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妮

摘要：研究一座城市的景观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文脉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贯穿城市的河流同样具有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化轨迹和双重特征。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重要，人文渊薮的古城。而唐代又是襄阳鼎盛时期之一。唐时诸多文人曾会集于此，对襄阳境内的汉水多有吟咏，留下许多不朽诗篇。他们或为汉水清澈丰美的特质所倾倒，或在汉水之上倾吐对京华和故土不尽的相思与叹息，或对汉水相关的传说加以持续地想象，或在此思考个体生命如何永恒的主题，或在此留下风流佳话，为汉水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唐诗；襄阳；城市景观；汉水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78-07

在城市中，城市景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城市是一个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城市景观与这一机体的时空相关联，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城市景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演化与更新。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人文景观的城市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城市景观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所形成的城市总体格局久而久之作为景观特色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城市演化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人文景观及历史印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作为‘人化自然，值得珍惜和保护的历史遗产形成了城市人文景观的基本特征。这种地域及人文景观特征，共同构建起城市独特的景观风貌。显然，‘景观风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历史痕迹叠加的结果，它的延续是城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不间断演化与更新的结果”。研究一座城市的景观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文脉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而贯穿城市的河流同样具有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化轨迹和双重特征。它首先作为自然景观出现，在人类的文明活动中逐渐演化为人文景观并进一步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表景观。

本文选择唐代的襄阳境内的汉水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汉水既是唐时一条重要的水道，也是唐人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元天宝时人梁洽的《观汉水》详细地记载了汉水的发源和走向，“发源自蟠冢，东注经襄阳。一道入溟渤，别流为沧浪。”他写到汉水发源陕西。胡渭《禹贡锥指》卷11下中指出：“《山海经》云，‘汉水出鲋愚山，盖蟠冢之异名也。……盖此山本在汉沔阳县界，西南接葭萌，自后魏以来，言山之所在，曰蟠冢，曰西县，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为《禹贡》之蟠冢无疑也。”台湾学者刘希为在《隋唐交通》中也考证：“汉水水线，从南方到襄州和洋州者多利用之。汉水北连丹水可至商州，又可北连灞水至京都，与渭水相通。汉水在洋州界由洋县向北又有骆水，在梁州界（今汉中南郑）向北又有褒水，褒水北和斜水道通过短距离的陆运可和渭水接通，这便是有名的褒斜道。”可见汉水在唐代为交通要道，属于“十道之要路”、“南北水陆之总汇”。

来自四面八方的唐人聚集于此又四散开去。留下不朽的诗篇。《全唐诗》内容中包含“汉水”的共116首，题目包含“汉水”的共7首，题目包含“汉江”的有22首，内容包括“汉江”的有42首。其中提到流经襄阳境内的有约50首，从数量上便可见出“汉水”尤其是流经襄阳的“汉水”成为唐诗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襄阳汉水之所以能引起唐人的关注和吟咏，与汉水之滨的襄阳承载着渊薮独特的人文景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诸如“汉水访游女，解佩欲谁与”（张九龄《杂诗五首》）；“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李白《大堤曲》）；“岘山枕襄阳，滔滔江汉长”（李颀《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公子留遗邑，夫人有旧城”（崔浞《江楼夕望》）；“昔年居汉水，日醉习家池”（严维《赠送朱放》）；“羊公名渐远，唯有岘山碑”（元稹《襄阳道》）；“几日到汉水，新蝉鸣杜陵”（贾岛《送崔定》）；“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陈羽《襄阳过孟浩然旧居》）等等。这其中就提到了“汉水女神”，“大堤女儿”，“岘山”，“夫人城”，“习家池”，“堕泪碑”，“汉水陵谷”这些景观。除此之外，还有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的本土诗人孟浩然，其人物及其诗篇的影响都使得汉水成为代表襄阳城的首要城市景观。

一、作为自然景观的汉水：“水绿沙如雪”

流经襄阳的汉水首先是作为自然景观出现在唐人的笔下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时空来赞叹汉水之广，气象宏大，水质之美，物产之富。

