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精神病意象及隐喻

2016-12-06潘晗苑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7期

关键词：丁聪狂人日记狂人

潘晗苑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鲁迅小说中的精神病意象及隐喻

潘晗苑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开始，中国现当代小说便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精神病患者的形象。鲁迅在其小说中多次涉及精神病这一疾病意象，并赋予了精神病及其深广的内涵，具有十分丰富的隐喻性描绘。不仅在鲁迅的笔下，还出现在许钦文、柔石、张恨水等作家的笔下，从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疯癫”系列人物。

鲁迅；小说；精神病；意象；隐喻

1 精神病患者身份的界定与处理

在古代，人们早已将癫狂视为一种病态行为。据《黄帝内经·灵柩》卷五中《癫狂》条记载，癫狂的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夸大妄想、失眠且常吵闹不休，甚至于“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①

目前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实际上是一个病理学概念，指的是患者除具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外，患者的各种心理活动均出现明显的异常，导致患者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患者的一些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甚至在病态心理的操控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行为倾向。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造成精神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由于人与社会的分裂导致。其二是由于自我精神的内部分裂导致。②

从18世纪开始，西方世界里的疯癫的基本内涵是非理性的。福柯认为,精神病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概念和医学事实,而是一种文明与文化事实。它“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只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形式”。③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与过去的理性存在相对比，凸显其非理性存在的意义。18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已经具备少数规模较小、运行分散并且有目的的建构的疯人收容所。福柯曾形象地把“疯人院”称为“模拟家庭”，其特点是它并不真正由实际家庭和人员所构成，而是由各种符号和动作构成的虚拟的家庭氛围。④

与西方社会不同，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对癫狂概念的认知及癫狂患者医疗空间的处理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古代中国，无论是普通老百姓或是相关部门，都较为忽视个人因素对癫狂的作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和法律方面，都往往从官方而非医学的角度判断和处置癫狂，都认为癫狂的非理性状态易转化为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侵扰等破坏行为。对于疯子的处理，古代中国有专门的法律原则，最早见于《后汉书·陈忠传》，虽说古代中国社会已对癫狂进行法律化处理。但处置疯人的空间主要还是以家庭空间而非法律空间为主。清政府颁布的专门用于疯人的法律清楚地界定了疯人亲属、地方系统(如社区宗族)及官方的责任。法律条例规定：“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官束及妇女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⑤以家庭空间来禁闭疯人的核心传统在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我们从鲁迅的小说中便可略知一二。

首先，《狂人日记》开篇并未点名道姓，而是用“迫害狂之类”“语无伦次”“多荒唐之言”等词来形容昆仲君。言下之意，文中所说的“狂人”便是疯子、精神病患者。而这位人人指认的癫狂者，并未被强行关入监狱或交于官方看守，而是与普通人一样，生活在自己家中，在亲属的监督下，正常出入，正常行走，疯癫者在家中仍具有实质性的家庭成员的地位。

其次，小说《长明灯》中的“他”，是通过“观看者”的视角来辨别其疯子身份。“他不是发了疯么？你还没有知道？”“他年纪这么大了，但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⑥等等这些话语中，我们能够判断出其疯子身份。又因小说中“疯子”的双亲早已逝世，故其禁闭空间由家庭扩大到了社区宗族，也许是因为疯子的表现太过决绝、勇敢，所以《长明灯》中的疯子并没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这般“幸运”，疯子的反叛行为导致其被看作是氏族宗亲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宗亲们想方设法想要铲除的对象，疯子的身份让他毫无为自身辩护的机会和可能。对疯子的处理，在社区宗族尚有能力控制和与其对抗的情况下，官方没有任何参与和介入的机会，疯子的人身自由完全掌握在氏族宗亲手中。

除此之外，《白光》中的主人公陈士成，因屡次落榜而变得痴傻疯癫最后惨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作者通过陈士成“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糊”。“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⑦等等这些幻想、幻听来得以实现。另外，鲁迅笔下还存在着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尚且具有超凡脱俗的“狂气”。如《药》中的革命者夏瑜，即便他在病理学上被确诊为正常人，但其革命义勇行为在世人的眼光中仍被看成是“疯子”。不免被赋予“疯子”的身份，“阿义可怜——疯话，简直发了疯了。”“发了疯了”。⑧这一辨别不以病理学为标准，而是以革命者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言行为标准。“孤独者”魏连殳被人称之为“洋教”的“新党”，“脾气古怪”，不愿娶妻。在正常人眼里与“疯子”无异。

