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孜珣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启示

武孜珣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鉴于学术界对当代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教育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作性状描述和数量测评较多，而对其作实质性的分析和运用不足的状况，在深入阐释“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从高校德育的角度，结合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实际，积极吸纳这一理论的“合理内核”即“道德发展三种水平六个阶段”学说，尤其是其中的第三阶段，将这个“合理内核”实际运用于高校德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研究，并从德育理念创新、学生需求定位、教师角色转换和环境优化四个方而思考和构建了新时期高校德育的方法策略体系。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启示

第一，关于道德发展阶段，当代著名认知心理学家、教育家科尔伯格及其团队通过长期测量和研究发现，人的道德发展呈现阶段性擅变和序列性前行的特征，并形成一定的道德结构，“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他们立足实证观察和测量分析，广泛汲取了皮亚杰、埃里克森以及康德、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成果，最终提出了“道德发展段”理论。这一理论堪称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最高成果。科尔伯格认为，“阶段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不变的发展顺序或者序列。文化因素和环境或先天潜能可以使一个或一群儿童比其他儿童更早达到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不过，所有儿童仍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序列，不管环境教养如何或是否缺乏教养。

基于此，科尔伯格进一步确立了“道德发展三种水平六个阶段”学说，从逻辑关系上讲，这一学说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首先，水平A—前习俗道德阶段，主要表现为惩罚和服从的类型一阶段，朴素的工具性享乐主义类型二阶段。统计分析表明，“大多数九岁以下的儿童、部分青少年、大多数少年犯和成年罪犯都处于前习俗水平上。其后，水平A阶段发展至水平B—服从习俗角色的道德阶段，主要表现为维持良好关系他人赞扬的好孩子道德类型三阶段，维护权威的道德类型四阶段。成人、大多数社会青少年都处于水平B阶段。最后，水平B阶段到达水平C后习俗水平道德阶段，主要表现为契约的、个人权利的和民主地接受法律的道德类型五阶段，个人良心原则的道德类型六阶段。而处于后习俗水平C′阶段的年龄大约为20岁之后，恰为大学时期。

科尔伯格的这一研究成果深刻地揭示了道德发生的心理学规律和人的社会化发展规律，也为我国高校道德教育和培训提供了重要启示。长期以来，我国心理学界、伦理学界以及教育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增无减，方兴未艾。然而，大部分研究者过多关注道德发展阶段发展的性状描述和阐述，分析其阶段说的研究测量方法以及道德测评手册的使用，而对道德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的“人生影响”这块价值瑰宝却重视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毕竟，学习借鉴科尔伯格理论的最终意义在于如何促进我国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发展。

第二，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既符合理论和逻辑，也与现实状况基本吻合。但包括科尔伯格等人在内，鲜有人注意到其背后的意义上的巨大差异。通过“道德发展三种水平六个阶段”的学说，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大学时期，青年学子逐渐具备了独立自主地维护道德原则的主体资格，其道德发展处于核心价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动态趋向表现为:外在行为规范逐渐让位于内在自我意志，内心道德自律逐渐取代社会性他律，理性自觉开始自主主导人生。换言之，这个时期是真正的“道德形成时期”，是决定大学生“我‘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准备怎样做人”的特殊时期。

我们认为，从科尔伯格等人的研究来看，关于这个特殊阶段的定位似乎显得有些相对兀立，存在着科尔伯格等人为维护其学说进行辩护之嫌。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充分说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阶段实际上处于不稳定期，现实存在着倒退的危险。或者说，在这一时期，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存在“向前走”和“向后退”两种可能。“李启铭案”“药家鑫案”案发后案犯的言行，不仅恰恰印证了科尔伯格关于部分大学生在道德推理方而的“肤浅”和幼稚，而且也进一步确证了部分大学生的良好道德素质还没达到稳定成熟的程度。

迄今，享乐主义依然是危害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根源。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影响，在网络传媒工具的推动下，伴随国际化步伐和西方国家享乐主义的传播，大学校园里的享乐主义倾向呈现加速滋生蔓延的势头。多项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调查报告显示，一夜成名、不劳而获、盲目攀比、高消费、谋权傍富等心态，己非个别现象，并逐渐影响到了校园亚文化的走向。目前，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形式多样化、目标功利化、来源多渠道化、传播随意化的态势令人感到忧心。“李启铭案”“药家鑫案”从表而上看，是他们在道德修养方而的“肤浅”和幼稚，而从价值观和人生观层而上看，则是享乐主义价值观使然。

第三，享乐主义易于导致各种消极腐败思想，是滋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根源，也是荣辱观、是非观、善恶观混淆杂乱的渊羲，必须有效遏制和清除。然而，要有效清除享乐主义毒素，培育“四有新人”，必须正本清源，系统思考和构建新时期大学生德育的方法策略体系。德育乃“树人”工程，德育方法不仅包括德育理念的更新，也包括对德育技术和操作路径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首先，以观念创新为原点，变“外在评定”为“内在取向”。所谓“外在评定”是指老师、家长和社会等大学生主体之外的评价引导体系，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你应该成为什么”，而不是要学生自主自愿地“我要成为什么”。这一德育方法事实上存在一定缺陷，即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主体，是社会本位。德育最终取得的成效在于是否能够有效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意愿和内在动机，即有效增强德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卢梭在研究青少年德育时，细致入微地注意到这种现象。

其次，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牢牢把握德育发展阶段特征。德育的根本任务是“做人”的教育。从“人”的实际出发，根据“人”的变化调整德育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在道德发展的水平AB阶段，坚持“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理念和方法，尚能发挥作用;可是，在后来的大学水平C′阶段，如果继续沿用和强化这一德育方式，其成效虽然存在，却会大打折扣。

最后，以角色转换为要务，不断提高德育工作艺术。德育是育人工程，是一门科学和艺术。作为育人工程，其核心任务是触碰大学生的心灵，转变他们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使之能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调适、自我进取。由教师变成导师，由导师变成朋友和伙伴，这一角色的转变实际上代表着教育方法的转变，代表德育艺术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与学生交心、怡情以至最终的互信，进而推动德育事业的发展。

武孜珣(1993-)，女，汉族，河北人，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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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23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