一日汉水气象之大。如王维《汉江临眺》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宋之问《汉水宴别》云：“汉广不分天，舟行杳若仙”；崔浞《江楼夕望》言：“楚山霞外断，汉水月中平”，都写出了汉水水天一际浩浩淼淼的特点。

二日汉水水质之美。如丘为《渡汉江》云：“临泛何容与，爱此江水清”；岑参《与鲜于庶子泛汉江》云：“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元稹《襄阳道》云：“汉水清如玉，流来本为谁？”汉水与周围山峦相互倒映，形成了青山绿水的美妙景观，如李白《襄阳曲》《襄阳歌》云：“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岘山临汉水，水绿沙如雪”，“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酸醅”；杜牧《汉江》云：“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尽春深好染衣”等等，这些都写到了汉水清澈的特质。

三日汉水四季之美。春日汉水被描述为“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陈羽《襄阳过孟浩然旧居》）；夏日汉水又令人倍感轻盈，“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常建《送宇文六》）；秋日的汉水夕阳落晖，“故郢生秋草，寒江澹落晖”（刘长卿《和州送人归复郢》）；冬日千树梅花压汉水，“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王适《江滨梅》）。

四日汉水物产之富。刘长卿在《送周谏议知襄阳》中还格外提到了汉水中的特产，“雄鸭绿头看汉水，肥鳊缩项出泛楂”。《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岘山”条中对此解释为：“岘山下汉水中，多出鳊鱼，肥美。尝禁人采捕，以槎头断水，谓之‘槎头鳊。宋张敬儿为刺史，齐高帝求此鱼，敬儿作六橹船置鱼而献曰：‘奉槎头缩项鳊鱼一千六百头。”足见汉水产此鱼之丰美。不止刘长卿提到此，诸多唐人也对此有所记载。孟浩然《檀溪别业》诗云：“梅花残腊月，柳色半春天。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杜子美《解闷》诗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

这些带有浓重襄阳印记的名词在唐人经过襄阳汉水的吟诵中被赋予了一种唯美的城市特色。这一切都使得唐人对汉水流经的襄阳城有了桃源乐土的印象。正是唐人这些对汉水的描述与赞叹，使得汉水的声名远扬，使汉水与襄阳联系更加紧密，世人皆知。襄阳不仅环境优美，而且物产丰富，更是一个宜居的都市。到了“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东南运河漕运受阻，汉、丹水线遂成为京师通往江淮、三吴地区的主要漕运之道，顿时显得重要了。……史载：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因此至于中唐元和年间，襄阳达到“户十万七千一百七，乡一百六十二”。成为全国四个人口达十万户以上的州治所之一。

二、行人谪客往来不息的汉水：“襄阳道”

襄阳因为“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至于唐代。襄阳从兵家必争之地转换为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之地。唐人李吉甫对此做这样的描述：“襄州八到：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东都八百二十五里；东至随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府四百七十里；西至房州陆路四百二十里，水路五百八十四里；东南至郢州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均州三百六十里。”宋人王应麟也记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

唐代文人经过这座城市时，大都走过汉水这条“襄阳道”，并留下了“襄阳道”的地理书写。如唐初李百药在《王师渡汉水经襄阳》中写道：“延波接荆梦，通望迩沮漳。”《尚书》卷7记载：“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他写到了发源襄阳的两条著名水流以及经过襄阳的汉水水路。又如杜甫准备从蜀中乘船返回故乡的途中也提到途经襄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有白居易的《襄阳舟夜》也有“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这样的行程。

