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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

2016-12-10李河

求是学刊 2016年5期

摘 要: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关键词:国别性话语;原发型启蒙;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批判理性

作者简介:李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027-14

一、启蒙研究:无国界话语vs国别性话语

启蒙是将理性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启蒙思想涵盖了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赖以建构的基础观念和规则。不过,哲学家与思想史家谈论启蒙的话语习惯往往是不同的。

1784年,哲学家康德在论文《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P61)这里说的“启蒙”显然是无国界话语,它针对整个人类。当后人将“启蒙精神”概括为崇尚理性进步和自由平等、反对宗教迷信和权威时,这些特性也被视为所有现代性社会应有的普遍有效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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