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重视搜集、整理、使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洪子诚老师、丁帆老师、程光炜老师等，都有当代文学史著作，他们对史料之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有很深刻的体会。随着当代文学在“时间”上的累积，史料的发掘，知识谱系的更新，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与史料关系的认识也在深化。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一些人文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有新的期待，包括再次提出作为史学的文学史研究如何深化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大框架中讨论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包括年轻一代学者，开始用相当的精力来搜集、整理当代文学史料，重新讨论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一部分的史料研究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某种转向，可能会因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进展而出现突破。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十七年”时期文学制度的研究，“文革”时期文学的研究等，都需要史料再发掘、再整理，目前的史料基础不足以推进这些领域的研究，也不足以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文学史论述。如果论不从史出，所谓新的观点等常常是一种理论的自我循环或衍生。寻求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人们往往想到“创新”二字，包括知识、观点和方法的创新。但这类“创新”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时需要“守旧”才能“创新”。重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就是以“守旧”的方式，来“创新”当代文学史研究。换言之，创新需要基础，创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史料研究。我想，我们的同行并不会否认文学史研究是史学范畴，当然，研究的是文学的历史，这和其他学科相区别。史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使用，是中国史学的基本方面，也是史学家的基本功夫。如果我们不把文学史研究视为史学，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在一般意义上说，关于史料的选择、使用和阐释，构成了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手段和内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不例外。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无疑有突出的成就，在学科上与中国当代文学合二为一的现代文学，也因多年的学术积累，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史料基础。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史料的形成和研究有一个“时间差”。从当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我们似乎不能离开文学史研究单独谈论史料研究，思潮、现象、事件、文学生产与传播过程等史料的研究，也是属于文学史的专题研究。至少在我们这个学科，我不认为有单一的史料开究，或者说某学者只做史料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尚未出现可以成为“史料学家”的学者。一般史料整理者和史料学家是有区别的。按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编》中的说法，“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我们现在缺少这样的“方去论”意识。有一个偏见，认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是不需要思想的。如果没有思想，就不能发现被遮蔽的史料和揭示史料的价值，因而也无法运用史料。

这些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已经有不少进展。现有的已经编辑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料，大多集中在这些方面：思潮、现象、社团、运动、论争，方针、政策、讲话、批示、社论、报告，作家创作道路、文集、选集、大系、日记、传记，期刊、出版等等。文学史研究基本都是依靠这类文献来处理的。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著作写作的进展。与这类史料的新发现、使用有很大的关系。这类史料的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受新文学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影响。但当代文学的政治文化、文学制度、生产方式等与现代文学有诸多不同，文学史料的类型虽然相同，但意义的差别很大，还有更多的是新文学时期未有的类型。比如编者按、文学会议、会议纪要、内部讲话、领导批示、手抄本、检讨书、批斗会等，都带有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今天讨论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时，史料的范畴和分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史料的基本理解、整理史料的方法需要与之相适应），文学观、文学史观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变化，语境和技术手段的变化同样突出。因此，关于史料的整理，一方面，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发掘新的史料；另一方面，无论是视野、观点和方法等，都同样需要更新。在这个基础上，史料研究才可能上升到史料学的层次。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史源的问题。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史源有很多不同之处，搜集（获取）、整理和研究史料的路径与方法也有差异。当代文学是一个在发展中形成的学科，它与当代史的研究有很大关系。我们注意到，当代史书、当代方志中的文学史料较少；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笔记、谱牒这类文体在当代也少见；除了部分跨越现代与当代的作家有年谱，多数作家特别是健在的作家鲜有年谱；和现代文学时期不同，有价值的作家日记几乎不多；已经公开的、能够查阅到的文学档案也极少。这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是一个问题。但当代文学的史料有相当的独特性，我们需要拓展当代文学史料的“史源”。在这方面，近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突破。比如，“手抄本”的搜集，“文革”时期文学史料的整理，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编者按的研究，稿签和稿费单的搜集，会议纪要的整理与发表，口述史的实录与书写，文学现场的保护（作为实物而不是文献的史料），作家回忆录或者日记的出版，等等。这些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都有了比较大的进展。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也就成了后人研究“当代文学”的史源。

史料的综合运用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史料运用的前提是去伪存真，“史料以求真为尚”，这是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所强调的。确实，史学家或者文学史家，要考证史料，要去伪存真，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法则。真伪或者真假甄别以后，还需要讨论的是，史料作伪的原因是什么？使用不实史料的历史叙述的动机是什么？当年关于“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写作的时间真伪问题曾经引起过讨论，但没有能够上升到理论层次。在去伪存真的前提下，我想强调史料的综合运用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在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中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并不缺乏史料运用，尽管史料的整理和使用还只是初步的，但研究者通常是选择性使用有利于自己论述的史料。选择性使用史料或许与使用者掌握的史料单薄有关，或许与使用者的价值判断有关。但事实上，使用者如果不是在众多史料中加以比较鉴别然后再选择和阐释，那么，建立在单一的史料基础上的论述往往构成了不真实的历史叙述和判断。在当代文学史上，同一事件、思潮、现象等，有多重史料并存，这之间有复杂的关系，现在的研究往往忽视这种复杂性，取证单一。

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价值，没有一种类型的史料是全能的，而现在的不少研究者，通常是将一种史料作为文学史论述的全部立论依据。比如，当代文学的史料整理，通常比较关注政策、政治运动、领导人讲话、社论，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史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史料确实是讨论文学制度、文学思潮的重要史料；但如果因此认为，如此就可以确定文学史的论述框架和对文学史的诸多问题做出结论，则是轻率的。暂且不说尚未公开的史料，已经公开的但未被研究者注意和使用的重要数据也有很多。具体说，讲当代文学的发生，总会讲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主报告，但研究者几乎很少注意到周扬在延安鲁艺一次讲话中说到，今天的解放区文学，就是明天新中国的文学。在研究六十年代到“文革”时期的文学史时，通常都只讲毛主席的“两个批示”，但很少注意到在毛主席1963年12月批示以后，1964年1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和北京部分文艺领导和个别著名人士开会，贯彻毛泽东1963年12月批示。邓小平同志提出“统一认识，拟定规划，组织队伍”十二字方针，并责成中央宣传部起草文艺指示，准备召开一次文艺会议。根据黎之先生在《文坛风云录》中的回忆，周扬主持代中央起草的文件初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文艺战线的指示》，后因形势变化，此事未完成，文件第三稿收录在黎之《文坛风云录》中。在未成为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文艺战线的指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党内一些同志试图在妥协中保护积极因素、促进文艺发展的努力。这些史料，呈现了当代文学史进程的复杂性。

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虽有进展，但没有出现重大突破。除了意识形态、学术取向、技术手段等原因，学术观念的限制也是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一部分的史料研究的意义，并且在“方法论”层次上整理、研究和使用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