汉水之上，迎来送往，唐人抒发感慨和情怀，是为“襄阳道”上的一大特征，并因此给“襄阳道”注入新的内涵。王维送客南归时写道：“万里春应尽，三江雁亦稀。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送友人南归》）岑参送一位志性高洁的友人归觐省亲时写道：“明时不爱璧，浪迹东南游。何必世人识，知君轻五侯。采兰度汉水，问绢过荆州。异国有归兴，去乡无客愁。天寒楚塞雨，月净襄阳秋。坐见吾道远，令人看白头。”（《送陶铣弃举荆南觐省》）而“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送客时想象汉水上一片愁云惨雾：“故人南去汉江阴，秋雨潇潇云梦深。江上见人应下泪，由来远客易伤心。”（《江上送客》）刘长卿送李中丞之襄州时，也写道：“茫茫汉江上，日暮复何之”（《送李中丞之襄州》），其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时，写道：“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从这些文人送友离别的吟咏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气象。盛唐时的书写都有着一种丰满圆融的平静之美，而到了中晚唐气象为之一变，国势江河日下，文人的情怀也随之惨怛。

不仅如此。“襄阳道”汉水还成为谪客从中央到偏远地方，应朝廷征召返京或归来的必经之路。李百药被贬为桂州司马，经行过襄阳，留下《渡汉江》一首，从“客心既多绪，长歌且代劳”中足见其内心的苍茫之感。武后宠臣宋之问“三次流放南方，每次必经襄阳……由西安、洛阳而襄阳再南下，归途则相反”。他于神龙二年，从岭南逃回洛阳，经襄阳写下了《渡汉江》，将他悲喜交加的心情“岭外音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表露无遗。他还在《汉水宴别》中深情地写道：“戏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过了襄阳，便是另一个世界了。初唐诗人张说在玄宗朝被贬为岳州刺史，在被贬南下途径襄阳留下《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若兰》。而他在应召北归时又路过襄阳，此时正逢寒食节，他感慨万千地写下“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襄阳路逢寒食》）的诗句来回顾他风尘仆仆的行程。元稹和白居易在“永贞革新”中落败，被贬为司马。在白居易被贬往江州的路上，也途经襄阳，寄诗与贬往通州的元稹，描写经行襄阳汉水之上对友人的牵挂：“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寄微之三首》）元稹和诗有《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其二就有“襄阳大堤绕，我向堤前住”，在往来不息的“襄阳道”上发出“有身有离别。无地无歧路。风尘同古今，人世劳新故”的深重感慨和叹息。

“贬谪”是唐人生命中突出的一个现象，“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与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唐代没有经历过贬谪的官员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在被贬的官员中有相当一批都是贬非其罪的。……数量众多的贬谪诗作增加了唐诗的深厚度，同时也真实地记载了唐代逐臣的人生苦难”。这些诗作展现了个人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幸运。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四五）》）

总体来看。这些经过“襄阳道”的官员目的大都是岭南一带，而原因却不一样，如“宋之问是因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有这样那样关系而被贬谪，是罪有应得。……而张说在武后时的被贬是因为坚持道义触怒二张而被贬岭南的；到了开元年间，他再度被贬岳州。”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触怒朝中权贵而被贬。他们的贬谪诗歌都充满了“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的被抛弃感”。“怀才而难施的生命荒废感”。

在文人的书写中。“襄阳道”尤其是汉水这条水路成了有特定意味的城市景观，承接着文人的各种情怀。在他们的吟咏中，汉水这条自然河流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情冷暖和社会意义。

三、承载传奇的汉水：“汉水女神”的文学意象

更多的时候，汉水以神异的传奇性出现在唐人的吟咏中。其中梁洽的《观汉水》就很有代表性：“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汤汤。”在梁洽的诗中，不仅写到了汉水流经襄阳的大气象，也记录了汉水女神独属于襄阳的两个著名典故。诗中“求思咏游女”，说的正是历代流传在襄阳汉水边“汉水女神”的故事。《诗经》中的汉水有游女，是为樵夫思慕不得的对象。到了西汉又演化成郑交甫汉江遇游女之事，流传甚广。据刘向《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记载：“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彩其芝而茹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盻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襄阳耆旧记》卷3“山川”中也有“万山北隔汉水，父老相传，即交甫见游女弄珠之处”。文人循此多咏，使这个传说得以加强和流传。如王逸《楚辞·九思》有“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张衡《南都赋》有“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蔡邕《汉津赋》有“过曼（万）山以左回兮，游襄阳而南萦……明珠胎于灵蚌兮，夜光潜乎玄洲。”建安十三年，曹操不战而得襄阳，又逢“建安七子”在襄阳聚齐，于是曹操在汉水之滨设宴赋诗，命题“汉水女神赋”。唐类书《艺文类聚》中也收集王粲、杨修、陈琳等人的《女神赋》传世。

