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琼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000)

从《我们是谁》反思中华民族现实性的民族问题

杨尚琼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000)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使得民众间交流有所阻碍。近些年的接触虽然有助于民众间的了解，但现实的摩擦、冲突也在不断升级，如何消解矛盾，更好地理解各民族与中华民族间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强化中国的民族凝聚力，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提到的美国国家特性的构建，虽然立足点不同，但为我们反思中国现存问题提供了启发点。

民族;中华民族;《我们是谁》;民族认同

中国在建国后的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之后，正式确定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日益便利、旅游业的日益繁盛，各民族民众之间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加，然而我们所期望的民族和谐却未能真正地出现。在早期民族间交流甚少的时候，大家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的“密切”接触，摩擦也越来越多，且不断升级。并且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面对外来的各种挑战时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硬件实力，也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而在除却文化影响力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全民族的同心协力，中华民族如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须举全中国之力，而这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够单独完成的，应该是56个民族同胞们共同去完成的，在现存的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下，民族凝聚力仍是国家能够立足的基础。

在同样是多民族(种族)国家的美国，在1960年代之后，大批量的移民的迁入对美国本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所思考的，这种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对美国国家特性所构成的挑战一样，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在我们不断推行民族融合、语言统一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多样性要如何保存，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要如何继承，民族间的某些仇视心理要如何消除，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要如何加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应该是我们所要去思考的，特别是在当今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只有不断提高国家内的民族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方能使国家的民族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不至于在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而松散。对于这些问题，我未能找出合理的答案，仅从《我们是谁》这本书出发，对我国当前出现的民族问题做出一个反思，以期有所感悟。

1 民族与中华民族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最开始的社会文化氛围应是盎格鲁—新教文化，最开始的民族是美利坚民族。早期欧洲殖民者在与当地的印第安人的角逐中，胜利地占有地盘，成为当地的定居者，并且通过自己所携带的文化元素创建了后来的美国社会——盎格鲁—新教美国，后来的移民只是从原籍国迁到美国并放弃了原来的国籍、语言和习俗，自愿融入到美国的新教文化之中，并且认同美国的文化。但是随着移民人数的上升(虽然施行过禁止移民的政策，但总体是上升的)，移民群体的扩大，移民可自成社区。相较于以前少数移民必须融入美国社会的情况，自成社区的移民群体无需与外界接触便可进行自主的生活，不需学习英语也能满足日常的交流，不用进美国本土的公司也能通过本民族同胞办的企业获得生活的资本。这种不断壮大的移民群体日益与美国本土社会相隔离，使用自己原来国家的语言，信仰自己原来国家的宗教或者不信教，甚至在某些时候为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自己原籍国家的利益，试图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这些表现在亨廷顿看来，从语言、宗教、教育、文化等多方面构成了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使得美国国家同一性面临威胁，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②亨廷顿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考虑的是要维护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加强美国人对美国国家的认知，对美国国家语言的运用而不是重视自己的地方性高于国家性，使用其他民族语言而不是英语。虽然这种移民群体壮大有利于维护本种族群体的利益，但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亨廷顿的担心却也不是多余的。

与亨廷顿担心美国同一性可能会丧失的不同的一点是，作为多民族国家而言的中华民族要如何在维护民族同一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保存地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如何使少数民族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能意识到自己是处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的，能认同自己的中国国民身份而不单纯是某地区的身份。

在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演变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也在不断地变化。古时，主要是汉民族为主体，华夏民族说的也是中原汉族，即便有少数民族当政时期，统治者推行的也是民族融合的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风俗习惯，以达到汉化的目的，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其时，并未有明确的民族概念。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入侵不仅使中国的国土支离破碎，为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刻意向居住在中国国境内但与中原群体在祖先血缘历史记忆、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各个部落和族群灌输它们是“独立民族”的观念，所谓“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汉民族”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首先使用并介绍进中国的，③此时“民族”概念大行其道。之后，新中国建立，考虑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现实情况，学习苏联使用“多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来界定国家特性、民族关系，虽不能完全诠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但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的国家民族状况。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中华民族=56个民族。