等等这些，都是鲁迅笔下所谓的“疯癫人物”。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是《药》中的夏瑜，《白光》中的陈士成，《长明灯》中的“他”，《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等这些人的言行举止与正常人不同，他们失去了自我，无法进行自我鉴定，在正常人眼里，这些人只说疯话与胡话。这种对身份的指认，首先得益于叙述者对其身份的描述，其次才是他们自身身体状况的展示。

2 鲁迅小说中的精神病意象及其隐喻

在鲁迅的小说中，精神病这一疾病并不仅是单纯的医学现象，从隐喻、相对静态的角度看，精神类型疾病的现实隐喻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及道德话语中。也就是说，鲁迅以精神病这一疾病意象，来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政治、道德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疾病的隐喻揭示的社会主题。《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所以被看成是疯子，是因为在这个“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骨疗亲”传统盛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唯独“狂人”敢于说真话，反抗传统中的糟粕，怒斥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狂人”是众人眼中的异类，是吃人的人的眼中钉，是吃人的人所要铲除的对象。但“狂人”仍发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⑨的呐喊！《长明灯》中的“他”，为破除“长明灯为村里的神灯”“长明灯一灭，村中将祸乱无穷”的迷信和谣言，不惜成为村里人铲除的对象，不惜被村里人视为疯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长明灯熄灭。相比于“狂人”来说，《长明灯》中的主人公，其表现更为决绝、勇敢，更具有反抗精神。他那一声“我放火”的战叫，是对卫道者的一声怒斥，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撼动。二者的行为意在说明，即便是这个社会如何腐朽，如何黑暗，封建势力如何顽固。总会出现一些“疯狂的”猛士，他们将不惜生命与之搏斗，即便牺牲，即便无人问津，只要有希望，“疯癫精神”依然会传承下去。这就是《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中的“疯癫者”所要揭示的社会主题。

一生追求“白光”的陈士成，在仕途上屡战屡败，最终经受不住打击，走向疯癫以致死亡。文中以《白光》为题，象征着仕途做官之路犹如白光，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鲁迅借《白光》告诉我们科举之路是封建余孽，是害人的玩意儿，应给予铲除，不可沾。陈士成的痴傻疯癫告诉我们，不要再对封建科举制抱有任何希望。

与“狂人”和“疯子”一样，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大清的天下”里，出现了夏瑜这样为改变腐朽社会而勇于牺牲顽强抵抗不惜付出生命的知识分子。少数革命者超前的思想与封建统治下人们的腐朽思想，是不相容的。在“正常人”眼里，即便是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夏瑜。也不免被赋予“疯子”的罪名。同样有着超前的思想和行为的知识分子魏连殳，集异常的行为于一身，为了理想不惜为革命献身，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在正常人眼中，他们净说胡话，做荒唐叛逆之事，众人同样以“狂人”视之。但不可置否的是，他们的这些疯话、胡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鲁迅正是借疯癫者之口，来揭露封建社会的弊端，企图达到启蒙的目的。鲁迅的小说，正如黑暗的世界里突然而来的一道耀眼的阳光，让人们受着一种痛苦的刺激同时，感受到光明的即将来临。

其次，疾病的隐喻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关系问题。首先，它是一种“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精神病具有相对存在性，也只有这种相对存在性才能确定它的身份和意义。“看与被看”的写作模式在鲁迅的小说中可谓是反复出现，鲁迅认为，当时的国民性是愚昧、无知，具有劣根性的。因此，鲁迅认为，即便国人的体格是如何健全，其本质仍具有软弱的一面，只能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看客和被示众的材料。鲁迅在小说《示众》中，就深刻的讽刺了国民劣根性中看与被看的这一特点。并在其他小说如《狂人日记》、《药》、《长明灯》等中，从看与被看者所拥有的不同角度和身份，将看与被看展示在读者眼前。