到了唐代，文人对“汉水女神”的典故书写更多。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他们对汉水之美的赞叹。隋唐之交的诗人李百药对此有绮丽的联想：“导漾疏源远，归海会流长。延波接荆梦，通望迩沮漳。高岸沉碑影，曲溆丽珠光……”（《王师渡汉水经襄阳》）王适联想起汉水女神：“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江滨梅》）。孟浩然有“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万山潭作》），“羊公岘山下，神女汉皋曲”（《初春汉中漾舟》）。张子容有“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二）。李白有“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岘山怀古》）。储光羲有“水灵慷慨行泛珠，游女飘飘思解佩”（《同张侍御宴北楼》）。

梁洽诗中的“投吊悲昭王”，是“汉水女神”的又一个版本。据东晋王嘉《拾遗记》卷2载，周昭王伐楚，返济汉，楚人献胶船，溺昭王，他的两位侍女延娟、延娱“夹拥王身，同溺于水”，化为神女。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二女无辜而死。深得荆楚人民的同情，“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及至“数十年间，人于汉江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对此二女，“汉江之人……立祀于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祠间”。晚唐诗人李善夷有一首《责汉水辞》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该事件：“汉之广兮。风波四起。虽有风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为下国而倾天子。汉之深兮，其堤莫量。虽云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为下国而溺天王。汉之美者日鲂。吾虽饥不食其鲂，恐污吾之饥肠。”此诗不是写汉水之美，而是责怪汉水夺走周昭王的性命，甚至进一步表达了对汉水的憎恶。还有胡曾，他的《咏史诗·汉江》也表达了对此事同样的悲悼之意：“汉江一带碧流长，两岸春风起绿杨。借问胶船何处没，欲停兰棹祀昭王。”

汉水游女演化成汉水女神的故事，有如《洛神赋》的叙述一样，以飘渺灵动的身影出现，惊艳于偶遇之人的眼前，又倏忽不见，消逝于汉水烟波之上，更使这条河流和逝水平添了灵异和悲情的色彩。唐人接受继承了这两个有关汉水的典故，来到这条古老的水流上继续流传着这两个传说，在诗歌的想象和书写中对这条水流赋予了浪漫的向往——与女神的遇合之后是与君王遇合的心愿，形成另一种诗歌中的唐传奇。

由此可见，汉水女神是独属于襄阳汉水段的一大景观，就连孟浩然出走异乡对着汉水的支流时也未敢忘怀，《登安阳城楼》云：“县城南面汉江流，江涨开成南雍州。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销忧。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骄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四、作为追求生命永恒的象征的汉水：关于“陵谷”的典故

汉水在唐人的书写中还常提及西晋时在此为官的杜预。《襄阳耆旧记》卷五“牧守”云：“杜预，字元凯。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预好留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在襄阳牧守期间。颇有作为，也担心“生前身后名”恐为时间湮没。于是。沉碑于万山之下，立碑于岘山之上。李百药在两首诗中都写到了此事，“高岸沉碑影，曲溆丽珠光”（《王师渡汉水经襄阳》），“水激沉碑岸，波骇弄珠皋”（《渡汉江》）。元稹在《渡汉江（去年春，奉使东川，经蟠冢山下）》中也写道：“山遥远树才成点，浦静沉碑欲辨文。”

