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成硕

(武警警官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 四川 成都 610000)

影响和制约法治精神的问题分析

葛成硕

(武警警官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 四川 成都 610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崇尚法治，遵守法治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个别单位和部分同志身上确实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不足。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清法治精神欠缺所带来的危害，不断强化法治精神的内在自觉。

法治；人治；传统

1 人治思维根深蒂固

人治思维是指依靠个人意志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的思想观念。人治思维的表现多种多样，主要表现有：一是耍特权，习惯于以权压法。这是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有的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个人说了算，习惯于耍权威、玩权术，对人划圈子，遇事定调子；有的“官本位”思想作怪，家长式作风，家庭式管理，搞私下授意，权法交错，个人自我膨胀，离德离行，看人行事，见利行事，法规成了“稻草人”；有的把行政身份带入党内，在党内生活中讲官位比高低，用官高一级替代平等一票。二是重实用，偏好于选择性用法。这是影响法治落实的“隐形杀手”。法规唯我而论，唯利而行，依法“栽花”很积极，依法“摘刺”就推诿；有的私心重，见利就上，总是盘算自己的小九九，精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利的执行得干干脆脆，不利的执行得拖泥带水；有的想当然、凭感觉，选择性的执行，想严的就严，想松的就松，明知故犯，知规违规。三是讲人情，迷陷于逐利悖法。情与法是内在统一的，共同维护着对多数人的公平正义。而有的往往把情与法对立起来，把私情看的比公平更重要。手中无权的时候，热衷于找门子、拉关系，不管是个人的困难，还是单位的问题，总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不去依法依纪解决问题。一旦掌握了权力，又背上沉重的人情包袱，怕讲原则失去朋友，怕依法办事得罪领导，甚至是违反规定为亲朋好友办私事、谋私利。

2 传统习惯影响至深

我国有很多优良的传统，这些传统是经过多年的总结，是成功经验的固化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需要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但我们也要辩证地、发展地去看待传统，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还需要与时俱进的进行完善。传统习惯对法治思维的影响很大，具体表现有：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把经验静止化、绝对化，用老观点解决新情况、处理新问题，把经验作为模式套加在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验是实践的总结，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具体经验不是永久的模式。如果我们把经验当成模式去生搬硬套，就有可能使曾经作为宝贵的传统经验，变成脱离客观实际的无效形式。二是极端思想。一些单位领导任务一项一项的压，活动一个接一个地搞，甚至还出现层层加压，这样自然不自然地就把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熄灯，根本就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如果一直靠打疲劳战来抓工作，很容易造成逆反心理。因此，必须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下工夫进行通盘谋划，把好工作节奏，做到张弛有度。三是唯上心理。有的单位和领导抓工作，“眼睛向上”“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意”，所干工作一旦受到上级肯定，就认为是大功告成，万事大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抓“拳头产品”“一招鲜”高起点、高投入，舍得下大力，而对那些长期管用而又一时难以见效的“地平线以下”工作，不愿下长工夫、细工夫、慢工夫，导致工作强弱分明，畸形发展，大起大落。

3 利益羁绊顽固不化

习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思想障碍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在重利而行的实用主义、报喜藏忧的功利主义等问题面前，我们部分党员干部道德的天平出现了倾斜，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个人私欲不断膨胀，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当前，有这么一些表现：一是权力的滥用。领导干部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只能用于党的事业。越过这个边界，就是权力的滥用。当前，权力部门化、个人化、扩大化和利益化，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恶瘤”。有的把职权当特权，使权力私有化；有的把商品交换原则搬到权力运行中来，用公共资源谋取个人私利；有的抱着功利的心态去干工作，为了捞取所谓的政绩违背法规制度、影响建设。二是私欲的膨胀。《解人颐》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下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粮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口有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非南柯一梦西。”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需要决定了人的种种欲望。这无可非议，但需非议的是不当欲望，尤其是私心贪欲不可有，一旦萌生，将日益膨胀，急剧发展，最终滑向腐败，成为人民的罪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谷俊山等，他们曾经都是高官，正是私欲的无限膨胀，使他们堕落成了历史的罪人。可见，罪莫大于无休止的私心，祸莫大于无限的不知足。“欲不除，如蛾扑灯，焚身乃止。”只有端正“官念”，掌权去私，当官戒欺，公正不二，凛然正气，方能影正身直，做个好官，当个清官。三是功利的趋势。据刘向《新序·节土》记载：某人向郑国宰相送鱼，郑相不受。有人问郑相：你爱好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郑相回答：“吾以嗜鱼故不受鱼。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显然，这位郑相的“思想境界”并不高。他之所以不受鱼，只不过想到，接受了别人送的鱼有可能失掉俸禄，今后就吃不上鱼了；而不接受别人馈送的鱼，则会保住俸禄，以后终身有钱买鱼吃。但郑相也有可爱的一面，他坦诚得可爱。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既没有空讲大道理，也没有故作高姿态，用冠冕堂皇的话美化自己。也忧虑得可爱，尽管他是从保官位保俸禄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但毕竟还有所戒惧，应当说还有起码的道德和法纪观念。相比起来，我觉得今天的贪污受贿者却连郑相也不如。他们对功名、对金钱、对物质享受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功利、为了金钱、为了享受，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什么廉耻、道德，什么法纪、后路，都可以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葛成硕,武警警官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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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29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