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

我很佩服我的岳母，佩服她的平常心，佩服她虽文化不高，没有读过多少书，思路却是十分清楚，讲话也是有条有理，看看她写的这封信：

敬凡：

今天是您的忌日，我思绪万千。

一九八九年的今天你离我而去，已经有二十四年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你和我在延安结婚，虽然共同生活了四十五个年头，但是离多聚少。

战争年代，打日本鬼子，推倒三座大山，我们东打西拼，长期分居，互相牵挂，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一九四八年一月你负重伤，回东北辽宁洮南第四军分区医院手术养伤，我在医院生孩子，这一个月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痛苦和喜悦一起涌来，悲喜交结，有苦有甜，甚至可以说高兴忘记了痛苦。有同志说笑话，说咱们的孩子是被你吓出来的。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你又奉命赶往辽西第一军分区法库前线指挥战斗，我又回到分区后勤部当我的后勤兵，又是两处分居，各守其职，难见一面。你忙打仗，我背着孩子东奔西走，忙跑路，忙支前。打开天津后，部队休整，我们才相聚数月。

平津战役后，部队南下，我们母子到留守队，我还做会计工作，组织上给我派一老兵，随我南下。部队打开一处，我们也前进一步，我背着一岁多的儿子，肚里怀着大女儿，妊娠反应很大，呕吐，不能吃东西，当时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毅力走过来的。留守队越走越“壮大”，掉队的、打散的人员都收容进来。部队打到江西吉安，四野四十四军继续南下解放海南岛，留一五七师在江西省，就是我们这个师，成立江西省吉安军分区。三个月后，我们到吉安军分区。那时每打开一个地方，部队就成建制的留下师、团、营、连，协助地方开展工作，成立地方政府。从此，我们部队开始剿匪，我和你似乎有了家，但还是分多聚少，只是跟以前比较，规律了一点吧。后来，一五七师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江西吉安，一部分去江西上饶。敬凡，我们去了上饶，成立了上饶军分区，你当司令，我在司令部任会计，你深入各地剿匪，整日忙忙碌碌，很少回家。

一九五二年六月，我转业到地方，在上饶专署合作总社任财务科长。一九五二年八月，你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我十二月份去南京，实际上我是辞去地方工作，带着孩子去陪丈夫读书，住在南京军事学院留守处。留守处根据每一个学员家属的实际情况安排学习和工作任务，我被分到南京市会计学校学习财务、会计专业。军事学院的学员上至兵团干部，下至团级干部，分高级系和基本系，高级系、基本系的学员都带家属，老婆孩子，一人带几口。所以，留守处的人员很多，工作量很大。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两年，一九五四年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第四十一野战军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这时，我已成了五个孩子的母亲，肚子里还装着老六。离开南京去广州，在汕头生了老六曾月郁。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被安排在潮安县商业局工作，任过纺织公司财务科长，华侨商店、百货公司经理，商业局专职党总支书记，县财贸党总支书记。后来县、镇分开，我被调到镇直属机关党委任书记。在广东足足干了九年，未提过一次工资，只知道奉献，默默地干工作。那时，你们四十一军军部在竹竿山，我在潮安县城，平时我们两人也不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八月，你调到湖南省军区任副司令，我又随你来到湖南省长沙市，安排到湖南省国家储备局工作，任储备局人事组织科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调省湘江宾馆任书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调到省公安厅政治部，任科长，协理员。这段时间我们才真正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一九八三年我离休，给了个处级待遇，医疗副厅级待遇，这是四十一年勤勤恳恳工作换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给我的。尽管十年后又改为副处级，我想不通，曾给上级写过一个报告（未上交），后来仔细想想，为这件事费神费力，跑上跑下，没有必要。儿女们也劝我，不要费神费力了。我想这点钱也够我用了，养老无忧，我心里高兴。我一生多灾多难，道道难关都过来了，该付出的我都付出了，现在八十多岁了，生活还能基本自理，不错了！和你比起来，我更觉满意。你比我苦得多，流血流汗受尽人间苦，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你一九二七年就上井冈山参加工农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但你从不攀比，这是你传下来的美德！但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吹吹拍拍、争名夺利、贪污腐化，只为个人升官发财、不管群众疾苦的投机分子爬上去当了官，甚至当了大官，心里就愤愤不平！我想你如果看到这种人窃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你一定会枪毙他！

敬凡，我们俩走过了四十五个年头，互尊互爱，虽然分多聚少，但心总是在一起的。我们俩共同度过了最残酷的年代，步入全国解放，苦甜酸辣都尝了。我们俩养育了六个儿女，两男四女，这是我们俩共同生活的结晶。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你步入天堂，留我在世，留下了甜蜜的回忆！现在我们俩的儿孙满堂，这是你的功劳，也有我的一份。你在天堂高兴吗？常在梦中见到你，笑眯眯的你总是在那儿望着我。好了，就写到这里吧！

韩平

二○一三年十月七日

不得不佩服延安的中央党校的教学质量，把一个山西吕梁的韩家坡的农家女子变得这样能说能写。她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未上交的报告，我在这里也引一下，我觉得这个未交的报告也真切地表现了她的心境与为人，虽然叙述简历的部分与上信有点重复之感：