然而杜预担心的后事却被唐元和时人鲍溶所讥讽：“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襄阳怀古》）杜预所预计的“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至于唐，此处并未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同时代的李涉也谈及此：“方城汉水旧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马独来寻故事，逢人唯说岘山碑。”（《过襄阳上于司空由页》）在时间的磨洗中，倒是同时代的羊祜留下的碑比起杜预的来说。更为长久一些，影响力也更大一些。对此宇文所安在《追忆》中把杜预和羊祜作了这样的比较与剖析：“……羊祜（同样）太挂念他的名了。然而，他所以能名扬海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最终都是由于他的仁，他对别人的关心，因而最终依赖于别人对他的看法。这种回忆的核心是目光朝外：他站在这个地方鸟瞰四周，想到的是在他以前站在同一地方向外环视的别的人：我们也一样，我们站在这里向四处望去，重复他的行动，重新体验他体验到的感受，想到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杜预的情况则不同，他自己为自己刻制了石碑：他认为将来的人在未来登上岘山时。会目光朝内而不是朝外，他们将欣赏山的本身，将从碑文里读到他的名字。”杜预认为时间将使汉水成为深谷，人们会在此观瞻到他为自己所立的石碑，同样是目光朝内的视角。“他所以会被后人记住，是因为他做了一件越轨的蠢事：他不懂得记忆怎样才能在复现和不断更新中绵延下去。他的‘名也保存下来了，但是远不能像羊祜的名字那样，给后来的游客带来深切的感受”。

杜预的作为虽未达到他理想的效果，但他在此咏叹的“陵谷”却常常作为一个典故出现在唐人的诗歌中。孟浩然有“归来一登眺，陵谷尚依然”诗句，以此怀念已不在世的老友。晚唐崔涂有“不随陵谷变，应只有高名”（《过陶征君隐居》）以此来写陶渊明的留名亘古。白居易有《青石——激忠烈也》诗，以大唐忠烈颜真卿和段秀实的事迹激励时人效仿之，也用到了杜预沉碑之典故。刻满两位忠烈事迹的石碑“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虽迁碑独存，骨化为尘名不死”，将永存于世。

汉水之中关于“陵谷”的典故虽带有主观刻意的意味，遭致了唐人的嘲讽，但它赋予了汉水在此追求生命永恒的象征意义，使经行于此的唐人深刻地思考起有限和无垠的时间意味，或因此追念不复存在的故人，或因此感怀先贤的流芳千古。

杜预刻意求永恒的心愿遭致了唐人的耻笑，而襄阳本土人氏孟浩然却以他高洁的志向和优美的诗篇成为与汉水紧密相连的一个名词。白居易写下“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游襄阳怀孟浩然》），他觉得襄阳山水钟灵毓秀的关键在于孟浩然及其诗篇的意义。

五、象征城市繁华的汉水：“大堤女儿”的文学意象

汉水经襄阳而过，有大堤绕城。自南朝起，此地便催生出一种乐府曲《大堤曲》，是为乐府西曲歌名，相和歌辞，内容多写男女爱情，与《雍州曲》皆出《襄阳乐》。梁简文帝《雍州曲》有以《大堤》为题的，为唐《大堤曲》、《大堤行》所本。至于唐代，这种有关襄阳的《大堤曲》和有关襄阳大堤的吟咏不绝于耳。甚至使“大堤”成为襄阳城的代称。

襄阳位于南来北往的要道之中，“是南北水陆总汇，由此过蓝田武关，北接河陇、关内、河东，通过襄阳至洛阳驿路抵达两河，故李骘称襄荆驿为‘十道之要路，十道者，乃就中晚唐政区而言，大约指关内、剑南、荆南、鄂岳、江西、湖南、黔中、岭南及两浙。这十道大部分是南方经济区，中晚唐时期这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在汴路不通后，此道也成了文武官员、使客联系京城的惟一大道”。唐代子兰的《襄阳曲》写道：“为忆南游人，移家大堤住。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写尽汉水经襄阳的水路繁盛。刘禹锡的三首《堤上行》以更为生动的笔墨描写襄阳汉水大堤的繁华：“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沽客，轲峨大艑落帆来。”从刘诗中可以想见的是堤下汉水中连樯的帆影，堤上酒舍旗亭次第开张，“征帆去棹斜阳里，被西风，酒旗斜矗”“繁华竞逐”的景象。入夜之后，“桃叶歌”共“竹枝词”的子夜歌声在汉水和大堤上远近传来。可见得襄阳汉水大堤的美酒成为此地的一大特色，李白流连于此，充满激情地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酸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麴便筑糟丘台。”（《襄阳歌》）