《狂人日记》中，文章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狂人周游于人吃人的世界里的所做所想。社会的残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大多数人仗着“祖宗”留下的“东西”成为了野蛮人，与其他“看客”不同，《狂人日记》里的看客会“吃人”，他们成为了吃人的人，这些人(看客)向“狂人”发出了“吃人的眼光”，所以不论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勉励。”⑩也不论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为了吃人，都能拔刀相向，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里的看客们组织的一场触目惊喜的人肉筵席，看客们本不会吃人，但残酷的现实逼得他们不得不发狂，不得不吃人。久而久之，看客们接受并习惯了这种制度，即便是父母亲人朋友都能够成为他们口中的食物。而只有作为被看者的“狂人”，能够不忘初心，牺牲自己，在生命弥留之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小说《药》中，老百姓们都争先恐后的充当看客，抢着去“看”他们口中的疯子夏瑜被杀的场面。就连“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一群愚昧的看客，在“看”的过程中甚至表现出“执著”与“投入”。更有甚者，当华老栓去换取人血馒头之时，看客们竟完全不理会革命者牺牲的身体。交易时“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了种攫取的光。”在这看与被看中，鲁迅将看客们的麻木、愚昧、残忍、漠视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意在实现颠覆传统的封建制度的目的。另外，鲁迅想通过这一疾病意象揭示其中的现实隐喻功能，达到揭露黑暗社会的政治形势，抨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而达到唤起国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归正常化的目的。

3 小说中精神病病因的诊断与治疗

由上述可知，中国人在精神病患者的界定和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环境的支配和影响。与西方社会把精神病当作一种疾病类型来分析不同，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从未将精神病作为一种疾病看待。往往只是考虑到精神病人对于社会的安全和利益是否构成威胁，从未积极的为精神病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氛围。一旦精神病人对社会及周围的人造成威胁，家庭宁可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是“非常”手段，来重新获取这个家庭在社会及社区宗族的地位和认同。

因此，鲁迅小说中精神病患者的病因，首先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先驱者们(如狂人、疯子、夏瑜、魏连殳)的疯癫不仅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其疯言疯语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控诉。而群众的疯癫如祥林嫂、陈士成等，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逼。鲁迅将其写入小说中，目的是为了反映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压制下，无论是接受过教育想要改变社会现实的先驱者，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普通老百姓，都不堪社会生活的重压，时常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状态下徘徊不定，以至于精神崩溃。其次，从看与被看的模式中我们发现，看客们的麻木与无知正是社会悲剧的一种体现。国民性中存在有劣根性，并且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被看者们(先驱者或被看群众)试图改变这种劣根性而不得，于是便在失望与绝望中走向疯癫。

小说中，鲁迅并没有明确地为疯癫者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治疗途径和方法。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则中，狂人提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疑问，并且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意味着鲁迅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解决疯癫的途径应从下一代开始。改变人吃人的历史习惯，呼吁群众祛除封建残余势力，方能为下一代的新生活铺平道路。小说《药》中，革命者的行为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是一种疯癫者的行为，而要治疗这种疯癫行为，应从群众的思想启蒙开始，然而在鲁迅的小说中，思想启蒙尚且停留在孵化阶段，但逝去的人早已逝去，活着的人等待觉醒，小说结尾乌鸦预言的显灵正预示着一种新的希望。小说《长明灯》以孩子们合唱的一首关于疯子的故事的歌谣结束，这意味着革命的篝火将会代代相传，永不熄灭，后人终将会完成疯子的遗愿。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似乎是一种“绝望的反抗”。

诊断已属不易，谈何治疗？一个“疯子”才能对事实的真相进行洞察和了解，但“疯子”是不能将自身的洞察和了解传达给这个世界的，即便是传达了，也无人相信。“在正常人的健康世界里，必须加以治疗的恰恰是这个‘疯子’而不是别人。”鲁迅在这里，引导读者进入了一种对希望的遐想中，而并没有将读者带到真正的光明中去，这也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绝望的表现。

注释：

①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三《癫狂》条，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期

③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期。

④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4—226页。

⑤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二十六，《刑律人命》。

⑥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丁聪插图本》，丁聪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195页。

⑦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丁聪插图本》，丁聪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⑧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丁聪插图本》，丁聪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⑨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丁聪插图本》，丁聪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⑩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丁聪插图本》，丁聪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作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