这一权术就是金圣叹总结出的“顺他性格法”[1]（3册，P280）。张恨水在《〈水浒〉人物论赞》“关胜”条下写道：“功名富贵，子女玉帛，实不足以尽之。能尽之者何？舒其才，安其心，顺其性而已。”[26]（P10）毕竟高俅等人缺少宋江安抚豪杰的权术与胸怀，他们应该对农民起义承担主要的责任。金圣叹在批语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些尸位素餐之人的厌恶：“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3册，P348）

或有学者认为金圣叹“乱自上作”的观点有很强的革命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圣叹虽然承认乱自上作，但他反对暴力反抗和血腥复仇。容与堂本《水浒传》批语曰：“独恨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23]（P109）又曰：“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妒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23]（ P268）金圣叹所持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金圣叹说，阮小五胸前的花绣隐喻心中藏有不平，阮氏兄弟一身的本事无从施展，是被奸佞给误了。但他又固执地说：“‘为子不见亲过，为臣不见君过，人而至于胸中有一段垒块，吾甚畏夫难乎为其君父也。”[1]（3册，P279）在他看来，君父即使有错，也是不容忤逆的。这种观念影响了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的评价。他承认林冲是上上人，只是“太狠”，能做出一番事业，然“琢削元气也不少”[1]（3册，P32）。林冲原本有美满的家庭，因受高俅的迫害而流落天涯，欲落草时又遭王伦“雪天三限”的责难，颇有英雄末路之慨。这些不公的待遇化成了林冲心中的“怨毒”，于是林冲杀王伦时也就变得异常凶狠。金圣叹评曰：“或林冲之前无高俅相恶之事，则其杀王伦犹未至于如是之毒乎？”[1]（3册，P345）金圣叹指出“怨毒”存在心中只会使人更加凶残，杀戮不会消解内心的怨愤，也无力使人恢复到“乐”的状态。

金圣叹认为应对迫害的方法当为隐忍和逃避。鲁智深打坏了金刚，智真长老说：“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得回避他。”金圣叹批曰：“真正善知识，胸中便有丹霞烧佛眼界。”[1]（3册，P123）金圣叹主张用逃避的方式保持心体和畅，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在这一方面，他比较欣赏王进的做法。王进因得罪了高太尉，担心遭到报复，与母亲商议后远走高飞，投奔镇守边关的老种经略相公。王进只是暂避了奸佞的锋芒，本身依然甘心为朝廷效命，只不过是寻了一处新的施展才能的场所罢了。

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人没有沿着王进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他们不堪奸佞的驱赶，在好乱之徒的蛊惑下，终于走上了朝廷的对立面，成了金圣叹眼中灭绝大义的“恶兽”。对于“恶兽”，金圣叹是毫不留情的。他将原著的后半部分删去，改为卢俊义一梦，一百零八人同日处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人之为善为恶都出自本性，金圣叹为何不能对强盗也施以“恕”道，而定要加以残酷的杀戮？王阳明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当弟子问到，草既然无所谓恶，为何还要除去时，王阳明决然地说：“草若有碍，理亦宜去。”[12]（1册，P31-32）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存在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它蕴含着万物的诸种存在的可能性。人性虽然无善恶，但人性的发用涉及形而下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任意的，作为本体的良知对行为主体有一种必然的引导作用。因此，致良知就带有尽己之性与参赞造化的双重效应。金圣叹铲除强盗的决绝态度，可以看作不杂入后天意见的良知发用的必然结果。

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人物群像的阐释，揭示了一个“人性堕落”的心学主题。他认为《水浒传》“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1]（3册，P30）是有深刻寓意的。“孝子”王进是一百零八人初心的象征。史进说：“我若寻得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金圣叹说：“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1]（3册，P88）一百八人起初并无反意，只求过着适情适性的生活。朝中奸佞的迫害使其才性难以伸张，他们这才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金圣叹将此反抗的举动视为本性的迷失，而“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1]（3册，P58）的叙事结构隐喻了一百八人由天性孝弟的“天人”沦为了灭绝人性的“恶兽”。虽然这一悲剧是朝廷奸佞造成的，金圣叹对一百八人的遭遇也深感同情，但他们突破了伦理的边界，在他看来又是不可饶恕的。因此，金圣叹对《水浒传》主题的理解是否定的、消极的。他说，《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的事迹，“失教丧心，诚不可训”[1]（3册，P22）。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从中我们能够看出金圣叹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为其掩饰。

参考文献

[1]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陆林辑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张国光：《从为金圣叹及其评改本〈水浒〉“翻案”到倡明金圣叹学》，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2期.

[4] 陈洪：《金圣叹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吴正岚：《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7]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慧然：《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载《禅宗语录辑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徐增：《九诰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10] 王畿：《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