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路嘉,和立新

(1.山东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山东 济南 250102；2.山东农业大学 体育与艺术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近代京沪城市体育赛事的历史发展研究

姚路嘉1,和立新2

(1.山东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山东 济南 250102；2.山东农业大学 体育与艺术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历史资料的分析解读对近代京、沪城市体育赛事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京沪城市体育赛事基本经历了外侨主导——国人模仿——自主自办的过程，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西方现代体育赛事的传入和初步开展，第二阶段则是城市体育赛事的自主自办与兴办大型赛会的尝试，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的艰难发展。北京、上海近代体育赛事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传播普及了现代竞技文化，同时融入时代潮流，对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城市体育；体育赛事；近代体育史；北京；上海

北京和上海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重镇，在近代体育史上，两座城市的体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两座城市的体育赛事发展对于研究其城市体育文化特色，分析其体育发展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两座城市体育赛事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对于当前我国构建体育中心城市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拟将京沪城市体育赛事的发展划分为“初步开展期”、“自主办赛期”和“曲折发展期”，并分析其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1 京、沪城市体育赛事的历史考察

1.1 第一阶段：西方现代体育赛事的传入和初步开展

西方现代体育竞赛首先是由来华经商、传教、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带入的。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和1845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国门，将一批沿海城市向列强开放作为通商口岸。这一事件使一批西方国家对华政治、经贸活动有所扩大，也令一部分西方外事人员、商人、传教士等为工作便利开始寻求在中国定居。就北京、上海两城市的具体情况而言，初时北京的外国侨民以致力于兴办文教事业传教士、教育家和外交人员居多，而上海则以租界中生活的外国商人居多。他们组成了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最早的兴办体育赛事的力量。上海侨民开展的比赛休闲色彩较为浓厚，赛事内容多受西方人欢迎，具有娱乐性强的特点，其目的多为增进驻华外侨间的感情与联络，并以此来度过余暇时间[1]。如1848年，租界中的英侨筹资兴建80余亩跑马场，并于1851年举行第一次马赛[2]。1852年，上海的洋商联合外国水手在黄浦江中举行赛船活动[3]。这一阶段北京地区的外籍人士开始创办新式学校，并尝试在学校中开展体育课外活动和一些学生间的竞赛。这一尝试尽管受到传统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学校在简陋的场地条件下，引导许多学生参与一些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还有的学校组建了运动队和体育会，开展了一些练习活动。如1885年左右，北京汇文书院、北京协和书院就曾组织学生开展网球和篮球游戏。由此，国人开始由西式体育的“看客”转变为“参与者”、“模仿者”，对此后城市体育赛事的自主举办影响深远。

1.2 第二阶段： 城市体育赛事的自主自办与兴办大型赛会的尝试

西方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数十年间，也是中国社会开始调整心态，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以相对开放的态度和“致用”的观点看待包括体育竞赛在内的西方新事物。经过20世纪初的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初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革命，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已经逐渐抛弃了以往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弊病，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寻求社会变革的途径。这一转变为现代学校在中国的推行和学校教育中体育活动、体育竞赛的推广普及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得国人对于现代体育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鄙视渐次转变为接受支持。

继外侨主导的体育赛事之后，以京、沪新式学校师生为主体开展的体育竞赛“后来居上”，成为那一个时期内北京、上海城市体育赛事发展新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沪体育赛事多以校内运动会、校际运动会为主，内容主要是田径、球类运动。189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举办第一届运动会，当时设置了赛跑、拔河、跨栏、跳高等项目，由于当时学生受到保守社会风气的影响，参赛并不积极。此后学校领导层开始注重学校运动竞赛的开展和普及，于1896年、1898年举办足球赛、网球赛，并成立体育会和足球队。1902 年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公学举行了上海首次校际足球赛。3年后北京的协和书院与汇文书院尝试举行了以田径、网球、棒球、足球等项目为主的运动竞赛，标志着体育竞赛开始由学校内部的竞技发展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和比拼。圣约翰大学在1905年尝试举办了上海首届华人棒球赛，并在对阵青年会代表队的比赛中获得了大胜[4]。1908年北京协和书院、汇文书院的学生球队在 “万国足球赛”上同英、美、法、德、意、奥等八国侨民组成的足球队展开较量，并分别获得了第二、三名。北京的清华、协和、汇文3校尝试举办的“三角运动会”，成为3所教会学校之间的定期赛事[5]。随着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一批新式学堂的成立，中国学校亦仿照教会学校开始推行校间体育竞赛。1907 年3月，北京举行了京师官立六学堂联合运动会，项目包括竞走、拉绳 、掷锥、掷球 、跳高、跳远等。