尊敬的湖南省公安厅领导：

我是省公安厅的离休干部韩平。一九八三年离休前，是湖南省公安厅政治部的协理员。现就我的待遇问题向领导报告如下：

我一九四二年十月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六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绥蒙边区学习和从事群众工作、后勤工作、医务工作，支援前线，抗日救国。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反抗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数次斗争，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参加了江西省上饶地区的剿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一枚。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六月，我从江西省军区上饶军分区转业到上饶专署合作总社，任财会科科长。同年八月，到江苏省南京市会计学校学习财务、会计专业。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广东省潮州县针棉公司、百货公司、商业局任主任。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年三月，在潮州县财贸总支任书记。一九六○年四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在潮州镇直属机关党委任书记。一九六四年八月，调到湖南省物资储备局任组织、人事科长。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调湖南省公安厅任组织人事科长、职工科长、政治部协理员。曾荣获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一枚。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离休。

离休后，公安厅给了我处级待遇，医疗给了我副厅级待遇。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照，我非常满意。不理解的是一九九三年，在我离休十年后，有关部门又不声不响地在处级后面加了一个“副”字，成了副处级。为此，我反映多次，未见答复。

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上饶专署合作总社，就任科长。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潮州工作九年职务未提，工资未调。一九六四年，在湖南省物资储备局任组织人事科长。一九六九年，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后，工作了十四年仍然是科长。十多年中，政治部出了多少名厅级干部，我所在的职工科、干部（人事）科也出了几名副厅级干部，原职工科的干部都是处级，除了一位同志因“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激行为是科级，只有我原地踏步走。平时口口声声说我是“老革命”，“老八路”，到了提拔使用的时候就靠边站了，甚至原地踏步都不行，离休十年后，莫名其妙地在处级前加上了一个“副”字，当时行政十八级的都给了副处级，而我是行政十七级，反而降一级，真是有点想不明白。

回想过去几十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对党和国家都是忠心耿耿。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所不辞。和平时期，勤勤恳恳地为革命工作，一心一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遇到困难任劳任怨从不退却，遇名遇利只让不争，虽然也经常得个先进，受过不少表扬和奖励，但是，每次提职提级提工资我都谦让给别人，三十二年我的工资定级未动过。

回想过去几十年，在我手上发展、培养的共产党员少说也有几百人，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下级，有很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是单位的光荣，也是咱的骄傲，我感到欣慰，不才的我带出了出息的干部，我觉得自己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想到这些，心里也就平衡多了。

很多同志见了我，说我心态好。是的，是心态好，知足者常乐，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应该满足。也有些同志为我不平，说我工作了几十年，职务上不去，工资级别低。有时我也想不通，发过几句牢骚，找过政治部领导，当时的某领导对我说：“对你来说，再高两级也不算高，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这话我不爱听。不争不闹，不跑官要官，不请客送礼，不阿谀奉承，那是我的境界。作为领导就不能让老实本分人吃亏。再说我凭什么应该工资比别人低一些？生活比别人差一些？是我傻？我笨？我文化水平低？还是——我有点想不明白了。

好了，不多写了，报告到此为止。

报告人：韩平

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这是她十年前写的了，写完后就锁进抽屉再也没有拿出来。这次，大姐夫与她闲聊，鼓励她写回忆录，她才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并自嘲是“自我倾诉”。

说到她与岳父的婚姻，她这样对我说（我稍稍地整理了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从小到大，从低潮到高潮，革命的中心也从南方到北方，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和血雨腥风，这就注定早期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人是男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到处燃起抗日的烈火。北方的妇女们除了送丈夫送儿子去参军，很多进步的女青年也积极地加入到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来，做一些医务、宣传、物资供应、后勤保障等力所能及的工作。而这时部队的老红军、老首长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自然我们这些女兵也就成了他们的择偶对象。由于年龄、文化、家庭环境、生活习惯等差距，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的分配命令，有的说服教育，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当然，很多人还是双方感情发展结伴为夫妻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历史，问：为什么你们年龄相差那么大，有的男的比女的大十多岁。甚至曲解，说我们爱当官的，想做官太太清闲享福等。其实这部分女性付出的最多。她们要工作，要学习，要和正常的女人一样生儿育女，维持家庭。在战争年代，在那样极其困难非常危险的环境中，她们除了各尽其职，还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分多聚少，为民族解放，为革命成功，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亲生骨肉，她们容易么？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五年，军队搞正规化，不管是‘三八式（指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同志）还是‘解放牌（指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同志），统统一刀切，让这些女同志离开部队，有的复员当家属，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可以说她们是最早的一批从部队复员转业的军嫂！那些复员的女同志多年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一九五五年前部队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而那些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女干部，又因军队流动性大，部队一调动这些军嫂也会调走，被视为‘飞鸽牌， 所以很难量才使用，培养、提职、加工资等，她们也往往排不上号。军嫂们遇到的这些‘不公和‘委屈，只能用‘奉献二字来解释了。”

岳父诞辰百年时，家里人在微信群里纷纷表示对他的怀念，我当然也写了几句。我写的是给岳父的也是给我岳母的：

一眨眼

你已经离开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

妈妈她

还是住在老地方

还是住在那栋屋

屋前还是那花园

花园里的茶花菊花

还是开得那样鲜艳

我知道

妈妈她

她之所以不离开

还是守着那老屋

是她担心哪一天

你回家来推开门

喊她她却人不在

不能及时应一声

她更害怕那一刻

又恰恰是在深夜

屋里没有人

为你打开灯

这里所说的那栋老屋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花园即是屋前面的岳父开辟的小块菜地，菜地边种着有岳母喜欢的一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