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

作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立场的现代研究学者，我们不能回避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元素就是历史的和美学的，规避了历史的元素，我们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所以，敢于直面惨淡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行！我想这个普通的历史常识应该是每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研究识见吧。

常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们面对许多博士生讲述这半个多世纪的许多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会一脸茫然，甚至会提出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于是，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文学史展现出的是历史碎片，是断裂的社会史、政治史残片拼接起来的影像。这一切皆源自于当代史料的匮乏，甚至于被遮蔽，这不仅仅是文学史料的问题，同样还涉及文学背景的政治社会的史料问题。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研究学者，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和厘清这些史料，让教科书在历史的真相中呈现出她应有的面貌。

首先，我们需要打破的是一个史料认知的误区，即：当代文学无史料可言。

如果从第一次文代会算起，共和国文学已经走过了67个年头，她的诞生甚至比共和国的诞生还要早几个月，其中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是每一个代际作家都难以忘怀的，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们发表时的作品表层所呈现出来的显在的东西，而其创作背后所看不到的那些大量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内心潜藏着的巨大波动，却是难以知晓的，它往往有可能就被湮没在个人的日记和谈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发掘和抢救个人资料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即使是关于文学制度中的许多政策也没有得到很规范的整理，除了大量文件的整理发掘外，更重要的是许多领导人（更是包括许多文化和文学的领导者）对文学的批示，以及他们的内部谈话都无法得以全面的查寻与确认。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史都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只有发现海面之下的巨大冰山，我们才有资格去治史；只有随着共和国文学的史料大量被发现，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才会有重写的可能性，或许这种重写是有着观念的颠覆性的。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哪些具有建设性的史料工作呢？

首先，从当代史料的搜集方法来看，我以为还是因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按照时段，针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有效的拉网式的清理，也就是分段清理。这样有利于集中一批断代文学史研究者和作家作品研究专家联合作战，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研究共同体，有利于互通有无、研究切磋、辨析真伪。

如果让我进行当代文献史料划段，我仍然坚持那种以中国大陆的政治风云变幻为依据的切分法，因为我们的文学与政治始终是血脉相连的，他们是连体婴儿。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近70年所经历的政治与文学运动是很多的，用周扬的话来说，就是“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

如果细分下来应该是：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时段。在这个时段中，历次的政治运动给作家指定的写作任务成为创作的主流，从工农兵题材（被写的客体）到工农兵作家的培养（写作主体的介入），其中应该能够抢救的史料是很多的，除了散佚在民间的史料和官方散落在民间的文件史料外（例如“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大跃进”时期那些非正式出版的铅印本内部资料与中央文件），口述史料的建设应该尽快进行，当事人和有关联的人现在都年事已高，抢救时机刻不容缓，这些史料孤立起来看，虽然不可当作信史，但是，在互为参照和印证下加以客观地辨析，我们是可以寻觅到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史实的。例如，赵树理在写《三里湾》时，已经感觉到了农业合作化的政治运动即将风行，也许我们可以在他当年出版的《下乡集》的手记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赵树理当时在阅读文件时的体会文字、日记，或者哪怕是在文件上的只言片语式的旁批和眉批，也足以让我们窥见他在文学创作时的复杂而又剧烈变化的心境。也可以看清楚作家为文学史中的乡土题材所提供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所在。当然，像柳青这样的作家也不例外。又如，翻开1949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你可以看到丁玲、陈企霞批判白朗《战斗到明天》的文章，那时的编辑部与作者通信原件是否安在？这与丁玲日后批判路翎等人的做派有无变化，以及自己后来又被别人批判的思想轨迹的勾连，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意义，而我们绝不能偏听偏信作家回忆录和一些文学传记所提供的历史“真相”。我以为这种共和国文学史上“螳螂在前，黄雀在后”政治运动中的史料，对于认知一个个作家的心态变化是有很好的实证作用的，许多原始资料的发现，有时足以改变我们对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流派和团体的历史评价。尤其是在1957年前后的“反右”斗争中的那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包括纸质的文字和原始的录音资料，以及后来录制的口述资料）都是研究一个作家心路历程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我们重新回到文学历史现场而体验历史文化背景的最好教科书素材。包括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珍贵的社会学的一手史料，也会成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背景的参照物。许多作家歌颂“三面红旗”的作品，后来成为我们几十年语文教科书的典范文本，我们在修正文学史观念的时候是否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在19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刻，我们的作家在其创作的背后，还留下了哪些没有见过天日的文字？搜集这样的史料，不仅可以还原许多历史的原貌，还可以窥探到许多作家在那个时代痛苦而复杂的二律背反的内心世界。

无疑，1966年至1976年（窃以为其实这个时段应该延至1979年）的“文革”文学则是共和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而以往的文学史将她定性为“历史的空白期”，我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表面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十分稀少，能够入史的东西不多，但是，大量的“地下文学”的存在，让我们看见这段文学史中充满着反叛异数的地火，虽然只是短暂的十年，但是她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文化意义上的史料（即使是非文学的史料），也足以让我们认清楚“十七年”文学和后几十年文学史的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她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历史环链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一段历史史料不清理出来，我们的共和国文学史就是断裂的、断片的。可惜的是，最为缺乏的文化和文学史料恰恰就在这个关键的历史环节上。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掘整理这段历史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能够获得的第一手史料是极少的，但是，搜集整理第二手资料应该是一件并不太难的工作，我们且从这里起航吧。人们都说“文革”研究在国外，这一点我不完全苟同，你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国外的研究资料搜集得比我们多，而真正有深度的“文革”文学和“文革”文化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地展开。因为能够真正把握那个时代文化和文学命脉的研究学者还活在大陆，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深刻认识，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凸显出其爆发性的研究当量来。况且，我坚信尚有大量散落和深藏在民间的史料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搜寻，一俟见天日，许多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东西就会为我们提供最丰富的研究资源。

1979年直到今天的近四十年的共和国文学史的资料往往被人看作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历史过程，无须再做文章，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同样是陷入了另一种历史的盲区，殊不知，正是因为大量的文学史料被一轮一轮的社会经济的文化大潮席卷而去，当人们还没有看清楚一个浪头的真貌时，另一个浪头又迎头扑来，用1980年代后期的一句通俗的话语来描述，就是：现代性像狗一样撵着我们，连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因此，一波一波的文学思潮、现象如电影镜头一样瞬息闪过，整天陷入口号、名词与概念的狂轰滥炸之中，让人连一点思考的空间都没有，重新整理这段史实，同时发掘许多被人们忽略的史料，仍然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越是短距离的史料越容易发现、搜集和整理，千万不要让许多史料化为纸浆后成为历史的遗憾。

总之，随着共和国历史不断在延长，我们堆积下来的史料就越多，被遮蔽的东西也就愈加沉重，只有认清史料发掘的重要意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许多被历史沉淀下来的作品，我们才有治史的资本和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