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萃萃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对慈善组织重建公信力的社会学思考

杨萃萃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领域出现了很多丑闻现象，这种信任危机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这种公信力缺失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所以本文以此为背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原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促进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慈善组织；公信力；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学术界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发问和研究有很多。自2011年网络上爆出“郭美美事件”之后，又相继爆出了嫣然天使基金会风波、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明星诈捐门事件等丑闻。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了社会信任危机的普遍存在和严重性。笔者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对切实的建议。

1 何为公信力

对公信力的重新思考是我们正确解释慈善组织目前困境的第一步，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政府公信力的标准。其研究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将公众作为主体、政府作为客体，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提出“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第二类是将政府作为主体、公众作为客体，从政府的角度提出公信力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可见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互为充要条件。本文所称的公信力，是两者的结合，即“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客观体现，反映在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方面”。

2 公信力缺失的社会原因

2.1 慈善文化的断裂。慈善文化的断层应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十分缓慢，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多人将慈善视为西方的文化和实践。所以在那一时期我国是缺少慈善文化的。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强烈的物质观和理性文化开始进入公众的生活，并冲击着公众的善心和社会良知。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常常感叹这是个物质高度发达而道德迅速滑坡的时代。笔者认为只要大众深入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就会发现这是理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社会学家韦伯预言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种物质环境导致了文化的断裂，尤其是传统的慈善文化的断裂。

2.2 官办慈善组织的弊端。提及官办的慈善组织不得不说的就是最具盛名的中国红十字会(简称“红会”)。从红会的商业倾向上看，它属于非营利组织、其活动取向是为特定的社会人群提供某种服务；如果从组织创建者的身份这一维度上看，红会应属民间组织。所以我们将红会定义为非营利性导向的民间组织。但自2000年后红会的身份就开始有了变化，它不仅是单纯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而是被纳入了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根据2000 年印发的《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管理体制的通知》，红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其机关党的工作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领导、干部按中组部有关规定进行管理、经费列国管局。之后到2003 年，中组部又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其中的实施范围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设置、职级对应、工资制度等均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并且在每年的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红十字会的相关职位亦都在招考之列。至此红会的官方性质体现地最突出。另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民办非营利组织必须挂靠在公立组织之下。截止2012年，中国有近 200 家慈善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官方色彩，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屈指可数。

从以上的条例和法规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中国的慈善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和影响，这种管理制度的安排使得一些大型的慈善组织的本质偏离了其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与政府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公信力的困境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改革方向。

2.3 信息社会的文化困境。一方面，我国的公民社会现状仍然是不完善的，尤其是一些网络媒体的社会定位是缺乏正确性的；另一方面，大众的社会心态和信任环境还需培养和建立。比如一旦网上开始传播某一新闻，总会有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转载和评论，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心态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3 对策和建议

3.1 法律的落实和完善。法律是各国公认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2016年3月16日，《慈善法》颁布，它不仅可以激励公众参与慈善活动、提高企业的捐赠率、弥补慈善组织管理费的不足，而且能够对慈善组织形成有力、专业、规范的监督和管理，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就是法律的落实和不断完善，相信我国的慈善事业必然会迎来春天。

3.2 政府部门的职责转变。政府应该在具体的实施中，解除捐赠者减免优惠的机构限制，保障公众参与慈善组织的募捐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简化申请审批程序及其手续。同时，政府应当停止对慈善组织的直接拨款，变为以购买服务、官民合作等方式。实践证明，通过公平、规范的招标，赋予慈善组织平等的权利，将会极大地促进慈善组织的发展。

3.3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现在很多慈善组织都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求做到对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负责。如2010年杭州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浙江禾晨信用管理公司，对全市慈善组织进行信用评级，对自愿申报信用评估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基本条件、组织建设、人才配备、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等指标进行分析，将评估等级在AAA级以上的9个市区级慈善组织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中国社会报》、浙江省民间组织信息网、杭州信用管理网等媒体上予以公告，设置评估等级有效期为三年，在等级有效期内，对受评单位实施跟踪评估，保证评估的动态性和权威性。

3.4 培养现代慈善文化。现代慈善文化的培养要从提升从业者的职业素养着手。从过去的扶贫济弱的救助转变为大领域的开发服务，慈善组织越是发展，就越需要综合性的人才资源，所以尽快打造一支有思想、懂业务、会管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慈善发展的关键。

[1] 马修·比索普，马克尔·格林.慈善资本主义[M].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9-133.

[2] 张奇林.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44-260.

[3]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M].(第三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30-133.

[4] 杨团.中国慈善发展研究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杨萃萃(1991—)，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慈善与慈善文化。

D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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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1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