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日本二战史观的文化比较

2016-12-06张萱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7期

关键词：二战教科书德国

张萱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00)

关于德国、日本二战史观的文化比较

张萱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已近七十载，身为战争策源地的德国和日本早已在废墟上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但在对于二战的态度与反思方面，两国的表现可谓相去甚远。仔细推敲虽有诸多原因，但本文仅选择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入手，从宗教、民族气质、历史文化传统等角度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探求两国关于二战史观迥异的原因。

德国;日本;二战;史观

1 德日两国的同与不同

读过越多有关于德国和日本的书籍，就越发感觉这两个国家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德国和日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力的资本主义强国，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形成了对其他老牌强国的严重威胁。在制度层面，德国和日本在踏入资本主义的道路时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

在地理位置上，这两个国家自古邻国众多，二战前的两国(尤其是德国)周边强国林立，所以必须采取征服周边实力较弱国家或与利益一致的国家军事结盟的方式来抵抗更为强大的敌人。

这两个国家曾是最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手段。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实现了统一，并获得大量土地与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取殖民地与滚滚财源。两国通过发起、参与一系列战争确立了强国地位,这不仅使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也大大刺激了两国的扩张欲望。最后，这种“成由战争，败由战争”的轨迹也重合在一起。而在战后，德日两国又分别通过各自的方式重新跻身世界经济强国。

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两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中都充斥着双面性和自我矛盾的因素。但是在关于对二战的认识与反省的问题上，德国一直表现出来自于整个民族的深刻反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则表现出麻木无知,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两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

2 日本——灵魂深处的荒蛮

2.1 神道：军国主义的温床

神道是日本民族的信仰，明治维新后，经明治天皇敕令确立为国教。原始神道是一种荒蛮的自然崇拜，其原始性使其欠缺成为成熟宗教的要素。神道宣扬“天皇神国”思想，确立了天皇神的地位与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为天皇效忠、死而后已这种信念，得到了当时人民的普遍认可。这种“宗教”在提供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为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奠定了基础，渐渐沦为了天皇的统治工具。明治政府在当时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神社，其中包括如今引发众多争议的靖国神社。

虽然如今神道教已经逐渐式微，远不及先前之辉煌，但其影响力仍不容小觑。1995年，著名的右翼势力“神道政治连盟”曾经组织大规模请愿，竭力反对日本国会通过承认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更是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以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频频引发风波。

2.2 不安全感：扎根在灵魂深处

日本作为一个自古多灾害的岛国，其民族灵魂深处有着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除了频发的地震、海啸、台风袭击之外，也许还由于日本是人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到原子弹滋味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时，一部名为《日本沉没》的小说受到了日本民众令人惊讶的欢迎。后被拍成电影，且一度被翻拍。这部电影如此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也许是来自“日本丸(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别称)”的“沉没噩梦”。

这种“噩梦”使日本倾向于给自己“留后路”，也就是通过扩张与侵略去谋求未来的生存空间。这种源于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上升到国家与国家的状态层面，从而引发“霍布斯式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这种为己、自保的倾向让日本人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从而在陷在这潭泥淖中无法抽身。

2.3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与“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

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中，作者安排了一个章节，专门来讲日本人的这种特性，本尼迪克特认为，想要理解日本人，首先需要理解“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句话的含义。日本人安于既定的等级，认同既有的秩序，以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为荣。正如对国内问题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一直把自己描绘成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收，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制观念。①

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对“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中的“分”解释为，日本为“指导国”，中朝等国为“一般国”；“一般国”中又有“独立国”与“被保护国”之分。“被保护国”应当并入对其“保护之国”。观看日本拍摄于伪满洲时期纪录片《建国之春》时，在这长达20分钟的影片里，伴随着各种现代化的展示与轻快向上的音乐，日本向世界展示了在自己“保护”之下的长春的欣欣向荣。日本认为自己给与了他国一个相应的地位——己为兄尔为弟，尽管是个低微的位置，他国也应当听从安排，这种安排并非一种侵略行为。