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体育运动又逐渐成为一种强国强种，宣扬国威的“工具”，转变为一种与民族自信心，国家自豪感关联甚密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国人的体育自主意识逐渐觉醒，“中国人的体育中国人办”的观念得到肯定，北京、上海的体育赛事主机开始依靠中国政府、中国民众的力量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发展。1913和1914年，北京体育竞进会相继组织了中国第一届华北运动会和第二届全运会。当时的“北京体育竞进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联合3所教会学校成立的，这一组织的领导也由外国人担任，比赛所采用的测量单位也多为英制。至1916年举办的第四届华北运动，中文版本的规则开始出现，“五四”运动后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赛事开中文比赛术语和自主生产的体育器材的使用得到进一步普及。在场地和经费方面，初期的大型赛事多依赖“洋款”、“洋地”，随着国人对体育赛事热情的提高和政府、商界对办赛的重视，这一情况在后来有了较大改变。以1927年的上海第八届旧全运会为例，当时用于办赛的江湾体育场是由上海商人集资兴建的，赛事的组织者还大胆尝试招商引资，成立专门组织对赛会相关商业经营权进行竞拍。很多民族资本家还为比赛赠送奖杯、赞助竞技体育组织参加各类比赛。北京20年代的一些体育赛事中或有政要讲话，或有群众自发维持秩序，反映出民众体育觉悟的提高。北京市为了承接大型比赛还于1936年开始兴建北平公共体育场，后改称“先农坛体育场”，但后因日寇入侵等原因，原定于1937年于该体育场举办的第19届华北运动会无奈夭折[6]。

1.3 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的艰难发展

1937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场令国家经济文化遭受极大破坏的浩劫中，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体育也必然受到恶劣的影响。北京和上海军民经过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悬殊致使两座城市分别于当年的7月29日和11月12日沦陷。沦陷时期的北京曾由日伪当局出面组织过“华北都市交欢体育大会”以推行其“中日提携”的奴化宣传。上海沦陷后一部分体育活动转入租界，但终因经费和场地的问题难以为继。

在抗战胜利后，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殖民主义力量的被削弱，一些由外国人兴建的体育场地由中国政府直接接收。如在美国人主持下于1929年建成的“回力球场”于抗战胜利后被上海政府改名为“上海市体育馆”，接收用作篮球比赛场地[7]。这些场地设施许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火中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北京、上海迎来解放后开展群众体育和运动竞赛的重要依托。

2 京沪城市赛事的社会影响

2.1 改变城市生活面貌

在西方体育竞赛传入以前，国人的休闲生活主要依靠看戏、读书等传统文娱项目度过，其间还夹杂一些诸如狎妓、吸鸦片烟、赌博等不良嗜好。体育竞赛的广泛开展改变了北京、上海市民的城市生活。买票到竞技场上去观赏各类商业体育赛事和专业体育赛事成为当时的风尚。华北运动会、旧全运会等比赛向社会公众开放，不仅售卖门票，还售卖各种时髦的饮料、小吃。除了观赛之外，富裕阶层的人们也开始投身于业余赛事。北京市的许多球房为了招徕顾客还曾大量聘用“女陪练”。上海富商梁炎卿的子女喜好打球骑马，甚至多次出国参加比赛，成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选手。原来为西方人所热衷的打弹子、台球等项目随着竞赛的发展也涌现出一批来自民间的华人高手[8]。