而令汉水襄阳大堤闻名于唐朝的是这座城市的另一道景观，“大堤女儿”。它甚至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意象出现在唐人的书写中。张柬之的《大堤曲》云：“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炬。魂处自目成，色授开心许。迢迢不可见，日暮空愁予。”“大堤女儿”的美艳令离开襄阳的游子有了惆怅之情。“大历十才子”李端在《襄阳曲》中更是写出“大堤女儿”的娇态：“襄阳堤路长，草碧杨柳黄。谁家女儿临夜妆。红罗帐里有灯光。雀钗翠羽动明珰，欲出不出脂粉香。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贾生十八称才子，空得门前一断肠。”在夜色中，大堤女儿在红烛昏罗帐中的绰约风姿，欲出不出的美态令经过此处的少年相思相望，一见即断肠。往来文人的书写加强了襄阳“大堤女儿”的声名，以至艳帜远扬。这种美使得张祜特地在花月夜来会闻名遐迩的大堤女儿：“大堤花月夜，长江春水流。东风正上信，春夜特来游。”（《襄阳乐》）这是暮色和夜色中的襄阳大堤，而孟浩然则写出了白日襄阳大堤的风华：“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大堤行寄万七》）春日的襄阳大堤，车如流水马如龙，王孙公子，游女佳人，“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无往非适。”这使得李白不仅为汉江的美酒和美景倾倒。更是为此处的大堤女儿倾倒：“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大堤曲》）连五代词人孙光宪也写道：“大堤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归，心不归。”

于是顺汉水而来多“风流岘首客”，沿汉水多“花艳大堤倡”（韩愈《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得长字》）。元和时人窦巩在《襄阳寒食寄宇文籍》中写道：“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这既是在写大堤风景之美，也是在写大堤女儿之艳。刘禹锡的《杂曲歌辞·踏歌行》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窦巩的提问：“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元稹也写到他曾在此的风流韵事：“襄阳大堤绕，我向堤前住。烛随花艳来，骑送朝云去。”（《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大堤女儿与他在夜间相会，白日各自风流云散。

至此襄阳的汉水大堤便成为了唐诗中一处风流的典故。晚唐诗人罗虬以此比红儿之美貌，“能将一笑使人迷，花艳何须上大堤”（《比红儿诗》）。李商隐有“风流大堤上，怅望白门里”（《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以襄阳大堤与东面的金陵相提并论。

唐人写到的大堤女儿不但美丽而且多才多情，却命远多舛。杨巨源和李贺都以怜惜的笔触写出她们的深情以及并不幸福的生活。杨巨源的《大堤曲》写道：“二八婵娟大堤女，开垆相对依江渚。待客登楼向水看，邀郎卷幔临花语。细雨潆潆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自传芳酒涴红袖，谁调妍妆回翠娥。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月落星微五鼓声，春风摇荡窗前柳。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鬟。无端嫁与五陵少，离别烟波伤玉颜。”李贺的《大堤曲》写道：“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

《全唐诗》中有一首作者是“襄阳妓”的《送武补阙》：“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尊。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孙。”《全唐诗》关于这首诗的注解云：“贾中郎与武补阙登岘山，遇一妓同饮，自称襄阳人。”此襄阳妓应也是“大堤女儿”之一，有以芳草自比怨离别之意。该故事又出现在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11“妓赋诗送武补阙”条中，时间变成了宋初，可见这位襄阳妓的诗才了得，自唐诗出又被收入宋诗中。在南宋人的渲染下，李昉与所谓的吕太守听人介绍这位才色出众的襄阳妓后，竞魂牵梦萦。可见这位襄阳大堤女儿之出色。温庭筠也有诗写到大堤女儿的多才：“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

