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刘天宇

(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浅谈韩国人集体意识的起源

李 超 刘天宇

(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在韩国人的对话中，经常会听到像“我们老公”、“我们妈妈”、“我们弟弟”这样的说法，大家可能因此会比较诧异。“我们妈妈”、“我们弟弟”这样的说法还勉强可以接受，至于“我们老公”，接受起来就有些困难了。其实，这种将称呼前冠以“我们”的字眼，是韩国人的集体意识的体现。集体意识在韩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变化发展更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韩国人;我们;集体意识;国家发展

韩国语中有“人间”一词，意指“人”。从词的结构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和某一客体之间形成某种关系时，才能成为“人”。换句话说，“我”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存在于与异性、与家庭、与民族、与共同体、与国家等众多客体的关系中。

无独有偶，西方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那里的人最重视城邦这一客体。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极佳条件，但同时，也为之带来了要常常面临海盗侵略的危险，他们的生死存亡与城邦的存亡密切相关。城邦在，则个人在，城邦亡，则个人无。个人与城邦共存亡的思想极大地强化了个人的归属感，以及为集体的存亡而努力的使命感。现代社会，这一思想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在韩国，“我们老公”、“我们妈妈”、“我们XX”的表达方式非常常见。这些韩国人耳熟能详的表达在外国人听起来会不太容易理解。与“我的父母”“我的学校”“我的朋友”相比，对于有着强烈集团意识的韩国人而言，“我们父母”“我们学校”“我们朋友”的这种表达显得更加亲近、自然。个体埋没于集体，这是韩国人很突出的意识之一。“我们”这床温暖棉被下盖着的，是韩国人的赤子之心。韩国古典小说《兴夫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流浪乞讨的饥寒交迫中，兴夫的老婆对全家人说，咱们一家二十七口，还是各奔东西、各自为生吧。兴夫却说：“要没有二十七口子背上的暖和气，就该冻死了。”兴夫的话是对“我们”这一纽带感的准确诠释。靠着抱团取暖，韩国人才能够在数千年间历经穷困、饥饿、欺侮、亡国，坚强地活下来。

集体意识对韩国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从1998年初的“捐金运动”，到2002年世界杯上韩国拉拉队的表现；从1963年人均100美元的GDP到韩国三星，现代，大宇等财团的发展；从“身土不二”的思想到大力支持国货，集体意识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有着如此强大力量的集体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又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呢？本文试图从社会、宗教、历史等三个方面探讨韩国人集体意识的起源。

1 社会发展原因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集体意识的出现可以说是韩国农耕社会的必然要求。农耕社会时期，韩国人民以共同劳动为基础，以村落形式共同生活。村落不是单纯的行政单位，而是一个将生产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共同体，它具有经济上的自主性，政治上的自律性，以及人际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性。村落居民在村落内部共同劳作，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实现村落内部的自给自足，同时与其他村落的居民保持相对分离的状态。因此村落居民形成了一种一旦脱离村落将无法正常生存的集团意识。正因为如此，村落成员极力维护相互间的纽带感，回避冲突。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我们”这个团体的力量直接决定了这个团体的生死。因此集体意识的强化可以说是农耕社会发展的需要。

2 宗教原因

由于宗教影响，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古沿袭下来的民族宗教或者民族信仰，韩民族也不例外。韩国社会中存在着巫教，佛教，儒教，道教等多种信仰。其中，儒教作为朝鲜时代的政治理念基础，一直维持着其稳定地位。到十八世纪以后，逐渐融入民间生活。儒教将人际关系的缔结视为根本，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他人指向性。同时由于家庭是这种关系的原始出发点，社会这个集合便被理想化成一个大的家庭范畴。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现代韩国社会。现代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下意识地将维系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行为的一个前提条件。并热衷于发掘，培养属于“我们的”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部，各个成员之间极力维护这种纽带关系，并为集团的发展努力奋斗。

3 历史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在过去的百余年间，韩国经历了近代化，殖民地，战争，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在不安定的时代背景下，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信任，并依赖周围的人们。在这期间，家族主义和裙带主义得到了强化。韩国人民在社会动荡的不安定时期里，逐渐形成了一种国家没有能力保护人民，唯有依靠家人和亲戚才可保全自己的思想。不仅如此，统治阶层为了强化自己的支配力也在积极促进集体意识。统治阶层的大力推进直接加固了集体意识在韩国的地位。

由此可见，韩国人的集体意识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是韩民族在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实的考验和时间的沉淀保留下来的一种宝贵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造就了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成就了韩国“亚洲四小龙”的地位。

[1] 李圭泰：《韩国人在想什么》，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 金珠熙：韩国人际关系的基本类型，社会科学评论 14，117-148,1996

[3] 允泰林：韩国人的性格，首尔玄岩社，1970

[4] 李小晨：韩国人的“我们”意识，广州日报，2013

李超(199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朝鲜语语言学研究。刘天宇(1989—)，男，吉林乾安人，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朝鲜语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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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28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