2 民族关系遭遇的现实状况

虽然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但今天看来，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并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民族摩擦、争端，甚至是民族分离势力都在不断呈现趋高的态势。叫嚣着藏独、疆独、台独的声音未曾势弱，不同民族的民众之间的矛盾却又在激化。

首先，近几年，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发生的打砸抢、杀人事件，激进分子在将矛头从政府转向普通民众时，也在不断地激化着民众的情绪，也使得对少部分激进分子的仇视转变为对某一民族的敌视，民族隔阂越来越大。

其次，“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分清每个中国公民各自属于哪个“民族”，谁属于哪一个“民族”，进一步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以进行“民族的自治”，确定哪个“少数民族”具体享受哪一项优惠政策。④这种识别有助于在追求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消解各民族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同胞能够同等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尽可能拥有同等的教育师资，消除“知识沟”和“数字沟”。但就目前来看，对“民族识别”的不合理运用和过度强调这种民族差别，使得我们对某些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标签化的解读。并且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扩散快而广。在这种信息互动的环境中，信息发布的同时，受众就可以自行加以解读并予以回复，对同一事件的一致性讨论便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种舆论，如果这其中还有不怀好意的人加以引导，那么就容易形成一面倒的局面，用语言对某一群体或个体加以攻击，在民族关系上就表现为对某一群体的攻击。如之前发生的云南火车站砍人事件，虽是由新疆恐怖分子所造成，但在网络言论中，对新疆民众的污名化越来越严重，给人一种新疆人都是恐怖分子的错觉，虽然后来有新的言论出来进行更正，但伤害已经造成，我们对新疆的“恐惧”与新疆对我们的不满已然存在。

再次，多年来为加强民族间的沟通，虽然进行的普通话推广，汉语教育推广有助于减少民族间交流的障碍，但是推广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本身文化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以满族语为例，目前，我国共用满族人口1068万左右，但真正懂满语的不足百人，精通者不足10人。这意味着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清代官方语言—满语濒临消失。⑤

3 对问题的反思

我们一直倡导和谐共生的民族相处方式，也在推行各种政策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不断出现的冲突、分离又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撇开外在的他国分裂势力的干扰之外，我们更多地是要从我们自己内部来寻找原因：

3.1 尊重与重视的缺失。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建而成，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结构合理了，才能更好地使整体发挥作用。我们在强调民族交流的时候多是推动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却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他们本身的文化诉求。特别是在现在的媒介环境之下，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让少数民族群体感受到对他们的重视，就需要让他们自己来构建自己的形象，传播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视角在选择性地对他们加以浅显的了解。

3.2 各民族主体间性的忽视。我们在倡导各民族平等相处时，却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在相处过程中某种民族优越感，因为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而报以仇视的态度，在与少数民族群体交流时抱着我是主体，你是客体的态度，这些都是容易产生误会的地方，应予以避免。

3.3 主动了解的缺乏。多年来的民族交流政策与项目都在不断推进，以期增强民族间的交流，但是往往我们都不会主动去当地担任职务，如大学生毕业时有派往疆边的名额，但基本上没人报。只有当少数民族民众来我们身边时我们才有少许的了解，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回避交流。

3.4 传播语言的不恰当使用。传播的本质是加强沟通，消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但是当前的媒介报道中对某些群体形容性的刻画，使得受众从感情上就对该群体加以排斥并拒绝了解。

诸此种种，都不免会扩大民族间的间隙，中华民族力量的集聚靠的是56个民族共同力量的聚合，如果各民族群体只认同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而排斥外在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文化，那么分离势在必行。作为主要部分的汉族更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中华民族不仅是汉族，更是其他民族共同的意义归属，我们在推行民族融合时，不单纯是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字，更重要的是在认同“他们”文化的基础上让他们来认同“我们”的文化，那样才能更好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化中国的国家特性。

注释:

① 马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J].《西南民族研究》，2012.3(13)

②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新华出版社，2005.1

③ 马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J].《西南民族研究》，2012.3(16)

④ 马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J].《西南民族研究》，2012.3(14)

⑤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86036-1.shtml

杨尚琼，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4级传播学在读研究生。

C95

A

1672-5832(2016)05-01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