3 德国——作为一种对比的展现

3.1 “罪感文化”VS“耻感文化”

在《浮士德》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记载了浮士德死时留下这般的遗言：“我死了，我是一个坏基督徒，我同时也是一个好基督徒。”歌德同样自称：“既善且恶，恰似自然。”罪感文化来源于《圣经》，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犯了“原罪”。罪感文化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皆为引人向善，回归生命的本真。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对全球的宗教信仰进行调查时得出结论，百分之七十的德国人信仰宗教，而其中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受其信仰影响，原罪——认罪——赎罪这种模式再自然不过。他们不怕面对罪过，坚信坦诚忏悔并进行赎罪可以洗脱自己的罪行。由是也就有了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与之对应的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给日本文化定义的“耻感文化”。她认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来自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②其实耻感文化不仅是日本也是东方诸国的维持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在这种文化下的人们会看重自己的面子，比较难以承认自己的过错，从而在错误认知历史的弯路上越走越远。

3.2 联邦制分权以及对右翼势力的态度

联邦德国的概念同时涉及二战以后的冷战期间在柏林墙以西的西德和1990年重新统一的德国。联邦制在对遏制二战时期纳粹炮制出的民族主义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意志民族组成复杂，由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等这些古老的日尔曼部族经过近千年的同生共长而形成的。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程度越低，就越有可能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中央政府相对于州或者地方政府的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发生民族主义冲突。③二战时期德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仅是内部民族间，更重要的是纳粹分子对其他民族的一些错误定位和歧视。纳粹统治理论中定义了关于雅利安优等民族之说，还有所谓低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甚至还包括中国人。德国的民族问题彼时现状——仇外情绪、种族清洗，亟待一个可以更适合平复这种棘手难题的政府形式，被美苏分管至后期的联邦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后德国自上而下地对右翼思想的坚决取缔打击，还从立法上保证了对右翼势力的制裁，使国内外都感受到了德国正视历史的态度。

而在日本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并不彻底，东京审判后关押的战犯很多也被偷偷提前释放。这些战犯不但没有洗心革面，还拉拢了新的势力和组织。

日本有一个名词“55年体制”，什么意思呢？1955年以后，日本政坛形成了两大党派，一派是万年的执政党自民党，一派是万年的主要反对党社会党。可以说，日本战后几乎是一党执政。④自民党党内高级官员的政治倾向中虽然左中右皆有，但是右翼在这些年来有偏多的倾向，如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特别是现任首相安倍，其家族长辈就有几位二战战犯。如此一党独大的自民党领导下日本政府，自然不会在反省二战史观上有什么进步。

3.3 有关历史教科书的遮盖与坦白

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所以被频频聚焦，在于其特殊的作用。历史教科书是用来教育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的工具，其导向直接关系到对本国和世界历史的认知。

战后的德国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态度经历了从遮掩回避到揭露公开的进程。上世纪50年代时，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只是有选择性地展现了二战的历史，对于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奥斯辛威集中营等往事避而不谈；在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要求讲述希特勒时期的历史及其战争罪行；70年代之后，德国的历史教科书方才对纳粹在德国的罪行有所涉及，但仍是处于一种顾虑的状态；80年代后，由于政府开始针对历史教科书中回避纳粹罪行的态度进行批评并进行实际干预，历史教科书才做到了真正毫无保留的描述。不仅如此，德国方面还主动和法国、波兰、以色列相关各方讨论协商，听取受害方的意见。

日方的做法则与之相反，在近70年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的教科书一直在篡改、抹杀、歪曲其战争罪行，剥夺了战后的新一代了解真相的权力。比如在关于中国的历史方面，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大东亚共荣圈、慰安妇问题全都被粉饰一新，有了冠冕堂皇的解释。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何以让当代日本青少年认识到当年日本给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的深重苦难？更何谈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