襄阳的“大堤女儿”随着唐代的盛衰也有变动。盛时以李白的“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襄阳歌》）为代表。随着中晚唐的颓势，“大堤女儿”也不复盛时之况，顿减颜色，“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施肩吾《大堤新咏》）元和时人施肩吾甚至写到这些“大堤女儿”的薄情重利：“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冶容色，意欲取郎千万金。”（《襄阳曲》）张潮《襄阳行》也有此意：“玉盘转明珠，君心无定准。昨见襄阳客，剩说襄阳好无尽。襄汉水，岘山垂，汉水东流风北吹。只言一世长娇宠，那悟今朝见别离。君渡清羌渚，知人独不语，妾见鸟栖林，忆君相思深。莫作云间鸿，离声顾俦侣。尚如匣中剑，分形会同处。是君妇，识君情，怨君恨君为此行。下床一宿不可保，况乃万里襄阳城。襄阳传近大堤北，君到襄阳莫回惑。大堤诸女儿，怜钱不怜德。”衰时以文宗时人李涉的描述为代表：“谪仙唐世游兹郡，花下听歌醉眼迷。今日汉江烟树尽，更无人唱白铜鞮”（《汉上偶题》）。两相对比，令人叹息。

可见唐人笔下汉水边的“大堤女儿”极富盛名，也随着朝代兴衰而变幻着容颜。从一个侧面来讲，唐诗中对“大堤女儿”兴衰的描述也是这个时代和城市兴衰的一种表征。

汉水首先以其自然丰美的自然景观进入到襄阳城市居民的视野中。它发源于陕西，流经两省多市，为何在唐时能成为独属于襄阳的城市景观和文化交流场所，甚至成为襄阳城市的代名词？从本文研究的城市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首要的前提应该是唐时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华的经济催生了文学对汉水这条河流和这座城市的关注和书写。唐时的襄阳汉水之上，南船北马，川流不息，吸引了诸多才子佳人、行人谪客来此驻足停留。或为其清澈丰美的特质所倾倒。或在其上倾吐对京华和故土不尽的相思与叹息，或对其相关的传说加以持续地想象，或在此思考个体生命如何永恒的主题，或在此留下风流佳话，为汉水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可以这样说，正是唐人在襄阳以汉水为题留下的这些诗篇才使得其水清如玉、堆沙如雪的宏大气象，丰富物产、秀丽景色得以扬名天下，并逐步成为襄阳的代名词。当今天一说到汉水，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便是襄阳。也正是唐人这些文本的书写，才使得唐以前已在襄阳汉水一带流传的“汉水女神”、“杜预沉碑”这些传奇或故事得以加强和深化，与深负人格魅力和诗篇感染力的本土人氏孟浩然一并形成了襄阳独具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于唐人的广泛关注，才塑造出襄阳汉水“大堤女儿”这群美丽忧伤的女性形象。并逐步打造出汉水绮丽的文化意象。

由此可见，文学之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正是在人与河流，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流经襄阳的汉水不再仅仅是一道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被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内涵的人文景观，是唐时襄阳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重要体现，也从侧面折射出唐时襄阳城的兴衰。

随着历史变迁，时光磨洗，唐人笔下那“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的场景已逐渐湮灭，而从唐人诗文中挖掘出来的汉水独特文化内涵却依然熠熠生辉。这些“富有地方特点的名物进入诗歌，不仅有鲜明的生活气息，而且有可能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背景特点，这些名物进入诗中，其含义已超出名物自身”。

这些文本记录了这条流水，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留下的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叙述对于当下构造襄阳城市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把汉水这条自然河流景观，特别是通过人与河流相互交流所形成的人文理念、历史遗产作为特有的巨大优势，激发人们珍惜自然，保护遗产，利用资源，开发未来的激情，使襄阳因水而美，因水而繁荣，因文学而独特，因文学而更加有名，使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像千年之前的唐人一样，为此停留驻足，延续叠加它不朽的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 刘保昌）