2.2 传播竞技文化，推动市民体育意识的形成

近代体育竞赛在北京、上海的发展史也是京沪市民的一部运动竞技启蒙史。初时，市民对西式体育竞赛多采取漠视、反感态度，仅对赛船这一类中国古时旧有的项目感兴趣，导致近代早期的体育赛事多由外国侨民主导，而中国居民则居于旁观者、评论者的位置。然而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碰撞、融合，京、沪的新闻媒体开始逐渐以好奇、学习甚至欣赏的态度报道、评说西式体育，而新式学校的师生组织的竞赛则使得竞技文化向华人大众普及，使得西方体育文化、竞技观念传播开来。这使得北京、上海的居民开始从塑造国民性格、祛除文弱习性、利用观赏比赛和参加竞技陶冶性情以及善度余暇的角度思考城市体育竞赛的价值。到了20～30年代，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北京、上海作为体育资源丰富、体育实力雄厚的大城市开始尝试通过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比赛和派员参加高水平赛事取得优异成绩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成了这一时期两座城市中外对抗赛事的增多和一批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赛事的举办，上海市就曾经于1915、1921和1927年三度举办远东运动会[9]，显示出国民对体育竞赛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3 融入时代潮流，助力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

体育赛事不仅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还是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民族力量的重要标识。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20～30年代，北京、上海的体育赛事诚然因为物质条件和安定环境的缺失而时常受到影响，但也因体育家和城市大众的努力而努力维持，力图展现当时的国民精神，凝聚民族力量。1928年，当延迟两年的第19届华北运动会最终召开时，其秩序册封面印上了“努力向前，勿忘国耻”的字样和一个努力冲刺的跑者激励国人[10]。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组织队伍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举行的全国和地区性赛事，以唤起全国对东北沦陷的关注，彰显收复失地的决心。著名东北田径运动员刘长春在故乡沦入敌手后每次参加比赛都身着白色背心黑色短裤，以取白山黑水之意。1932年刘长春出征洛杉矶奥运会之时，受到京沪两地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上海商界人士还为其筹措了路费和礼服。

然而，应当看到，在近代中国，体育赛事不仅为正义、进步的事业增添力量，有时也会沦为统治者维持其反动统治，推行压迫政策的工具，有时则会因动荡的时局而遇到障碍。北京曾在北洋政府时期承办过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和第一、第二、第四、第八和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在第二届旧全运会和第一届华北运动会上，袁世凯曾经以派人讲话、颁发特制奖杯的做法增强个人权威，粉饰京城太平。1920年举办的第八届华北运动会则受到反动军警镇压学生影响，致使筹备工作十分仓促。1926年原定于北京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则因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而推迟两年。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则因为各种原因一再延宕，最终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而最终取消。

3 结语

北京、上海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和中国体育发展的重镇，其体育竞赛的发展亦经历了外侨主导——国人模仿——自主自办的发展历程。两座城市的赛事发展也因各自所处的不同环境表现出差异：北京近代体育赛事的最先根植于学校，以教会学校和本土新式学校间的校际竞赛为先声，继而尝试举办地区和全国性的运动会。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地区的体育竞赛亦多受到文化革新思潮和救亡自强运动的影响和感召，融入时代的洪流。上海作为最早设立租界、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城市，其相对开放的文化态度和经济优势使得其城市赛事更为丰富。各类校际运动会、休闲娱乐赛事和商业竞赛层出不穷。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还积极赞助竞赛队伍和各类运动会，并对赛事进行商业开发，成为近代体育史上极有意义的赛事商业化尝试。京、沪两地的体育赛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推动着两座城市的体育现代化发展，丰富着市民的文娱生活，亦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中找到了发展的支点和意义。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此后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进行，城市体育竞赛的开展受到战争这一社会恶性运行过程的不利影响而遭受到严重破坏，证明唯有在安定有序的社会运行环境中体育赛事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今天，随着国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的公布，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城市中开展的各类体育竞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必将为我国体育产业的繁荣和全民健身事业的促进贡献出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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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der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YAO Lu-Jia1, HE Li-xin2

(1.SchoolofGraduates,ShandongSportUniversity,Jinan250102,Shandong,China; 2.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Shand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an271018,Shandong,China)

It studies the morder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eijing-Shanghai city sports compet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mainly the introduction and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ing events,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self-run city sports events, and the third phas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Thir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during the difficult development. The modern sports event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enriched the live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popularized the competitive culture. In addition, this trend exerts positive effects to China's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urban sports; sports events; modern sports history;Beijing;Shanghai

2016-09-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赛事与旅游视角下北京上海国际体育中心城市构建研究》 (编号：13BTY019)。

姚路嘉(1992-)，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和立新(1966-)，女，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G80-052

A

1009-9840(2016)06-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